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因本文引用大量文献材料进行整合，未能全部注明，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认同之观点。

目录一、 男女平等思想传入（女学启蒙） 3二、 维新变法（国民母的想象） 4三、 辛亥革命（革命派女杰） 6四、 民国妇女参政运动 8五、 反帝爱国运动（上层妇女与女学生） 9六、 民国女性身体的彻底解放（天乳运动） 11七、 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观 12八、 女工与共产党运动（女权运动的左右分野） 13九、 延安时期与建国后女权失落（国家女权主义者） 16十、 毛时代妇女解放的成就（铁姑娘与社会主义电影） 20十一、 改革开放，女性研究的兴起 21十二、 美国女权运动（1848-1920-1980） 23十三、 世界妇女大会，NGO崛起 24十四、 女权行动派的阶段性成功 24十五、 新左翼女权主义萌芽（批判与行动） 25十六、 参考文献 26十七、 目前活跃的学者和活动家 26十八、 推荐书目 27

中国男女平等的思想产生于明末清初。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zhì] 、清代著名经学家俞正燮，都有反对封建礼教、批判理学对妇女鄙视压迫的叙述。但受当时社会条件和思想水平的局限，他们的批判对当时的封建社会和被禁锢在家庭中的妇女影响不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跟随传教士传入。

1843年开始，陆续有传教士宣扬并办女学堂，裨文女中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土裨治文与夫人格兰德女士在上海创办的，宋庆龄的母亲就在这个学校就读，不缠足后因天足结缘宋。迪谨氏在《益志新报》上发表《劝说女学》一文，宣传了教会女学堂的好处，号召妇女们进教会女学堂读书。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写《女教》一文，批评历来"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介绍了西方国家女学与男学并重的情况，并指出在中国如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

紧接着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为中国女学堂起草《倡设女学堂启》，指出妇女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他在《女学会书塾创办章程》中说，设女学可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女各得其自由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他还用"生利分利说"论证妇女教育的重要性。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上海知识妇女王春林在《女学报》第5期上发表《男女平等论》一文，控诉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压迫、歧视、残害妇女和在社会、家庭、婚姻等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知识妇女卢翠在《女学报》上发表《女子爱国说》，提出7条有关妇女权利的建议，其中提到妇女参政时，请求皇帝"如西国贵妇院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集会京师"，以讨论女学及其他有关妇女权利的事宜;设女学部大臣，公举12人，分任各省，"广开女教，并准荐拔高等女学生及闺媛，入贵妇院授职理事"等。卢翠还具体提出：立女塾、设女学报、植女公会、启女观书楼、劝女工、恤孤老、赏才艺、设女书会、立女医院、赛美会、练女子军等12件有关妇女权利的大事。康有为长女康同薇在《女学报》上发表《女学利弊说》，指出："扶阳抑阴"的封建传统，是违背"天赋人权"公理的。此时还有蒋畹芳发表《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论述男女天生平等;刘纫兰发表《劝兴女学启》，认为天下兴亡，女子也有责，愿与男子共担救国义务等。

随着传教士女学堂的设立，社会上有识之士倡导女学的声音不绝于耳，男女平等思想渐渐在中国萌发。

1894年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于1898年6月领导戊戌变法。在维新运动国家社会全盘改造的议程中，康有为、梁启超以“现代”为准绳讨论妇女问题、呼吁女性启蒙教育。康有为在《大同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妇女问题。他认为男女无本质差别理应平等，指出压迫幽禁妇女有四大害处：一则令其不能广学识；二则令其无从拓心胸；三则令其不能健身体；四则不能资世用。言天理则不平，言人道则不仁，言国势则大损，言传种则大败。所以必须实行变法，解放妇女。康有为是对女性的遭遇有同情，但更多的还是处于对社会改革的诉求。他的女权主张是以“未来世界”来包装，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个阶段文明，逐渐进化到达大同世界，男女平等和家庭不再成为限制。但在太平世到来之前呢，他在《大同书》的又写到“若今女学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妇女独立之例，以纵其背夫淫欲之情，是大乱之道也”。就是说对妇女不能给予过多的自由，否则她们会反抗丈夫、淫心肆起，导致世界混乱。（与美国1920年以前长达70年的无女性参政权的主流理由如出一辙）

当时对女权启蒙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梁启超，他在1986年（光绪22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了不少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和对女性教育的倡导。在《论女学》篇里，梁把女学的盛衰跟国家强弱相连，把女学看做国家兴存的一项举措，不是一个单独的改革目标。梁特别是举西方国家为例，说到“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这，气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不止从西方借鉴，还引述经典《易经》里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在《倡设女学堂启》里说贤哲也倡导女教，所谓“言告师氏，周南之歌淑女，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非有歧矣”还加入国家兴亡的新时代议题，如《戒缠足会叙》里的“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总的说来，梁启超用他高明的说服技巧，从西方现代到中国古代文化，再到当时民族自强，为女权开路正名。他把中国古代女子遭遇不平等的原因归于男性的歧视，认为“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此时梁的说教对象还是男性为主，但到了民国时期，在1922年11月6日的《人权与女权》的演讲中，他特别提出了单独提“女权”的必要性，驳斥了 “女权尚早论”，说等到平民运动成功之后，再做女权运动不迟。提出女权运动的两个主要条件，一个是自动即女权是要女性意识到并由女性来争取的，一个是有阶段（他说的阶段是指第一教育上平等权，第二职业上平等权，第三政治上平等权）。

