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我在广州天河区的棠下村，偶然认识了一位餐馆老板。闲聊中，他跟我说了很多棠下村的故事。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详见：广州最早醒来的地方，深藏着十万河南人的江湖）。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对广州“河南村”的兴趣，有人还特意来这家餐馆吃饭，找老板聊天。

前段时间，老板联系我，问要不要和两个住在城中村的河南出租车司机一起聊聊。一年过去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受疫情影响大不大，于是欣然答应。

隔着一年的光阴，再来到棠下，这里的街市依然热闹。

棠下北社的河南美食街上，郑州、周口、许昌……河南起码一半地级市名，都能在两边的店招上找到。胡辣汤、煎包、烩面，看起来不输于河南本省的出品。“河南省汤”胡辣汤，6块钱一碗，这个价格，和郑州一样。

这里的河南人密度，可能是河南之外最大的。走在街上，到处能听到河南口音。一个老奶奶，在楼下对着巷口扯着嗓子喊一个名字，可能是喊孙子吧。这种感觉，特别北方，颇为乡间。

和河南美食街平行的另一条街道上，握手楼之间的狭窄通道，布满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店招。至于每间小店是否换过主人，换过几次主，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但去年的那家“苏鲁豫皖大排档”的招牌是换了。现在改叫“品记”，羊肉汤和烧饼没有了，改做炭炉羊肉和鸡煲，不过老板还没换。

去年上半年，这个老板的生意不好做，五六月份受疫情冲击，只能勉强支撑。下半年，决定试试新品种，主打羊肉和鸡煲，没想到生意还不错。因为老板爱好交友，厨师出品上乘，这间店规模越做越大，回头客尤其多。

不过他也遇过一次飞来横祸。夜里下班时，骑着电动车被汽车撞倒，锁骨断了。手术后没到一星期，就忍痛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因为店里实在离不开人。他确实瘦了一圈，一年下来，又显老不少。

那是一个周四晚上，我观察了一下，室内和室外基本都坐满了人。每个餐桌上摆放了一个炭炉，羊肉在砂锅里翻滚，热气氤氲，欢声笑语。来这里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城中村的，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是有钱没钱，和朋友家人一起吃饭时，都是开心的。

也许是受了这种气氛的感染，心里忽然就欢喜起来。

两个面相忠厚的男子，已经在里间等着了。年纪大点的叫朱光辉，年轻的叫王腾飞，都是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人。

珠江新城的猎德村拆迁改造之后，棠下村算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面积仅有4平方公里的棠下，常住人口约有26万，其中有10万河南人，当中又以周口人为最多，周口人中又以西华人为主。

上世纪末，一批周口人发现广州更好赚钱，于是纷纷从厦门、汕头等地迁过来。那时，棠下离主城区还挺远，房租非常便宜，他们便在这里落脚聚集。久而久之，河南老乡越聚越多，这里便成了著名的“河南村”。

根据七普数据，河南人口流向广东的最多，为277万人。2013年，这个数字更是高达320万。据说广州棠下，便是这些身在广东的河南人心中的“麦加”。很多人来广东的第一站，都是先在棠下落脚，然后再从此出发，去往周边讨生活。

我以为朱光辉比我大，一叙起来，还比我小几岁。王腾飞虽然是90后，但已在棠下住了十几年，是年轻的老司机。

两人体型都偏胖，做他们这行的，整天不动，想不胖都难。一提起这个，两人的话就收不住。

“做我们出租车这个行业，职业病太多了，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每年都有三五个死掉，都是我们那边的。要是死在车上，公司还给赔一点。要是死在出租屋里，只能自认倒霉了。”

王腾飞接过朱光辉的话说：“去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家死在被窝里，跟我是一个大队的。下班时还好好的，吃完饭就回家了。后来打电话，怎么打都没人接。把门弄开一看，早就死了。还没到30岁，心梗。”

我惊讶，心梗一般不都是中老年人才容易得的吗？

两人吐槽，每天开车超过12个小时，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

我问他们俩为何不转做网约车？

王腾飞说，开出租车开习惯了，而且网约车全靠平台派单，它不给你派单，你就死了。平台看你接了四五百块的单，就不再给你派了。但是出租车不一样，有空就到处转，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过，总的来说，在疫情和网约车的夹击下，开车的收入越来越少，离开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

“在棠下，停了一排出租车，找不到司机，就空在那。”朱光辉说，以前两人开一辆车，一人白班一人夜班。但是现在没人来顶班，只能一个人做完“大班”，连续开十三四小时是常有的事。

这分明是用命在拼。那一个月能挣多少？

“像我一个月也就不到一万块。”

