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文化之盛，可从科举人才多少来推定。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曾统计过广东历代乡贡和进士数量和分布，她发现从宋至清四个朝代，南海（明清佛山镇属南海县）数量为347人，顺德为238人，番禺数量253，南海和顺德乡贡和进士数量排名分列第一第三。

另外，状元、榜眼、探花数量，佛山也位居第一，广东历代状元9人、榜眼8人、探花9人，南海顺德状元5人、榜眼3人、探花3人，占了三分之一多，佛山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和“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

（网络图）

“状元之乡”的文化土壤

状元是如何炼成的？佛山又给予他们的成功提供了怎样的土壤呢？

本土民所专家梁国澄认为，佛山是一座有着独特历史文化底蕴的岭南名城，自古钟灵毓秀，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而且自宋元时期便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经济的发达更直接促进了文化的兴盛。“佛山从唐朝开始便有石湾的陶瓷产业，明清形成冶炼铸造的产业，同时因地理优势形成了汾江河正埠码头一带的商业气氛，为佛山当时的经济打下了积淀。”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佛山的崇文之风也逐渐兴盛。

“当时满街都是民间识字读本，佛山的女性都是识字妇女，民间文化基础较好，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培养子女知书识墨有帮助。”梁国澄说道。

此外，南宋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北方的移民为避战乱而南迁，不仅为珠三角带来了中原文化，还带来了人才。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著名佛山史专家罗一星介绍，北方移民有不少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他们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出仕，光宗耀祖”。因此，“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南汉状元简文会，广东第二、佛山第一位状元

状元文化的精神核心：修齐治平 匡扶社稷

从南汉（五代十国之一）南海籍状元简文会的刚直不阿冒死劝谏到身居江湖仍忧国忧民直至为国捐躯的南宋南海籍状元张镇孙，再到公正廉明政绩斐然的末世名臣明朝顺德籍状元黄士俊，这些历代佛山籍状元的身上无不凸显出修齐治平的精神追求，无不彰显着内圣而外王的人格魅力。

宋朝状元张镇孙

这其中以张镇孙最为广为人知。他生于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自幼苦心读书，文辞畅达，知识渊博。公元1271年，他到南宋都城临安参加会试、殿试，他挥笔疾书慷慨陈词，在其政论文《廷对策》中提出了“国家以民为命脉”的著名论点，并大胆提出”召故老，求实才，以尚贤也”，“训守牧，戒贪残以布治也”等利益民生匡清社稷之良策。他的《廷对策》深得皇帝赵禥喜爱，于是张镇孙成为咸淳七年辛未科状元。后因奸臣当道迫害忠良，张镇孙被流放到浙江婺州做小官，他无法舒展为国为民的抱负，接来双亲供养，治小家尽孝道。

公元1275年，元兵南下，张镇孙回广东暂避。后宋军节节败退，危急关头宋端宗想起了张镇孙，授予高官厚爵，统辖广东军政大权。临危受命，张镇孙安抚百姓重整军队，并亲率宋兵与元军激战。半年后，因敌我力量悬殊，孤军无援，广州城最终陷落，张镇孙不幸被俘，他誓死不降，最终为国捐躯，终年44岁。

明朝顺德籍状元黄士俊

与张镇孙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相比，顺德籍状元黄士俊之德行与其不分仲伯。其为人也孝悌，在仕途失意时更不忘忧国忧民。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黄士俊辞官途径杭州西湖，随行侍从提议在西湖多游玩一段时日。黄士俊说：“吾对当官看得很轻，对国家的安危却看得很重。当今内忧外患频仍，西湖风景虽好，哪有心情观赏？我欲赶回家写奏章，以能早日向皇帝力陈安邦治国的意见。”

明朝状元伦文叙

伦文叙在广东的名气最大，传奇故事也最多，伦文叙父子连登三元的奇迹在南粤传为美谈。

关于伦文叙的传说和逸闻“大头鬼托世”、“伦文叙老点柳先开”、“伦文叙戏太师梁储”等传遍了珠三角，还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

在传统戏曲中，经常有“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做状元”的情节。如《赵五娘》中的蔡伯喈、《珍珠塔》中的方卿、《秦春莲》中的陈世美等，他们开始穷困潦倒，后来都考取状元，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科举考试竞争激烈

