[摘 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简明而完整的概括，是世世代代想要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人们都不能不研读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在《序言》中说明的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同时也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运用和得到证明的过程，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序言》阐明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阐明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结构，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的规律，阐明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典表述

1859 年，刚过不惑之年的马克思在经过自己一生中黄金时代 15 年的潜心研究后，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1](P167)这些重要观点以高度概括的语言集中表述在该书的序言中。这篇序言成了后来人们理解和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依据。人们要想准确、深刻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不能不认真研读它的原创者马克思本人对其基本原理所作的这一最重要的简明而完整的表述。

一、《序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点的扼要阐述

    1．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马克思在《序言》中说明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这一经过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运用和得到证明的过程，它表明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组成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马克思上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又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毕业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在 1842—1843 年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撰写文章参与了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法、关于摩泽尔农民状况等问题的辩论，这使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P588)(以下凡出自这篇文章的引语均不再加注），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离开《莱茵报》后，在开展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基础上，马克思先后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认识到，“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而“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3](P409)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指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为了解剖物质的生活关系，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 1843 年 10 月到达巴黎，与卢格筹办《德法年鉴》。1845 年2 月他被法国当局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居住到 1848 年二月革命爆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这几年是马克思的思想迅速发展、新的世界观形成的时期。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下了 9 本经济学札记，即《巴黎笔记》，其中包括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的摘要。马克思称赞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马克思在巴黎写下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把哲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的重大成果，它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初步解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由此开始了以劳动为锁钥的对社会发展史的探索。在 1845 年 3 月写的评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文章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李斯特唯心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发挥了自己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并且预言无产阶级明天将砸碎自身的锁链。在这期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交替进行，彼此促进。1844 年 8 至11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他们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通过批判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接近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845 年春，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且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见解，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长篇巨著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但是它第一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标志着新的历史观的形成。

 在 1847 年撰写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经济观，第一次以论战的方式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在 1847 年 12月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和 1848 年 1 月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1848 年 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这一纲领性文件以透彻而鲜明的语言向全世界公开阐明了共产党人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2．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经典表述

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接下来的一大段文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作了扼要的阐述”。[2](P597)此后一百多年来，这一阐述无论是在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中，或在各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中，都曾被大段地加以引用和阐发，始终被认为是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的“完整的表述”。[4](P424)

 马克思这一段经典论述所表达的历史观，是他在19 世纪 40 年代通过对哲学、历史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形成，并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表述出来的。1848 年 2 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中断了理论研究，投身于革命实践之中。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欧洲革命风暴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马克思 1849 年迁居伦敦后才得以重新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当时英国站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前列，伦敦是国际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大量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所以伦敦对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从 1850 年开始，马克思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到 1853 年，他写下了 24 个笔记本的《伦敦笔记》。面对 1857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发狂似地通宵总结”[1](P140)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写下了 8 个笔记本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标题的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这就是《资本论》的第一稿。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在其序言中说，“这部著作是我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5](P7)

列宁曾指出，《序言》中所表述的“天才的思想”，在 19 世纪40 年代提出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6](P7)“马克思在 40 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6](P9)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根据大量材料研究了商品经济体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同时它又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证明。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问世时，他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6](P10)

《资本论》问世后的一个多世纪来，马克思在《序言》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中又经受了反复的检验，被证明为科学真理，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序言》中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基本的范畴，勾画出社会形态的一般结构，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些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这些科学范畴并运用它们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是人类对社会历史认识中的飞跃。《序言》作为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总的结果的简要表达，集中地阐明了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

在马克思 19 世纪40 年代的著作中，已经广泛使用“生产力”这一概念，而生产关系当时是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换和消费形式”等来表达的。这种物质关系作为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则被称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们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力作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对每一代人来说，“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1](P43)而“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1](P42-43)“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7](P130)“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7](P131)

    到 1859 年，这些概念及其间的相互关系，都在《序言》中得到了更精辟的表述，从而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范畴被确立起来。《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一论断明确地提出并阐明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其一，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关系；其二，生产关系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具有客观性的关系，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它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6](P8)其三，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也就是说，它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因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关系。制定“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序言》进而运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提出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重要范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基础”，是因为有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它是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而“上层建筑”，则包括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就这样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这就使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2．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重要论断明确地指出了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旧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总是从人们的头脑中，或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去寻找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而马克思则揭示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的历史观作了这样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7](P92)

 这里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出发来描述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观。在《序言》中，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原理得到了更加简要而明确的表述。恩格斯指出，这个原理“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因为这个原理揭示了，“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2](P597)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方式”一词在不同场合有过不同的用法。《序言》中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马克思经常在这种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比如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任何别的生产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8](P985)

