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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

高海燕、王鹏、谭康荣 | 文

高海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王鹏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谭康荣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1990-2012），描述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势。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趋于积极，私人领域价值观趋于开放，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表现为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世代效应的特点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更加认同尊重权威，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趋于下降。价值观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全球文化扩散以及重要历史事件有关，同时也深受民族性与现代性双向互动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急速的转型过程。转型不仅发生在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等领域，也出现在文化观念、价值观领域（李路路、王鹏，2018），其中对价值观领域的社会变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价值观作为一种对抽象事物持续性、评价性的信念(Rokeach，1973)，是个体人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社会态度而言，价值观是一种更为明确、系统和相对稳定的深层次社会观念（杨宜音，1998），在个体内化的评价等级体系中占据更高的地位(Hitlin & Piliavin，2004)。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反映了社会成员整体性的内在评价偏好及其关于社会关系是非对错的判断的变化（潘维、玛雅，2008）。改革开放40年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但在精神生活、价值观领域却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关价值危机、价值观多元化的讨论。因此，厘清中国人在现当代的价值观变迁轨迹，分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变迁的核心趋势，既是学术领域内对社会转型关键侧面的探讨，也对把握社会思想动态、推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价值观变迁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现代化变迁理论。该理论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和服务业比重提升等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一系列可以预测的社会变化：更为富裕的生活水平、更为细致的职业分工、更加广泛的大众教育和大众媒体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由传统保守向更加世俗理性、开放包容、更重视自由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价值观转变（Inkeles，1969；Inglehart，1997）。现代化理论描述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但因其西方中心化、价值先验取向、传统现代的对立性等问题受到一系列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其对文化变迁的不同路径和复杂多样的模式的忽视更是被广泛诟病（Gusfield，1967；唐灿，201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对后发国家的“主体性”尊重不够，后发国家并没有被看作真正的主体，而只被视为现代化浪潮波及的对象，因现代化的传播、冲击而被动地应答、反应。实质上，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这种主体性是本身就存在的。全球化绝不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价值都同于西方或美国模式，反而是这些国家和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自主意识远比西方的影响重要得多（叶赋桂，1998）。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现代关系是一种线性发展关系，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最早被注意到。学者们以传统—现代编制了心理现代性量表和心理传统性量表，发现很多中国人是“双高”的情况，即传统性高现代性也高。这意味着“传统—现代”并非非此即彼的概念（杨国枢，2004），现代化本身不是一个简单地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直线发展的问题，而是同时存在的两种现实。“传统—现代”既有纵向的结构，也有现实关系的横向结构（王向远，2018）。

