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琪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人的生命有起始就必定有终结。死亡督促着人们为生命赋予意义，而对死亡的认知与接纳也随着人类年岁渐高、学识渐长而逐渐完成。而在《庄子》与《斐多》中，中西两位所处时代相近的哲人也凭借自己对死亡的认知，完成了人类对生存意义的探究。

“人类死后精神世界何去何从”这一生死问题的根基，从一开始就将苏格拉底与庄子的观点彻底从根本上加以区分，进而使他们对死亡本身的认知上产生巨大的差异。

作为精神不灭论的忠实拥趸，苏格拉底将人的精神，信念，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主观意识部分称为灵魂，而在《斐多》全篇中，他所论证的终极观点就是“人死后灵魂仍将存在”。他把至真、至美等抽象概念称作“本质”，认为这种“本质”是永恒而不会消散的，但是用上这些“本质”来形容的事物往往是一直在变化的。肉体由于肉眼可见，也具有易于变化的特质，因此和凡俗间美的事物相近，而灵魂肉眼不可见，在脱离肉体影响独自思考时就会进入不朽不变的境界，因此其本身也应当和“本质”一样是不变的。因此，肉体的消亡后随即是灵魂的永生。不仅如此，他为脱离肉体的灵魂安排了不同的去处，凭他们生前是否善良虔诚，判处该当的报应。在苏格拉底的设想中，经过审判的筛选后，灵魂会被分至天堂、苦湖和地狱，而最高处的天堂的所聚集的全都是理性与美的追求者，掌管真善美的神，以及一个真正的颜色绚丽、表面被宝石和金银所装饰的、不同于我们所见的已被腐蚀的地球，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远比现世纯净优美的世界。因此，作为一个追求至美，热爱真理的哲学家，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死亡只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是一种从俗世上升到天堂的跃迁，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是他终生的追求。

与苏格拉底直接创造出一个死后的世界不同，庄子则接受了人死后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失去包括理性与智慧在内的所有自我意识的事实，承认并接纳了人类本能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因此带有一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庄子并没有想象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是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造物主手中，借此融入无穷无尽的境域里，使自己的精神在自然里得到安息。不同于儒家强调世上有比死亡更重要的事物，将生的质量赋予仁义的理念，庄子对于死亡的认知是较为客观而易于被接受的：既然人死后不再具有意识，那么生死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来说，确实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代表庄子没有为淡化人们对死亡的畏惧而做出努力，他一直试图引导人们接纳一个观念：就如一件事有了结束才能拥有开始，人的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庄子·内篇·大宗师》中，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结交时的宣言，正好能深刻地体现庄子的理念：“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随后，庄子进一步拔高了死亡在人生命中的价值，认为它不仅是生命所必然进入的一种安息的状态，还是对种种人生负累、责任和压力的解除，使人解脱生命与人的身份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而获得真正的安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此，凡是以自己活着为乐事的人，也就应该以自己死去为乐事。这种观点与乐生畏死的传统观念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凸显了死亡在精神世界与生命历程中作为终端的重大意义。

尽管苏格拉底和庄子的死亡观从本质上大相径庭，两人面对死亡所怀有的豁达乐观的心态却十分相似，对于丧葬的态度也有着同样随性而又不拘小节的做派。

苏格拉底对他心目中的纯净世界有着令常人肃然起敬的向往。其对死亡的欣然接受完全出自他对死后世界的坚信不疑，他的勇气来源于他对于理性的信仰。他在书的开头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唯独他们最不怕死。”这种对死亡的淡然和纯粹理性的狂热追求贯穿《斐多》全书。在结尾部分，苏格拉底饮下毒酒，即将死去的时候，他的徒弟们情不自禁放声大哭。苏格拉底仍然神色平静地对他们说：“人最好是在安静中死。你们要安静，要勇敢。”随后他躺下，怀着解脱世间疾苦的快乐心情过世了。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欣然接受完全出自他对死后世界的坚信不疑，他的勇气来源于他的理性的信仰。至于死后的肉体处置，苏格拉底的态度则比对死亡更为轻视。尚在活着的时候，他就已将人的组成部分直接分为灵魂与肉体，肉体只是承载灵魂的一种器具。如果说庄子将人的肉身作为造物者给予自己而后又必然收回的一种形体上的宝贵馈赠，苏格拉底则认为脱离了灵魂的肉体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再将其称为苏格拉底甚至是一种有辱灵魂的做法。在指导学生克里如何处置自己的尸体时，苏格拉底这样说：“在我的丧事里，别说他是在葬苏格拉底，或是送苏格拉底进坟墓，或是埋掉他。……你该高高兴兴，说你是在埋葬我的肉体。”苏格拉底对肉体表达出的急于摆脱的情绪，与他对于灵魂和肉体关系的认识不无关系。

