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谈一谈颜老师是如何授课的？在求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彭嘉志：学说书是个脑力活。首先是考记性，从短篇到长篇，是一个艰难的过渡；然后是语言、肢体动作、眼神，与观众互动等等，都需要师父当面提点。每次师父上课，并没有固定的场所，在公园找张长凳找个花坛就开始讲了。一开始是他说一下段子，然后我们进行模仿，讲完他就点评，慢慢地才开始学长篇。

学说书多年，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大家对于粤语说书的误解太深了。其实现在大家常讲的“粤语说书”有两种，一是有声书，另外才是说书。有声书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从西方引进到国内，一般通过电台传播，声音更为细腻抓耳。而真正的说书，着重的是舞台表演的气氛感，需要运用多种戏曲手法，并不是简单地讲故事。从晚清广州绰号“烟陈”等说书人，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艺的、我的师太公陈干臣（1950成立的广州市说书学会首任会长），到我师公侯佩玉，我师父颜志图，粤语说书传承的线一直都是很清晰的，只是现在我们需要为之正名。

颜志图与彭嘉志

请您说说如何区分评书、说书与评话？说书与讲古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彭嘉志：在中国评书体系中，有不同的地方流派。评书、说书与评话三者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比如北京、天津叫评书，江浙一带叫评话，福建、广东叫说书。此外，评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评书包括了说与唱两种形式，狭义的评书以说为主。从广义的概念来说，包括南音说唱、木鱼书、龙舟说唱、莲花板等说唱形式都可以归入粤语说书。

具体到讲古与说书之间的区别，“讲古”只是一个俗称，不能定义某一个曲种，它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只要使用粤语来讲故事都可称为“讲古”。而我现在所做的“讲古”，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叫粤语说书。说书有一种特定的腔调，可能这种腔调不是很“时尚”，但很适合面对现场观众，在空旷的场地，声音可以传得很远。那是一种行走江湖的声腔，断句方式和发声规律都独特的。说书的话本创作和讲演“做功”技巧，也有一套模式。

多年来跟随颜老师，和师兄弟姐妹一起学习，请谈一谈颜老师这个艺术大家庭对您的影响。

彭嘉志：我们师兄弟姐妹可以说是情同手足，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事业上互相支持。每年师父生日，我们都会聚会。师父是我们的主心骨，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第一是认真，师父有一个好习惯，不管到哪儿都会拿着一个本子记录，这对于他积累材料有很大的帮助，这个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些年我做的笔记摞起来也有半人高了；第二是守时，每一场表演他都会准时开场，从不延误；第三是执着，上世纪90年代，说书学会被取消了，但师父一直念念不忘，他在北京路卖鸡公榄，还不忘对来往的路人说书，真的是到了痴迷的程度。

颜派评书艺术与其他流派有哪些不同之处？其特点是什么？

彭嘉志：现在广州从事各种形式的讲古的艺术家还有不少，但从事粤语说书的说书人则仅有3人：我师父颜志图、师叔姚焕然，以及我自己。“颜派评书艺术”这个概念是我提出的，主要是为了区分其他的说书形式，但要严格说是流派其实并不成立，因为人太少了。具体到我师父的表演风格，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将武术动作融入说书当中，说书有袍带、短打、公案、文胜等类别，师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短打，类似于今天的武侠，写的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功夫，表现的是江湖上的行侠仗义，师父将武术动作融入其中，形成了他主要的特色。二是重视舞台美感，这曾被某段时期的说书人一度忽略，他们往往一件普通衣服就上了场。但师父不同，他坚持着长衫、摇扇子，布置好舞台，在说书的过程中渐渐完善，让粤语说书回归到本来面目，为我们这一辈人说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三是基本功扎实，他博闻强记，能够讲全本《三国》，这一点在全国都没有几个说书人能够做到。

颜志图、姚焕然、彭嘉志与徒弟在活动现场

颜老师作为广州市说书学会会长，主要推动的工作有哪些？他有哪些坚持？

彭嘉志：师父1985年起担任广州说书学会会长，同年编写《讲古艺术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因娱乐方式增多，同时，随着老一辈艺术家的纷纷离去，广州说书行业受到冲击开始式微。20世纪90年代广州说书学会就被取消了，但师父一直在坚持。到2001年，广州市二宫取消广州最后一个书场，师父成为广州最后一名说书艺人。2003年9月起，这种状况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师父就开始受邀到广州各地和学校进行表演。2005年出版了中国首张粤语说书音像制品《颜志图讲古台》，在广州电视台主讲《羊城度度有段古》，文化公园重新开书场，他主讲《洪熙官》。这些年，我们也成立了广州市越秀区粤岭说书文化艺术中心作为粤语说书的保护单位，以此推动粤语说书的传承与发展。