以上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对研究中国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延绵不断的民族文化的国家。民族文化反映了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国民品性等深层结构。中国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其家国一体、天人合一、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团结、尊重权威等特点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区别（杨国枢，2004）；另一方面，中国在短时间内同时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市场化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等进程。正如景天魁（2015）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即传统、现代、后现代被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之中，使得中国的社会变迁轨迹与许多发达国家迥异。以此为背景，中国人的价值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变迁的模式又呈现怎样的特点？这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以往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有大量关于变迁的哲学探讨或者基于个人经验的主观评价，但缺乏纵向客观数据的支撑；而对价值观变迁的经验研究，通常又缺乏对中国主体性的关注，也缺乏对中国价值观变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讨论。本文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采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从1990年至2012年的多期合并数据，对文化变迁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方面（尊重权威取向、后物质主义取向、私人领域开放度）的变迁进行探讨。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方面，是由于质疑权威、强调自由表达甚于物质富足和稳定、性和婚恋自由是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现代性的重要表现（Inglehart & Baker, 2000），而尊重权威、重视和谐稳定、重视家庭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特点。通过展现以上三个方面的变迁模式，我们可以窥见现代性与中国民族性的互相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选用以上三个方面，不是将其作为对现代化程度的测量或评估，而是着力于分析不同时期和世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由于价值观变迁不仅受到现代化社会变迁、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会受到个体层面如年龄、性别、教育等因素影响，尤其是年龄带来的效应通常会和时代变迁效应混合在一起，这给检验结果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本研究采用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Model)，将年龄、时期、世代的效应进行分离。其中，年龄效应反映了个体层面生命周期的影响，时期效应反映了调查时间点所处的社会整体环境（如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重要历史事件、文化遗产对整体人群的影响，而世代效应通常指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人群由于青少年及成年初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经历的历史事件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惯习，因而表现出独属于他们的价值观特点（Elder, 1994）。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可以较好地反映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事件、国家政策、民族文化的独特影响，因此成为检验价值观变迁的理想指标。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价值观变迁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反思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工业化、知识化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提升，基础教育和大众传媒不断普及。更为细致的职业分工、更开放的性别规范、更低的生育率、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具理性与独立意识等成为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学者们把处于现代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结为传统性，把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称为现代性。英格尔哈特和贝克(2000)则进一步将现代化引发的价值观变迁分为两个维度：传统—世俗理性与生存—自由表达。其中传统性是指重视宗教和家庭，对离婚和同性恋等非规范性婚恋行为的不容忍态度，强调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男权，对父母权威的顺从，被动接受集体权威；而世俗理性则相反，强调理性、自主、独立、包容开放等。生存—自由表达维度的关键内容是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Inglehart，1997）。成长于经济匮乏时代的人们更关注安全、物质满足、权威型的政府，而成长于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时代的年轻人则更重视自由表达、生活质量以及更多的政治参与。此外，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变迁还有两个重要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其中匮乏假设指出经济发展对人们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即经济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伴随着由传统向世俗理性、由生存导向向自由表达导向的价值观转变；而社会化假设则强调人的成长关键期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世代更替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价值观的现代化变迁理论描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价值观领域发生的一些典型变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的“一元化”和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普世主义模式，忽视了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传统与特殊主义的发展模式(Gusfield, 1967；唐灿，2010)。其次，它将传统—现代作为对立的维度。很多学者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析框架过于简化，它忽略了一项重要的社会现实：现代化社会也含有不少传统社会或文化的特征（王铭铭，2018，Eisenstadt，1973）。此外，其理论还暗含着趋同假设，即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人们的价值观会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趋同假设受到广泛质疑。事实上，英格尔哈特后来也修正了趋同假设，承认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认为其可能对现代化的方向、速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形成影响（Inglehart,1997）。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的社会变迁既有现代化过程普遍性的社会转变，又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中国传统土壤形成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变迁时不容忽视。民族性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特有文化系统，是民族精神、民族思想的统称，包括该民族形成的传统治国理政模式、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例如强调和谐秩序，强调稳定重于自由，重视等级秩序，还包括强烈的家庭观念、中庸之道、辩证的思维模式，等等（Zhang et al.,2005）。这些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偏好。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无论是起始点还是现实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孙立平，2005）。其中，国家主导体制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模式对民众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学家阎云翔（2016）则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来阐释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他称之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进入以及国家的放权和松绑，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从集体主义伦理到个体主义伦理的根本转型；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划定界限和规范来管理个体化的进程，个体也内化了国家设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个体发展方向。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不断解除计划体制对个人生活领域的限制，激发社会成员活力，同时也极力倡导公众共同遵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在短时间内同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过程，社会变迁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呈现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特征（景天魁，2015）。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过程、民族性、特色的制度、重要的社会政策和历史事件、不同力量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共同作用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那么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轨迹展现出怎样的特点？由此出发，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至2012年的数据对现代化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方面——尊重权威取向、后物质主义取向、私人领域开放度——的变迁进行探讨。通过展现以上三个方面的变迁模式，可以窥见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力量的碰撞和融合的趋势与模式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如何受到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历程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现代性并非指现代化发展趋势下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某种必然归宿，而是指以价值观的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理论学说所预计的价值观变迁的可能方向。

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教育水平以及全球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致是线性提高的，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国家政策、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不同，因此，通过对不同时期和世代的民众价值观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力量如何影响价值观的变迁。下文分别对以上价值观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提出假设。