古代的一名读书人要经过大小十几场考试，经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奋斗，战胜一批又一批对手，过五关斩六将后才能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大魁天下摘桂冠”的状元，可以说每一名状元的产生都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

要在科举中脱颖而出有多难？

科举制度自创建以来，尽管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变革和变化，但基本遵循着“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金字塔模式，在塔尖的就是状元及第。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古代，读书是通往仕途的唯一道路，而科举考试则是必经的关口。因此，成千上万的学子多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金榜题名。

据了解，就清末而言，一般情况下每次全国参加“乡试”的考生大概有16-18万人次，从中选拔5000-6000人成为举人，进入“会试”。再从“会试”中选出贡士300人进入“殿试”，最终在“殿试”中选拔出状元、榜眼、探花各一名。

要想考中状元，便得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和“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等待。其实，十年只是约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状元岂是十年掐得来的？

据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清代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乡试时已102岁，他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考生”年龄最高纪录的。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由曾孙为之引导入场，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105岁时也考不中，到108岁时才有好运。

令人感慨的是，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会试中，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

此外，路途遥远也成为考生赴京赶考的阻碍。

清代广州举人林伯桐编写的《公车见闻录》便记录了赶考的细节。“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即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和樊城路。其中，沙井路陆地多、河川少，乘马车较快，到达北京需70天，而走中江路则乘船较多，需3个月才能到达。在当时，会试是三月九号报到，广东的考生需在春节前后就出发。科举之路历时之久，过程之艰辛，由此可见。

“3年才举行一次的考试、兼及深度广度的考题、少之又少的录取几率、长年备考的庞大开销、旅途遥远，还可能面对因地域差异、舞弊猖獗造成的不公正……”梁诗裕坦言，古代高中状元并不容易。

南海西樵松塘古村古建筑。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精神传承：以师承关系为载体

“师承关系是传承状元文化的重要载体，师承关系大致有三种体现:可以是家学，可以是官学比如官办的书院，又可以是私学比如一族一乡的私塾。”岭南文化学者关建人认为说。

他认为，古代的师承关系和现在一般所说的师生关系不完全相同，深厚密切得多。古代有很严格的,仪式感很强的拜师礼，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近乎血亲关系。比如朱九江和康有为,陈子褒和冼玉清就是这种传统的师承关系徒。这样的师承，老师教的就不仅仅是知识，更包括身心和三观的培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关建人回忆说,我四岁半就拜在冼玉清先生门下，他不仅教我知识文化，还处处灌输我为人处世的道理。

佛山自古就是一方文化沃土，明清以来，名人辈出大都有清晰的师承关系。为此,关建人简要介绍了朱九江以下一支的师承关系。近代南海学者朱九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康有为的老师，是位爱国、富有正义感的岭南大儒，也是位为政清廉、关心民众疾苦的清官；康有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受教于朱九江。这两位大师之后的陈子褒（出生新会，活跃于南海）、冼玉清和马国权诸位先生，都专注学问和教育，蜚声海内外。“朱、康、陈、冼、马等五位学人皆近现代人，事迹易查可考，师承脉络清晰，相互间的地缘关系明显，且他们在学术和教育上的成就都是荦然共睹，可谓道德文章标榜于世 ，如这般文德五承相接的本地文脉，搜寻粤海，似不多见。”

佛山历来重学兴教，《广东书院制度》记载宋代广东有方志可稽的书院共二十六所，佛山即占六所，明清时期是佛山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如西樵山的四大书院（湛若水、霍韬、方献夫等理学名家在此讲学）、三湖书院和礼山草堂。历代“乡科不绝”、“科甲日盛”，文风鼎盛，名人辈出。

禅城区莲峰书院（珠江时报记者 戚伟雄 摄）

其中礼山草堂，是清代大儒朱九江从山西弃官归里后，于1858年在家乡九江礼山下开设的类似书院性质的教育机构。朱次琦“礼山草堂”以“四行、五学”(四行：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为教学内容，培养了包括晚清大儒简朝亮、清末状元梁耀枢、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栋梁，开创了“九江学派”。1932年，为纪念朱九江，南海创建了九江中学。康有为“开创新学”的有为精神，朱九江“礼山兴学”的教育风范，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九中人博学笃行、切问勤思，激励着他们成人成器、务实创新。