    3．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制定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也就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序言》对这个问题明确地作出了同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唯心主义历史观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唯心史观的根本错误，就是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把社会意识当作决定的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针对着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P73)“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P72)即使是人们头脑中的模糊的幻象，也是他们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道德、宗教、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而改变的。在《序言》中，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原理明确表述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的确立，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标志着马克思在整个世界观史上实现了变革。恩格斯在他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出，这个原理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它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2](P598)从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是建立在思想观念是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的基础之上的。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才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之上，有关社会历史的各门学问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揭示了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得出了革命的结论。

1．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社会革命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导致社会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和一般过程。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对自然界的关系，因此，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运动的。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而必然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生产关系作为人们的经济关系会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反映为法的关系。法律上讲的所有权，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法权上的反映。“财产关系”是一种法律用语，它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第二，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一定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而形成的，所以它在这一阶段是同生产力相适合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会由新变旧。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7](P152)这时历史的发展就产生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形成了变革生产关系的物质前提，呼唤着社会革命的到来。

第三，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它同自己相适合。当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时，必然要求变革建立在原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马克思的论断包含了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点：一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都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而改变，并无例外；二是上层建筑中不同部分的变革有“或慢或快”的不同，不是同步的。这是因为，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程度、不同表现的相对独立性。同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剧烈变革相比，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变革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新的历史观时，针对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着重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实现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变革。而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当时还未能作出充分的阐述。恩格斯在他的晚年，针对着那种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因素的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曲解，着重强调了历史的辩证法，论述了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从而阐明了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基础上各种因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了非常革命的结论。

    2．“两个决不会”的科学思想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了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必然性，又提出了考察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区分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的物质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这二者，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反映、表现，以物质经济条件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根据来分析形势，就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转化成了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原则，运用于考察变革的时代。马克思根据这样的考察，得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社会革命是旧的社会形态灭亡，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革命的发生，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因此，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消灭的；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要求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取代原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是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所以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两个决不会”表明，革命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运动客观规律的表现，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所强调的，是社会革命有其客观根源，是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但是，有些人却曲解马克思的思想，用来指责、否定已经发生的革命。有人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的，所以注定要垮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主观地人为的，所以应该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实际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维护它的上层建筑已经成了生产力的桎梏，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没有这样的客观根源，革命就不会发生，更不会取得胜利。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成功已经成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是社会实践对其具有客观根源和客观必然性的证明。欧洲 1848 年革命后，恩格斯在论述这场革命时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的满足。”他强调，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7](P483)恩格斯在写下这些话之前不久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还说过：“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9](P210)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生，本身就是“两个决不会”规律的表现，革命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正是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性的物质力量”。

四、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

在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序言》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概述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1．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中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序言》中还使用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一简明的论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深刻的思想。

“社会形态”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范畴。“社会形态”是概括一定性质的社会并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区分开来的一个整体性概念。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就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以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从所谓“人的本性”出发，去讨论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不能区分不同性质的社会；他们着眼于社会意识去观察和说明社会，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马克思观察社会历史所用的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如列宁所指出的，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分析，“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6](P8)一定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的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0](P101-102)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6](P8-9)社会形态的发展之所以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史的过程，是因为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统一的社会形态，其发展变化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因而具有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在观察社会现象时，只看到人们的社会思想和主观目的，不能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因而不能把历史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准，是生产方式，特别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马克思在19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把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理解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以此为根据划分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几个阶段，他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7](P345)在《序言》中，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里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当时是指东方存在过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的生产方式。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 1877 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成果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对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有了清晰的认识，此后便把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看作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是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并用原始社会取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位置，完成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已经实证地考察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作出的科学预测，今天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经受住了历史实践的检验。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中先后出现了这五种社会形态，这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历史中从未出现过除这五种之外的别的什么社会形态，这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表现。由于自身具体条件的不同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并非所有民族都以典型的形式依次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其间既有某一社会形态的跨越，也有前进中暂时的曲折、倒退；一定形态的社会并非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其他社会形态的因素。这些复杂的情况并未否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客观普遍性，而是表明历史的发展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规律体现于多样性的形式之中。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由此决定的历史的阶段性、顺序性，揭示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是指导我们从实际出发去认识各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可以套用到具体历史过程上去剪裁历史的公式或教条。社会形态理论对于各门社会科学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的研究一样重要。列宁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

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识（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6](P10)没有这一科学理论做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

    2．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概述，最后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位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必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生产方式，它的存在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一方面是失去了生产资料、仅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的无产阶级。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这种对抗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对抗。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的序言中说，《资本论》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0](P102)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冲突的萌芽，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同狭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冲突，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要求炸毁这个外壳。虽然资产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来缓和矛盾，但终究不能克服这种矛盾和对抗。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物质经济条件，同时，资本主义越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越壮大，资产阶级社会造就了置自身于死地的社会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的历史过渡性质，它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结构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0](P108)《序言》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在阐述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最后以宣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灭亡而结束，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完美的统一。在《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的最后部分，有一段结论性的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11](P382-383)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扼要概括，其落脚点同样是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现实历史结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 列宁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