（二）价值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根据社会化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每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都会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惯习,尤其是在他们青少年及成年初期这一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Elder，1994；Inglehart，1990）。学界对如何定义中国的世代看法不一，但基本上同意以中国近现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节点。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1978年国家的政策转向以及随后的改革措施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可以称为改革开放初期，其后可以称为社会转型期（李煜，2006）。此外，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往往是从10岁左右开始（Abramson & Inglehart，1994），因此本文按照价值观形成关键期所处的时代作为世代划分标准。本文对成长时代进行如下大致分割：以价值观形成关键期进行命名，其中处于1949年之前的为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出生于1939年之前），1949-1966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世代（出生于1940-1954年），1966-1976年为“文革”世代（出生于1955-1969年），1978-1989年为改革开放世代（出生于1970-1979年），而1990年以后为社会转型世代（出生于1980年之后）。每一成长时代再按每五年一个世代进行划分。

1.对权威态度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对权威的态度被认为是衡量价值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对权威的态度在宗教国家体现为对神、上帝的尊重和服从，在非宗教国家则体现在对父母、长辈权威的尊重和服从上。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权威观念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人们所认可的权威由宗教权威、家庭权威转变为科层组织权威、专家权威、技术权威；二是人们更强调平等的地位，因此出现质疑权威、批判权威的倾向，而非一味地服从权威（杨宜音，2010）。尤其是在后现代的思潮中，解构权威、反权威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中国社会对待权威态度的变化也有两个层面：一是权威主体的变化，二是对权威的态度变化。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尊重权威的价值倾向，这与儒家尊卑有序的思想以及长期的中央集权历史有关（苏国勋，2011）。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和三纲五常体现了对父权、夫权、皇权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制度被废除。这种变化在一般意义上也会影响人们对权威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步入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新的权威角色如专家权威、技术权威、组织权威成为人们尊重的对象；同时，传统文化中尊敬长者、父母、师长的精神被作为传统文化积极的方面在教育系统中加以强化；此外，在国家权威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绩效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国家权威、政权权威的支持。可见，中国社会对权威的态度深受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表现出相当的特殊性。

此外，从自利的观点来说，人们的年龄越大，越可能成为长者和权威，因而对尊重权威的态度通常更为积极（Deutsch & Jones，2008）。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 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尊重权威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强的趋势。

假设1.2 世代效应：新中国成立前及初期出生的世代对权威认可度较高；“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的世代对“是否要给权威更大的尊重”的认同度最低，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对权威态度趋于积极。

假设1.3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趋于积极。

2.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相对于物质主义价值观提出来的，描述了西欧国家及美国在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发生的变化。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更加注重自主和自我表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要有两个重要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其中匮乏假设认为，人们会在社会不同条件下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最高的价值。当人们相对富裕时，会更加强调自由、自主等后物质主义目标。社会化假设则强调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渐进的，随着较年轻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逐渐替代较年老的群体，整个社会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依据现代化变迁理论，中国也应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这种改变应当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学者对此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类认为中国的经济在短短几十年得到急剧发展，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发展通常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仍处于物质主义阶段，对经济和安全的追求依然重于对自由、自主的重视（英格尔哈特，2013）。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同于西方强调自由文化的传统，中国的文化更强调稳定、和谐，这种强调稳定重于自由的文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价值观的选择。第三种观点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是经济安全感，而经济安全的感觉并非完全与绝对的物质水平有关，而是受相对的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近些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行，欧美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评分出现降低（Kafka & Kostis,2021）。而同样的经济压力和不安全也存在于当前中国社会。以上不同的观点视角说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根据以上不同观点，我们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2.1.1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逐步提高。

假设2.1.2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未出现显著提升。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匮乏假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出生在物质富裕时期的世代，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要远远高于出生于匮乏年代的人们，这是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物质富裕程度对人们的观念影响深远。美国学者对比了大萧条时期出生的人们与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出生的世代，发现他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呈现较大的差异（Higgs, 1997）。反观中国不同的世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先后经历发展、三年自然灾害、重整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出生成长于自然灾害时期的人们经历了较大的物质匮乏和经济不安全感；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生活更为富足、经济安全感更高。因此提出假设2.2。

假设2.2世代效应：出生于建国前及初期的人们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较低，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升高。

对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龄效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人的年龄越大，越强调稳定、安全，而年轻人通常更为注重自由、自主性（Baltes & Silverberg，2019），因此提出假设2.3。