不同于儒家对于丧葬环节中按“礼”埋葬并祭祀、要发自心底而“哀”的要求，庄子在思想上并没有体现出对肉体的特殊对待。在《庄子·外篇·列御寇》之中，他在面临死亡，安排自己的后事时，断然拒绝自己的弟子以过于奢华的方式陪葬，表示要“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选择天葬的方式处置尸体。面对弟子们怕老师被秃鹫分尸的担忧，庄子则以幽默的方式反驳说：“弃尸地面将会被乌鸦和老鹰吃掉，深埋地下却也会被蚂蚁吃掉，夺过乌鸦老鹰的食物给蚂蚁吃，怎么如此偏心呢！”言语之间，表现出随性的心态，更体现出了庄子思想中以顺应自然为准则的“天道”：人作为物质死后回馈生灵的方式，以达成自然开始与终端相互的循环。

尽管庄子认为参透了生死转化的道理便不必为丧葬大动干戈，但另一方面，他知道常人难以摆脱对死亡的忧惧，生和死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但其对于人的意义并非绝对毫无差别。因此，圣人的做法应该兼觉悟而顾情理，这又比苏格拉底的作风更具有一丝人文情怀。秦失前往吊唁老聃时，也大哭三声才离开；孟孙才作为鲁国善办丧事的代表，也没有让自己的觉醒惊扰俗世间的礼仪，“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对人性的体谅与怜悯：为了给仍在现世的人以安慰，丧葬和哀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

由于苏格拉底坚信着灵魂永存，审判将至，他对死后世界的期待使得他从死亡观倒推回来，自制了一套严苛的生存观。苏格拉底将人性中欲望和理性的部分作了明显的划分，并执着地认为人类的各种欲望都来源于肉体自身。灵魂则被他描述为永远追求真相与美的纯洁存在，但时时被肉体的种种感受与生理上的欲望，甚至是因患病而产生的烦恼拖累。对于他来说，情感表达的需求和维持生命的需要一样，都是对灵魂的诱惑。因此，在苏格拉底眼中，肉体是在哲学家探索哲学的道路上无法摆脱的绊脚石，灵魂若不极力排除一切由于肉体产生的干扰就会被肉体束缚奴役，只相信尘俗之间有形的享受，对无形但更加真实的智慧视若无睹。苏格拉底极力否认情感与肉欲对于人理性认识的作用，认为经由感觉得到的形形色色是虚假的，而沉溺于感官刺激的人是极其愚昧的，尤其是肉体虚伪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快乐，还会误导灵魂贪恋物质的享受与俗世间的情感，从而放弃对理性思维中抽象实体“本质”的追求。因此，一个人只有约束自身感情而行为适当，通过自身节制，使灵魂脱离肉体得到哲学的救助，永远跟随理智的步伐，才能不被肉体所“污染”。