在维新派最激进的女权思想者当属谭嗣同，谭在《仁学》中指出，男女之间的差异本来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由于男女严防导致差异扩大，就像国人对性“以为禁以为耻以为讳”这种态度反而助长淫风（这很福柯）。他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充满隔阂和闭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无法成分交流，心灵无法沟通。所以除了攻击三纲伦理，谭表露了超越时代的激进，在于他怀疑婚姻制度本身。他批判"三纲"是封建统治者镇压与愚弄人民的手段，并着重批判"夫为妻纲"造成丈夫虐待妻子的恶果，把家庭变为囚禁妇女、对妇女施以酷刑的监狱。他说“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漠不相关之人，系之终身，以为夫妇，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若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意思是封建社会的夫妻伦理体现着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男为天女为地的思想，男女之间的结合完全是强合，而不是受爱情的驱使，谭嗣同认为这是极其不合理的。而其本质就是“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是夫权的体现，是这种制度带给女性的痛苦。“夫既自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意味着在夫权的统治下，夫妻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 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人却一淫就至死罪， 而“于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权也”意思是古代尚且有妇女再婚的自由 。谭嗣同在此严厉地谴责了这种陈知陋见，认为女性同样应该有自主权，享有与男性平等的自由。在《仁学》中，谭嗣同还批判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中国历代都存在杀婴、溺婴现象，使许多女婴死于非命。传统的“贞操观”更是夺去妇女生命的罪魁祸首，在夫权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妇女本身也把贞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谭嗣同指出，“贞操”是男人自私的观念（隔空打脸处女情结），是不合天理的。

综上所述，维新派（也称改良派）的女权主张，主要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废缠足（天足运动），二是倡女学。

早在1874年，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率先在厦门建立了 “天足会"，入会的妇女60人。1878（光绪四年）年英国的立德夫人，在上海也设立了“天足会"，并在无锡、苏州、扬州、镇江、南京等地设立分会。1883年光绪九年和光绪十一年，康有为等人在广东南海、广州二次提倡废除妇女缠足恶俗，均因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未能推开。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谭嗣同等10余人，再次在上海提出不缠足，他们拟定《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在上海《时务报》上刊出，梁启超还写了《戒缠足叙》，为禁止缠足造舆论。同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设立不缠足总会。接着，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也先后成立不缠足会，一些府、州、县设立分会，使不缠足运动在全国逐渐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康有为上《请禁妇女裹足折》，请求光绪皇帝下明诏严禁妇女缠足，并请奖励各省不缠足会。光绪皇帝同意康有为意见，令各督抚等推行。不久，维新失败，不缠足运动中断。光绪二十五年，英国立德夫人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天足会。光绪三十二年该会由中国人接办后，出版《天足会报》，广为宣传，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发展较快，当时上海参加不缠足会的妇女约有5万人。

实际上清廷于1660年（顺治17年）就有了严格的谕令“缠足者罪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但实际上男的已经剃头发，女的禁止裹脚在习俗的阻碍和空间的隐藏下被中止了。即使前后有过严格的律法，先后有多个反缠足组织，推行天足运动。然而实际上出生于1890年到1899年之间的缠足者从0.8%增加到5%，收效并不明显，主要由于宣传对象仍为男性精英，而不裹脚的女子是嫁不到好人家的。

那为什么废缠足如此受关注呢，显而易见缠足损害妇女身体，禁锢妇女行动，上升到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是国族在西方社会对比下的耻辱，更是落后的恶习，然而废缠足得到推动的主要动力是从清廷的封建帝国权威到男性精英的救国抱负，绝非从妇女身体出发的考量。正如有个女的在其男伴的鼓励下，解除了裹脚布，然而她感到异常的疼痛，男伴对她说，“为社会的进步，你尽量忍耐吧”，她回答，“然而我只是为了你”。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此后，妇女缠足的恶俗便逐渐革除。

除了废缠足外，更重要的是倡导女子教育。

光绪二十三年,知识妇女李闰(谭嗣同妻)、黄谨娱(康广仁妻)等人为了讨论妇女教育、妇女权利等问题，在上海倡办成立中国女学会。该会成立后，就为谋求妇女自身的解放进行活动，创办了中国女学堂(校牌名为女学会书塾)，校内所有教职员工全由妇女担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办《女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提倡女学，争取女权。该报主笔30余人全部由妇女担任，其中较著名的有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以及裘毓芬等，被研究者称为女志士。她们发表了不少抨击男尊女卑，提倡女学、男女平等，要求参政，介绍欧美日本等国家妇女受教育情况和传播生产知识的文章。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女学会解体，女学堂宣布停办,《女学报》也停刊。

事实上，传统士绅阶层并非不重视教育，只是往往男女分殊，只强调妇德掌握“内则”（《礼记·内则》）。在这种强国观念的驱使下，国家角色压制了家族制中的家长绝对控制权，妇女走出闺阁，渐渐形成了新的时代妇女角色，即维新派提出的“国民母”形象。新的女学教育宗旨，包含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妇女更有效地承担家庭责任，另一方面是妇女国家角色的塑造。维新派将女子看做家庭伦理的中心、国家安定的磐石。看似提升了女权议题，实则仍然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复制。妇女被强调以妻母的角色，虽然谭嗣同对婚姻家庭批判得深刻，但是批判之后也并未提出何种手段来解决，这也是维新派女权主张中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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