假设2.3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呈现降低的趋势。

3.私人领域开放度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私人领域的态度主要是关于家庭、婚姻、生育、性的态度，传统社会重视家庭关系以及生育作用，同时宗教也对人们的私生活做出限制，婚姻、生育被高度制度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经济地位提升，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使得20世纪婚姻发生了两大转变——从制度型婚姻转向伴侣型婚姻，再从伴侣型婚姻向个体化婚姻转变，学者称之为“婚姻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rriage）倾向（Cherlin，2004）。这意味着婚姻在两种意义上发生了变化：一是个人生活面临更多样化的选择，更多样的婚姻形式也被社会接受；二是人们通过婚姻获得的回报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选择、情感体验和自我发展，而不是更加在意是否达到个人和家庭生活角色的社会规范要求。在此背景下，婚前性行为、同居、离婚、同性婚姻等行为也日益被接受。

婚恋和性观念在中国的变迁既有现代化意义上的普遍性，又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并不存在基督教文化对人们生育、婚恋、性行为的约束。传统中国有妓女、男风、同性关系等历史文化现象，并且作为家庭制度之外的一种补充而长期存在。尽管这种私人领域的自由并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默许存在的。其次，国家在规范私人领域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的《婚姻法》，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卢淑华，1997）。中国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化，这一阶段体现出国家对性的公共性表达乃至私人生活的高度限制（潘绥铭，2008）。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单位制解体，人口流动性增强，私人生活空间得以拓展，城市中陌生人社会开始形成。再加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性革命”，短期内出现快速、普遍、多维的变化（黄盈盈，2020）。这场“性革命”一方面源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个体性和自主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的非禁忌态度以及国家退出私人领域等因素有关。综合考虑传统文化、社会个体化的发展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对性规范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时期效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私人领域方面的开放度逐渐提高。

假设3.2世代效应：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们，在私人领域开放度较低，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们，对个人领域的开放度最低，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人们的私人领域开放度逐渐提高。

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人们的价值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保守（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尤其是当人们成家立业之后，家庭生活会使人更为支持一些传统的观念（Ciabattari, 2001），因此对性的态度会更趋于保守。

假设3.3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私人领域的开放度逐渐降低。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变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是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通常来讲，在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年龄、时期和世代分析代表着不同的信息。年龄效应代表了个体生命历程中不同阶段生理、心理特点的变化。时期效应代表了调查时间点宏观社会、经济、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以及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世代与前两者不同，它指的是同一个出生世代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人们。世代分析强调人生命中各个阶段与社会历史互动的结果，特定的社会变迁或者历史事件产生的特定影响导致这一群人具有相似的经历，不同世代的人群则呈现不同的生命轨迹。针对单独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研究有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和模型，Yang等人提出了两种处理模型识别的方法。一种是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Age-Period-Cohort Analysis-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 Model, 以下简称HAPC）（Yang & Land，2006），另外一种是内生因子模型（Intrinsic Estimator，以下简称IE）(Yang et al.，2008)。对于本研究，HAPC和IE方法都是适用的。但是当调研所覆盖的周期过短时，HAPC估计值可能不具备很好的统计效力（Yang & Land，2006），并且较不容易得到显著的世代效应（Fosse & Winship，2019）；IE估计法的优点是估计值具有最小的样本方差，可以生成针对年龄、时期、世代的估计值集，同时它是无偏的，意味着估计值同时适用于总体。综合考虑HAPC和IE方法的优缺点，借鉴前人在价值观APC研究中的分析模式（Hu，2017），本文主要使用IE方法，同时使用HAPC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是一项研究社会变迁，尤其是关于价值观变迁的国际调查，覆盖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平均每隔四年执行一次，至今已经有六轮的数据产生。本研究使用的是在中国五轮调查的数据（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横跨23年，总样本量为7764。由于每一时期的样本较为局限，本文使用了国家统计局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年龄、性别、城乡的权重，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分析。

在上述五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我们分别选择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几个有代表性的价值观条目，分别是：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私人领域开放度。其中，关于尊重权威的调查题目是：“假设将来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对权威更多的尊重，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或者无所谓。”有关后物质主义的问题是由四个条目的题目组成，被试被要求对将来十年国家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进行排序，其中排序的条目包括“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物质主义）、“在政府决策中给人民更多的话语权”（后物质主义）、“降低物价水平”（物质主义）、“保护言论自由”（后物质主义）。如果被试的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都选择的是物质主义条目，则得分为1分，而如果首要目标或次要目标全是后物质主义条目，则得分是3分， 其余情况为混合型，得分为2分（Inglehart & Abramson, 1999）。由于公共领域的两个条目“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在每一批次的问卷调研中α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都低于0.2，因此文本将两个条目单独进行分析。