如果说苏格拉底对人们的要求就是节制生前的欲望，一生摈弃肉体的享乐与装饰，那么庄子就是连他的这种有刻意的摈弃都要舍去。庄子并不相信死后有灵魂永存，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他和苏格拉底对于人在世时所应持有的生活态度的看法。由于庄子认为万物具有相对性，无论是剧烈的肉体情感还是理性的思维都是具有局限性而不可靠的，因此他所强调的天性是一种既脱离了强烈肉欲又脱离了坚定意志的返璞归真，无刻意所为的淡然状态。他要求人们遵从天性，淡化生存的痕迹，接纳自然之道，顺应变化而不去刻意寻求变化。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庄子否认过度压制的人的欲望，并肯定人在认知世界中渴望动用感官的诉求：“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因此，他认为凡是不能够使心情保持平静愉悦的状态来颐养寿命的人，都违背了常理。他极力反对脱离自然，刻意以人为的主观意志想法改变自身天性的行为，认为人世间无论是树立德行还是建功立业，本质上都是祸害本性，被世间俗物所困。在《庄子•外篇•骈拇》中，他直接将为大义而死的贤人伯夷与为了私利而死的盗跖相提并论，称他们是旗鼓相当的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的人。这一看法虽然有失客观，但确实体现出了庄子对于生命中天性的重视。正是因为肯定了生死在人类生活中的分量，庄子才会竭力地推崇自然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纯真无瑕、不喜生也不畏死的圣人境界。

庄子与苏格拉底两人对于生死认识上的差异，本质上都归结于中西两种展现形式相似但根源不同的哲学观念。苏格拉底在论证灵魂的永恒性时所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典型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且该对立面只能从与该事物相反的概念中产生。每一对相反事物中都存在双向性的变化，就如同人常在睡与醒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之间辗转一样，人的存在也能在生与死之间反复转化，死人纵使肉体湮灭灵魂也终将复生。再者，正因为所有变化的形式都是两元斗争的结果，便不存在“中间”这一状态，无法为肉眼所见的灵魂便作为可见肉体的对立面而存在着，既然前者是智慧理性的代名词，后者便自然而然成为愚昧和欲望的化身；又由于后者是时刻变化的，前者便必定是永恒不变的。苏格拉底对灵魂永生的信奉，本质上是对这种二元特性的一种信奉。而庄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对于二元之间的关系有着更为感性和微妙的认知。尽管他能够理解苏格拉底式的对立性，但庄子更多地认为二元之间是相互并存与依赖的。《庄子·齐物论》中便阐述了这种对于对立面所具相对性的认识：天地万物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事物的每一面都有其利弊，看似截然相反的物质其实出于同一种“大道”。在《庄子·秋水》中，这种观点得到进一步阐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由此可以看到，庄子对于事物两面的认识中，相对性的重要性是要远大于其对立性的。人们固守的不同立场导致观点上的分歧，因此意识到任何观点都具有片面性和相对性，从而不偏执于事物的某一方面，不刻意去区分优劣，将自己置于自然的道理中，不以自身去衡量万物而是去包容一切，便是庄子对于自然之道的理解与实际运用。这种与苏格拉底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东西方思想差异性的一种体现。

作为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哲人，苏格拉底和庄子对于生死的认识都超脱了他们的时代，甚至对今天的我们也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诚然，两种学说都具有其局限性，例如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使他否认认识的客观来源，以致他的学说既客观上依赖于感官又主观上否定感官，这种矛盾使死后世界的存在逻辑上变得不那么严密；而庄子对于人主观意志的片面批判又容易使人无法发挥自身的能力去探索或改造世界，甚至可能变得碌碌无为，虚度终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前者对真理的热爱，理性的执着，后者对死生同源以及事物相对性的前瞻性认识，这些智慧都值得当代每一个人借鉴。而这两者所表现出对死亡的共通的豁达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怎样生、如何死的探讨，以及这些观念的文化成因，也能反过来激起我们对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件事的深刻思考。

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地步，死亡对我们来说始终是充满着未知的领域。我们尚未知晓死亡是否真正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终点，却也深刻明白“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道理。而持续不断的阅读和思考，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充盈与完善，外加将哲学思想应用到实践中的体验，能够使我们作为一个更完善的个体，端正对生死的心态，从理性与感性双方面更客观成熟地看待生死之间微妙而又值得深思的距离，从而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更清醒而丰富的认识：从明白死为何物，到坚定生该何如。

现代交际202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