为了这不到一万块的收入，他们付出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饮食不规律。开出租车时间长的，都有肠胃疾病。有时到了饭点，要么客人还在车上，要么能停车的地方没饭吃。有时乘客去的地方挺远，一下子就过了饭点。在外面吃盒饭，最便宜的套餐，起码也要15块。有些人不舍得，就忍到下班后连着晚饭一块吃。

其次是常年坐着不运动，腰椎颈椎和腿脚都易落下病根。王腾飞说，有一次一个同行借手机给乘客打，那个手机是他妈妈省吃俭用给他刚买的苹果手机。结果，乘客打着打着电话，突然就撒腿跑了。他赶紧下车追，结果没跑几步，就迈不动腿了——坐的时间太久，腿部血液不畅，腿麻了。

另外，开车时说话少，对身体也不好。“你知道我们开车经常会聊微信，不是我们是话唠，而是多说话对我们身体有好处。闷着不说话的话，几个月几年下来，真会憋出毛病。”朱光辉说他以前因为在车上不说话，还被乘客投诉过。

“我们青春献给了方向盘。再这样拼下去的话，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在车上倒下。”朱光辉说。王腾飞听了，也有点唏嘘。

当然最难受的，是必须要忍受和家人孩子的分离。

朱光辉似乎早就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也一直等着我问。我一问家人孩子在哪里，他立刻眼圈发红，赶紧抽了几口烟。

也许同行老乡之间，都默契地不谈这个问题。男人之间，谁会随便展示自己的脆弱呢？

但是，我是一个陌生人，也是一个职业听故事的人，所以他不想再掩饰什么。

“谁不想孩子跟生活在一块呢？谁都想啊！关键是，你跟孩子在一块，就赚不到钱，要开销，要上学，老子和孩子都要养活。你没办法，为了这个生活，没办法呀。”

谈到孩子，朱光辉语速很快，普通话说得也没那么溜了，不时冒出几句河南话。

“每次给孩子打电话，他们都问，爸妈你们啥时候回来啊？我把家里面都给你收拾好了，被子也晒过了。”朱光辉的表情，又难过又开心。

朱光辉上一次回周口，还是疫情前。回来那一夜，两个孩子高兴坏了，一夜基本没睡，跑啊，闹啊，笑啊，终于能见到爹娘了。

两年没回去，朱光辉想儿子女儿，想到心疼，想到哭。

以前每年寒暑假，还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逛逛长隆，喝喝早茶。一家四口人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哪怕自己打地铺，整个屋子没有下脚的地方，但每天回到家都是开心的。可是疫情迟迟不过去，他不敢回，也不敢让孩子过来。

提起一双儿女，他又满是幸福。他说儿子的成绩不错，应该能上县城的高中。女儿很贴心，嘴巴很能说，会说爸爸辛苦了，赶快坐在这里歇一下，我给你倒点开水，还会说今天我做了什么，学了什么。总之，嘴巴是不停的，就是要让你知道她看到爸爸很开心。

他说，现在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到孩子身上，这个还会有点把握。

朱光辉的妻子刚回去几个月，照顾一下两个孩子。两人平时通话，经常因为钱争吵。“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一个开出租车的，累死了也就只能赚这点钱。”

我问，怎么不把孩子接到身边来？一家人在一起，苦点累点也值得啊。

朱光辉给我算了一笔账。

他说，隔壁这个学校（注：棠下小学），一学期借读费就要一万多元，一年下来，光借读费就要三万块。其他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孩子读书一年要花四五万，根本供不起。另外，外地孩子过来读书，如果上私立学校，本地学生哪怕成绩没那么好，学校都接收。但是外地的孩子，必须要考到90分以上，学校才接收。

以前开车赚的钱多一些，还有部分老乡会把孩子接过来。但这两年，赚得少物价又高，基本都是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帮着带。

他指着一旁的王腾飞，说羡慕他父母很年轻，帮手带孩子也不会很累。

现在他们这些人，进退两难。留在广州，生存压力大，和家人分离，孩子也见不着爸爸，生活质量低。回老家吧，能和家人在一起了，但挣的钱更少，各样开销又样样离不开钱，也是一个“难”字。

我想起一句话：我抱着你就无法搬砖，我搬砖就无法抱着你。看着面前的两个男人，我心里五味杂陈。

这两年的疫情，对于他们这些出租车司机，影响特别大。

两人说，这两年收入跟往年相比，差不多少了三成。各行各业日子都不好过，相应的，打车的人就少了很多。再加上网约车的夹击，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是一落千丈。但是每个月还要交1525元社保，全部个人交。