私人领域价值观的题目包括对同性恋、卖淫行为接受度的测量。值得提及的是，在询问同性恋、卖淫合理性的问题时，历次调查的英文版表述是一致的，但1990年、1995年和2001-2012年中文版问卷措辞有所不同。1990年的文本是 “下面所列举的一些问题，你是否认为它们总是正确的，或永远不正确，或介于正确与不正确之间，1-10进行评分”；1995年文本为 “下列这些叙述是否永远可以找到能成立的理由，绝不可能找出理由，或者在两者之间，1为绝不合理，10为永远合理”。2001年、2007年、2012年的文本是 “您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下列做法，1表示完全不接受，10表示完全接受”。其中1990年、1995年的问法更为严格，人们更不容易选最低分，从而更容易得较高分数，在解释结果时我们会对这一由问卷本身造成的差异加以考虑。在操作上，我们将私人领域的两个条目取均值，称之为“私人领域开放度”。

本文关注的自变量主要是年龄、时期和世代，控制变量为性别、婚姻状况、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世界价值观调查没有直接询问户口的情况，为了检验农民和非农的身份是否影响结果，本研究根据职业情况区分出农民职业和非农职业。在教育水平方面，按照所接受的最高教育学历将人群分为“未接受大学教育”和“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两类。

四、结果分析

（一）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下文将通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将年龄、时期、世代效应进行分离，同时将性别、婚姻状态、务农非农身份、是否就业、主观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见表2。

1.时期效应

图1呈现的是价值观的时期效应。从图1可以看到，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私人领域的价值观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其中尊重权威在1990年时期最低，随后十年稳步上升并保持较高水平，但在2012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趋向于去权威化、重视自主性，而在中国的变化趋势却恰恰是相反的。然而有趣的是，这一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却恰好一致。通过比较1990-201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尊重权威趋势图（见图2），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率的趋势与尊重权威的趋势基本吻合，前期对权威的尊重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而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尊重权威的时期效应也出现一定的下滑。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不会降低人们对权威的尊重，反而会使民众将经济绩效与权威部门的合法性结合起来（赵鼎新，2016），从而强化人们对权威的认可（Roy，1994）。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1995年是一个低值（β1995=-0.125，p＜0.001）,随后在2001年、2007年显著上升（β2001=0.071，p＜0.01；β2007=0.093，p＜0.001），然后在2012年又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降（β2012=-0.039，p＜0.01）。中国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1990年到2012年之间出现了较为多变的态势，这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测也不一致。如果结合不同时期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这些变化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释。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一个暂时的回落；而1995年到2007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趋势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这可能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加深。在2012年的调查中又出现了显著的回落。2012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国家福利削减，欧美社会出现了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权威主义的浪潮，在社会不平等和相对剥夺感加深的驱动下，生存价值观再度成为人们的优先选项（Norris & Inglehart，2019；马峰，2016）。尽管中国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较小，但在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方面都明显受到了影响（洪远朋，2009）,这是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2012年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英格尔哈特所提的“经济不安全感”理论依然适用，只是“经济安全感”不仅仅与社会的富裕程度有关，还与社会整体的经济走势、社会不平等状况等因素都有关。

在私人领域价值观方面，由于1990年和1995年的问法和2001年及以后的问法显著不同，所以时期效应以观察2001年及以后的趋势为主。可以看到，私人领域开放度在2001年到2012年间大幅上升，系数值也由负转正。这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个体化、自由化的趋势。