除了师承关系外，状元文化精神也渗透到佛山的商业文明之中并得以延续。明清时期，佛山有众多的官宦仕子，他们退居乡里后，亦纷纷从事工商业，其传统文人的精神特质如忧国忧民、诚信为人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着其商业行为，这造就了佛山商人儒商的特质。因此，状元文化的精神核心——修齐治平的入世追求在佛山也通过商业文明的绵延不绝传承发扬着。如爱国华侨简照南创办“南洋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竞争。当时，简照南创办“南洋”的初衷除了有一种追求利润的冲动外，更大的原因是爱国之心。当时中国市场洋烟充斥，外国烟草公司每年“攫我千万金钱以去”，甚感痛心，于是他创办烟草公司以“杜塞漏卮，挽回利权”。爱国之心成为简氏兄弟屡败屡战矢志不渝发展中国烟草业的动力。

状元文化的现实意义

穿着汉服的稚趣学童们踏上位于白云洞碧水湖上的状元桥，穿过供奉着文曲星的状元塔（奎光楼），并依次敲响状元鼓。学童们以咚咚的鼓声明志，寓意学童完成开笔礼后，奋发图强，学业有成。

老师为学童开笔。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每年年中，南海西樵山都会举办开笔礼，今年西樵山更是面向市民和学童全年开设开笔礼，并启动“亲子理学游”。人们以物喻情，借用佛山的状元文化元素，表达现代人的美好期盼。

事实上，这样的一些场景，在佛山已是常态。南汉状元简文会和明代状元伦文叙同生在禅城澜石村，以他俩名字命名的“状元井”静静坐落在村中一个偏隅的角落之处。记者走访时发现，其四周均是上世纪8、90年代建造的屋宇，状元井则被很好地保护起来。近年来，祖庙每年举办开笔礼，都会在这里取水，希望能取得好意头。

古人还将能否考取功名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要提高“中举率”，附近一定要有高大的物体，包括形如文笔的山峰和尖形的文笔塔。明清时期，佛山的手工业和工商业全国闻名，读书之风最为昌盛，时至今日，许多村落也保留着文笔塔，如南庄镇孔家村。

除了开笔礼、文笔塔、状元井外，佛山与“状元”二字相关联的物件，还有许多，如状元及第粥、逸彩状元坊、三水陈氏宗祠前的旗杆夹等等。

状元及第粥。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上述种种，说明状元文化已悄无声息地融入到佛山人的生活当中，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那么，状元文化究竟因何而存在？延续至今，它又有什么样的内涵延伸？

历史上，要考取状元，首先就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培育，学习儒学的德育与行为规范，中山大学客座教授、佛山文史学家罗一星曾写有《明清佛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一书,在他看来，佛山自明代以来，历代重视教育，出了状元、会元等全国文化精英人物，“按照以前的地域划分，我把这群人称为‘南海士大夫现象’。这群人科举考试第一名，在朝中当官政绩彪炳，回到家乡还还立志建设第一等善良之家，无论是做人、读书、还是家族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其实，这些状元大多遵循同样的人生轨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举后，由于朝廷对人才有许多奖励政策，他们用这些奖励积累个人财富，然后回家乡建祠堂修族谱，随着官级步步高升，继而达到平天下的终极使命。

同样的，在南海区档案局地方志科科长张莹看来，从个人品质而言，状元们都有勤奋向上、好学苦读的精神，“他们性情耿直，公正严明，有着深切的家国情怀，追求道德文章，勇攀学问高峰，这些都仍有现实意义。”

学童开笔后在拉开智状元钟。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学童开笔后看佛山历史状元介绍领许愿桔。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学童开笔后在用状元井水洗脸。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状元文化的挖掘传承

中山大学客座教授、佛山文史学家罗一星表示，状元除了要考诗文经策，还要考对社会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旦考上状元，说明他们的治世之学也能运用得很好。”

把状元的这些特性进行延伸，今天我们重提状元精神，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中山大学古籍所博士后、历史学博士吴劲雄认为，状元能起到凝聚宗族力量，提升宗族向心力的作用，“宗族里出了个状元，即使放在今天，也会增强族人的自豪感。他们给后代树立了一个群体性标准，激励着后代为此而奋斗。”