旁边的“品记”老板插话说，棠下住了很多房产中介，以前他们平均一个月能拿下一个大单，然后会请同事聚餐庆祝一下，现在三四个月都没有一个大单。

话题转到棠下的餐饮行业。

“品记”老板说，做餐饮的河南人，这两年压力很大，房租涨，人工涨，食材涨，但是饭菜价格不敢随便涨。一个多月前，他们在群里讨论要不要涨价，结果讨论了一个月，最后才统一将胡辣汤，从5块钱涨到6块钱。所有河南卖馒头的，也开会讨论，把馒头价格从1块5两个，调成1块钱一个。

看着涨幅不大，但是棠下饮食行业的顾客是朱光辉、王腾飞这些收入不高的人。他们做的是重体力活，对口味要求不高，但希望花最少的钱吃最多的饭。王腾飞也说，“我们这些老乡难伺候。”我理解这里的“难伺候”，是指他们对价格敏感，不舍得花钱。

因此，这些河南餐馆都在拼价格。不过，包子的皮越来越厚，肉越来越少。

就着热腾腾的羊肉煲，朱光辉王腾飞谈兴很浓，米酒一杯接一杯地喝。

我问他们，平时经常喝酒吗？

“品记”老板说，他们这些人平时都喝白酒，因为省钱。一瓶二锅头18块钱，一瓶啤酒最便宜也要7块钱，一个人能喝七八瓶啤酒。这些干体力活的人，喝酒是为了放松，为了好睡觉，一瓶二锅头下肚，回去倒头就睡，效果特别好。

“以前夏天，外面的路边，都是光膀子的出租车司机，全部喝的是二锅头。”他指着门外说。

九点左右，隔壁的胡辣汤店老板进来了。我以为他刚下班，结果他刚开工不久。原来，这些河南餐馆，营业时间和正常餐馆不一样。晚上五六点开工卖第一餐，凌晨十二点到一两点是第二餐，早上四五点是第三餐。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

跟我聊了几句，他让人去店里端了一碗胡辣汤，让我尝尝。热乎乎的一碗下肚，浑身舒畅。

说了一会，他又赶回店里忙去了。

席间，大家又聊起棠下的变化。

他们七嘴八舌说起过去。十来年前，这里有人收保护费，一家店三五千不等，还要强迫买他们的酒，用他们的煤气。后来，那个东北的老大死了，内蒙的也改行了，山东帮也销声匿迹了。总之，在政府打击下，治安好多了。

“村二代”们，经常骑着改装过的小牛电动车呼啸而过。他们家里普遍有几栋楼，最少有两栋是拿来出租的。以前他们也投资开店，但十有七八都亏钱。做生意需要亲力亲为，这些人吃不了那个苦，又没什么文化。现在这些“村二代”们，通常在村里做做保安、消防等。

我看时间不早了，朱光辉王腾飞明天还要起早出车，也跟老板道别，结束了这次畅聊。

朱光辉执意要送我一程。他指着“品记”门前的马路说，你要是凌晨四五点过来，这里有好多物业公司的大巴车，过来接送我们河南的妇女，去广州、东莞、佛山的写字楼搞清洁。“一天200多块钱，比我们开车的好，不费身体，还能锻炼一下。”

他说，棠下的河南人中，基本上是男的开出租，女的搞清洁。“珠江新城那么亮丽，军功章里就有我们河南人的一半。”

路过他租住的房子时，他邀请我上去喝杯茶。掏出钥匙，他说，这边规定门禁卡每个月要交5块钱。之前新闻媒体报道了，但还是照样要交。他很不理解，“没听说哪里还有这样的规定。难道我交了房租还不能进我的房子？”

爬上五楼，他说，以前爬上来，累得不行，后来觉得身体不锻炼不行，怕哪天死在车上，就每天下楼跑几公里，出一身汗，回来冲个凉，舒服多了。

他的出租屋，大概十个平方左右，每个窗户都见不到阳光，一个月房租850块。房子里比较凌乱，也符合一个单身汉的特点。他指着地上的米和油，开心地说，这是公司发的福利。

聊了几句，怕影响他休息，赶紧告辞。他又陪我下楼，担心我找不到城中村的出口，一直送我到大路边。

晚上十点多钟，棠下北社那边的河南美食街上，依旧人来人往，热闹丝毫不减。

这些小店，这些人，每一个都毫不起眼，却又不可或缺。他们是广州的“底层代码”，这座庞大城市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他们的贡献。可是，这样一群人，很少被看见，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爱与愁，藏在深海，无人知晓。就像他们的出租屋，从来不见阳光照进来。

希望疫情能早日过去，希望他们千里之外的孩子能早日见到父母，希望每个咬牙挣扎的人都能被生活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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