2.世代效应

图3呈现的是价值观的世代效应。总体来讲，世代效应系数变化展现出两种趋势：一是随着世代更替，人们表现出更强的现代性特点，例如在私人领域对一系列越轨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而另一种则不符合现代化文化变迁理论，这主要体现在对权威的态度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其中尊重权威这一价值观的得分1940-1970年出生的人群基本为负值，1980-1990年出生的人群得分又重回正值(β1980=0.093，p＜0.05；β1990=0.206，p＜0.05)。这说明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并不像现代化假设所预测的那样随着世代的后延而降低。仔细分析得分高值和低值，可以发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及在“文革”结束初期出生的人群表现出对权威最消极的态度，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时期成长或出生的人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支持了假设1.2。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世代效应起伏不是很大，仅仅在1975世代出现一个小高点（β1975=0.055，p＜0.1），随后略微下降。总体来说，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没有随着成长期物质的富裕程度而上升，相反，生活在相对富裕年代的“80后”“90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更低一点。很多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世代所面临的生存压力、经济安全感也影响了他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因此，在“80后”“90后”身上没有看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的显著上升。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官僚政治崇尚精英治国（陈红太，2004；张伟师，2017），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的根基比较薄弱。国家对公共领域内意识形态的引导，也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世代之间的变化不甚明显。

而私人领域价值观的变化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随着世代的后延，私人领域开放度逐渐升高。1980年之前都为负值或0左右，1980年之后分数显著升高(β1990=0.386，p＜0.05)，假设3.2基本得到支持，私人领域的价值观更明显地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以及个体化趋势的影响，出现明显的世代效应。

3.年龄效应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越来越趋于保守，追求安全感，重视家庭和传统。图4呈现的是价值观的年龄效应。从图4中可以看到，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基本符合这一生命周期规律。首先，尊重权威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年龄越大的人，越认可“权威需要得到更多尊重”，这与他们自身作为长者的权威身份也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降低的趋势。30岁以前的年轻人展现出更高水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β20=0.101，p＜0.05；β25=0.051，p＜0.1），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趋向于保守谨慎。私人领域开放度，在中青年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β40=0.07，p＜0.05；β45=0.088，p＜0.01；），而进入老年之后，则出现明显的下滑（β60=-0.103，p＜0.01；β65=-0.180，p＜0.001），这亦符合不同生命周期中人们对待私人领域中越轨行为（如同性恋、离婚等）的态度变化规律。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以上趋势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前人研究（Hu, 2017）采用HAPC方法进行检验，通过HAPC方法得到的时期效应、世代效应、年龄效应趋势与IE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因篇幅所限，此处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联系本文第一作者获取。。具体而言，从时期效应来讲，尊重权威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都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2001年以后的私人领域开放度则表现为稳步上升的态势；从世代效应来看，HAPC的结果虽然波动幅度非常小，但趋势基本与IE方法一致。通过对比时期和世代的方差估计值发现，时期效应要远远大于世代效应，这说明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对自由言论和经济稳定之间的选择以及对私生活的态度的变化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改革、城镇化以及全球化过程发生的时期性的变化，不同世代的人群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相较而言，世代之间的特异性则相对较为局限。因此，这些价值观的变迁是具有整体性的，更大程度地受到大背景下的现代化效应、国家与社会互动效应的综合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对现当代中国人在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等价值观念变迁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如表3所示。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理论体系，“二战”之后盛行于西方学术界。这种理论经历了被追随、被批评、被抛弃、被修正的复杂历程，原因在于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含有西方中心论、单因素决定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误读等。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民众价值观变迁趋势的讨论，在文化变迁领域对现代化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一审视和反思不仅在于指出现代化理论本身的既存问题，还希望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从历史意识、主体意识出发，去深入分析现代化力量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政策发展之间的互动，探讨这些互动之于文化价值层面产生的结果及其变化模式，从而呈现中国现代化趋势的独特面相。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反思如下。