时至今日，颜志图老师仍然坚持每周一到文化公园羊城讲古坛，“原文再续”明朝岭南第一状元伦文叙的故事。您也参与其中，您认为这个工作有着怎样的意义？

彭嘉志：自2005年广州文化公园恢复书场以来，在园方支持下，师父在那里惠民说书讲演已经有17年，一起讲古的还有我师叔姚焕然和我。目前的排班是逢周一上午是师父，逢周二、四上午是师叔，逢周三、五是我，同时，我们对每场演出进行录影，这也是今后进行艺术研究的珍贵资料。这么多年来，师父一直坚持站在舞台上，尽管之前他曾经中风，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但他病好之后还是继续讲演，我觉得只要他还在舞台上，就是一个榜样和标杆。

讲古需要博古通今，您会从哪些渠道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平时是如何积累的？您2011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学习这个专业？

彭嘉志：我自小就喜欢关注一些冷僻的事物，到旧书摊淘旧书，跟老人家聊天，朋友聚会，微信群，这些都是我获取知识的渠道。我们有一帮“老友记”，会一起分享老广州的旧地图、古建筑等等，大家各有所长，但根源都是对广州的热爱。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其实我是不合格的，那时我经常逃课去看师父演出，拍摄视频，做好记录，另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为那些还在世的说书人拍纪录片，因为我想趁他们还在世，留下更多的影片和资料给后人学习。2007年我念大一的时候得了“金扇奖”市民讲古大赛冠军，同一年又进入了鹅掌坦一家茶楼开始长篇讲古，进入广东电视台主持讲古节目。那时我已经意识到粤语说书的困境，就希望多做点事，我不可以让说书在我这一辈断绝。

现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在颜老师的诸多弟子中，能够坚持下来的也是寥寥无几。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否有考虑过转型？在这期间是否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如何克服？

彭嘉志：粤语说书现在我这一代只有我一个人在全职做，师父一辈现在剩下2人，年纪都已经70多岁，中间没有四五十岁的传承人，断代严重。我们不缺活动，每年要演出300多场，基本上每天都有演出。但是靠讲古是不可能维生的，现在还处于贴钱做事的阶段。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怎么继续做下去。所以有没有困难？肯定有！我甚至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但又忍不住要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就像春天的禾苗，不可能一天长大，我在慢慢灌溉，它总会慢慢地长大。

您除了讲古艺人这个身份，还是广东电视台岭南戏曲频道主持人，又出版了《童说岭南——听彭嘉志讲古仔》系列图书。请问您从讲古到主持、写作等角色的转变过程是怎样的？

彭嘉志：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围绕粤语说书在进行，延续了我说书的风格。说书是一种将旧的、老的故事同现代进行嫁接的讲演手段，即借古讽今，体现的是说书人的精神追求和对社会的看法或判断，引领更多的人向着所追求的东西不断前进。说书人本来就需要有案头工夫，需要自己定好对人物角色的褒贬，然后用情节去服务它。每次演出前要备课，除了情节线的整理外，还会搜集一些知识，行话叫做“插花枝”，还有诗词、贯口等等。所以平时我也写文史类的专栏，会接一些写作的活儿，目前我已经出了18本书，分为不同系列，但都是跟说书有关。另外录制的电视评书作品也已超过4000集。

说书这项艺术的发展现状，相比于北方比较火爆的景象，南方的关注度会少一些。您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希望弟子能建起广州“德云社”，请谈谈您的具体想法，今后会有哪些方面的探索？

彭嘉志：这几年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视频录制与学生的培训上，我考虑更多的不是我们要求徒弟怎么做，而是我要做些什么帮他们铺路。要让他们付出劳动和创作后能得到体面的收入，这个行业才能发展下去。接下来，我计划继续做好艺术培训，培养更多的粤语说书人才。另外，也将结合现代观众的观看习惯和接受习惯的转变，在新媒体传播、视频制作、活动直播等方面做一些新的探索，通过多种形式推广粤语说书。

供稿 | 研究部

编辑 | 君君

核校| 芍药、果果

审定| 汐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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