可惜的是，在状元文化的挖掘、利用方面，佛山可是有待提高。

佛山文史专家王建玲退休前在禅城区博物馆任职，2008年和2009年，她和同事做文物普查过程中，多次接触到佛山的状元文化，并深入了解过几位状元的历史遗迹。

石湾黎涌村状元桥。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在她看来，佛山对状元文化的重视力度不够，“状元的很多历史遗物散落在民间，可没人对它们进行整合。如黎涌村以前有个‘中原第一家’的牌匾，后来被佛山市城市展览馆收藏，如果把伦文叙的东西收集恢复起来，做个伦氏家族展示区，或者做成一个状元文化源流的东西，把其他的状元也拉进来，做成文化旅游，那该多好。”

但是，王建玲也坦言，由于佛山在这领域挖掘得太晚，“状元的很多物件都不见了。虽然族谱会记载状元的生卒年月，但对其趣闻轶事并无记载，这也是很可惜的。”

同样的，经常与史书为伴的吴劲雄也有此感概，“此前我做过文物征集工作，发现记载佛山状元的史书文献并不多，有关他们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吴劲雄说，现代人讲起状元，大多讲他们的历史，可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被人忽略了。

“如顺德状元梁耀枢，他的书法很厉害，和朱九江也有渊源。又如张镇孙，大家都说文天祥收复了潮州，但在这历史事件上，张镇孙也有功劳。乡土读本应该把这些内容写进去，让状元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佛山祖庙孔庙佛山历代状元榜。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状元文化的时代引领

在佛科院社会学教授张喜平看来，“状元文化”是佛山文化的底蕴，也是佛山城市升值中的一种深厚的文化遗产。“状元也给我们树立了许多文化先贤，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他们这群人在民间有广泛的口碑，良好的形象，运用他们的思想进行基层治理，可能比我们单纯用政治说教更为有效，亲切、接地气。”

诚然，状元文化是佛山城市升值中一种深厚的文化遗产，城市中文化的价值、文化的意义实际上是状元文化留给我们。张喜平说，时代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敬老、善老的观念淡化了，状元文化强调的是一种秩序，在传承好家风的同时，对优化社会风气都有惊醒作用。

岭南文化学者关建人则认为，当下的“状元文化”可以赋予其新的思想内容，文以载道，道以显德，加重当地的文化气息。“我们拍了《记录乡愁》纪录片，从养德、走正道等方面扣住中华文化精髓，不像以前树立标杆，而是以此作为一个由头，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苏州历史上曾出现过45位文状元、5位武状元，数量遥居全国各城市之首。为更好地打造状元文化品牌，他们选择了建设状元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选址于苏州著名历史文化街区的平江路钮家巷潘世恩故居，以展示苏州状元文化为切入点，以“状元”线索梳理出苏州古建老宅文脉。

此外，苏州（平江）古城还曾推出“状元文化旅游节”，将状元文化与古城重点旅游区域、重点旅游要素有机结合起来，着眼于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推出独具平江特色的“状元游线”、“状元婚庆”和“状元宴”，推出“状元糕”等丰富的状元旅游商品，进一步塑造“书香平江府 世代状元地”的品牌形象，全力打造“老苏州的文化旅游胜地”。

澜石黎涌村状元井。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如何挖掘利用状元文化，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张雪莲建议可将状元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我个人认为可以将状元文化打造成佛山的一张文化名片，如同黄飞鸿、石湾公仔。同时也可将散于乡野的状元文化深度挖掘整理，做成一条状元文化旅游线路，同时打造成一张旅游名片。”

除此之外，与乡土教育相结合也不失为一种在民众中普及传承状元文化进而获得关注和认同的有效手段。“在去年的南海地名文化进社区活动中，我们向民众介绍了当地的历史名人，其中不乏状元进士等本地状元文化，这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我们看到了他们对溯源的渴望，对族中名人辉煌往昔的自豪。”南海地名文化协会秘书长黄永聪说。

南海西樵松塘古村牌坊。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在利用状元文化，引领文化潮流方面，佛山，还有很长的路走，我们也期待着，新时期的佛山精神，能和状元文化有机结合，书写新的文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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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珠江时报记者张溢、陈焯莹、洪晓诗

图/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未署名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珠江时报（prtimes）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