首先，从尊重权威这一价值观结果上看，中国民众并未出现尊重权威态度消减的趋势，反而在时期和世代效应上都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对这一价值观的解读不只要看到经济发展、工业化生产模式、教育水平提升对传统权威的削弱效应，也要看到组织权威、专业权威、国家权威在这一过程中的提升。此消彼长中，始终可以看到中国民众尊重权威的稳定倾向。这种稳定性与中国尊卑有序的传统思想以及长期中央集权历史有关（苏国勋，2011）。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化力量虽然改变了权威主体，但尊重权威的基本价值倾向不减反增，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的延续而非断裂。另外，尊重权威的增长趋势也与中国民众对新型权威主体（组织权威、专业权威、国家权威）认同的增长有关。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与西方不同，不应不加辨析地将“权威”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对立物，传统与现代并非一个连续体的两极（杨国枢，2004），而有可能以不同方式融合产生新的价值形式。现代化理论以及后期修改的文化路径依赖假设既低估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也忽视了它有可能与现代因素相结合，成为影响当代价值观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其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期效应先上升后略微下降，世代效应表现为“80后”“90后”世代低于“50后”“60后”世代，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方面并未表现出随着时间推移升高的趋势。中国以及欧美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趋势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非与物质富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线性相关，而是极易受到特定时期经济安全感的影响。即使工业化水平较高、福利较为完善的北欧国家，亦会因为经济危机、就业萎缩等原因出现人们更为重视稳定和物质的倾向。因此，用后物质主义作为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存在一定问题。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将社会稳定和自由表达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并以此决定其价值的现代性，不仅忽视了同一社会之下阶层需求的多样性，也对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差异性缺乏重视。从中国现实来看，强行将稳定与自由相对立并不成立。中国注重秩序、和谐、稳定的文化以及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文化中对自由的强调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反映在趋势预判上，也反映在其所测量的概念和维度上，对此应当审慎对待。

在私人领域价值观方面，总体上展现出与现代化理论预测相一致的趋势，随时期和世代呈现越来越开放的趋势，但是我们也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具体分析。在西方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基督教文化对人们生育、婚恋、性行为的约束，伴随工业化带来的世俗化出现了私人领域的开放度、包容度的增加。而在中国并不存在宗教方面的约束，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长期存在非公开、非禁忌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基础上，诸如单位制解体、人口流动性上升、居住方式变化等社会变迁又进一步促进了私人领域观念的开放。中国民众私人领域开放度增强的趋势，展现的恰恰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当传统与现代元素相一致时，会在社会变迁的促进下发生快速的变化。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当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与当代绿色发展理念一致时，它也推动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环境现代化（曹旭，姜雪航，2018）。

除此之外，研究结果也显示了重要历史事件对人们的价值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世代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到，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春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并受其影响，表现在他们在尊重权威上分值最低，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得分则较高。而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一代在权威的尊重上比50、60年代出生的人得分更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却更低，这一反差与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出生于富裕时期的人们会更质疑权威、更后物质主义的观点相矛盾。通过对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大小，可以看到世代效应要弱于时期效应，世代更替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要弱于社会环境带来的整体效应。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国家政策、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参与上的变化对中国人当代价值观的塑造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但考虑到未来的人口更替效应，“80后”“90后”世代的价值观特点同样值得注意。当分离出年龄因素带来的影响之后，“80后”“90后”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的是保守权威主义，在私人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现代主义，这与李路路和钟智锋（2015）发现“80后”比前辈更为偏好“能人治国”的倾向具有一致性。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当年轻一代变为中老年一代之时，他们在公共领域的价值会相对更为保守，这对预测未来中国政治社会心态的发展状况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体来看，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时期、世代以及生命周期对价值观的影响。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价值观的测量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其一，表现为所关注的价值观的测量较为单一。例如尊重权威这一概念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经典的关于权威主义倾向的测量中包括对政府权威、上级权威、父母权威、传统习俗权威的测量（Dalton & Ong，2005），而在本研究中仅仅使用了“对权威更大尊重是一件好事”这一条目来进行测量，显然并不全面。现实中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应该是复杂的，使用单一条目的测量无法捕捉到人们对不同权威主体态度的变化。这种测量的遗憾主要是关于价值观的连续性调查数据匮乏所致。其二，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价值观的测量以西方社会为基础发展而来，其指标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的现代化表征并反映变化内涵，还需要加以讨论和审慎对待。本研究使用了对待权威的态度、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都是直接取自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基于现代化理论框架设置的指标，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间的适应性存在一定问题。受限于数据的获取，本文尽量在结果解释和讨论部分对变迁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和反思。期待之后有关中国价值观的调查能够使用体现中国人行为、价值观特点的典型问题，以更好地追踪研究中国人价值观的变迁。最后，本文尝试用经济发展指标、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历史事件对世代和时期效应进行解读，但这些背景因素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只是一种相关，而非因果推论。随着中国相关调查数据的丰富，期待将来的研究可以就这些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责任编辑：赵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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