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年人口健康生存曲线

和健康预期余寿

（一）健康生存曲线

在分年龄健康率的基础上，结合分年龄死亡率数据，可以给出不同年龄在不同健康水平下的健康生存曲线。图2给出了基于2020年数据的60岁老年人口不同健康水平的生存曲线，用于描述假设60岁队列的未来健康生存状态，即假设2020年60岁人群按照2020年分年龄健康水平度过一生时形成的累计生存概率。曲线上的点表示60岁人口随年龄增大在某个健康水平下的累计生存概率。生存概率曲线下的面积正是60岁的预期余寿（Life Expectance，LE）。完全健康生存概率曲线下的面积是完全健康生存期，基本健康生存概率曲线和完全健康生存概率曲线围成的面积是基本健康生存期。本文定义的健康预期余寿（Healthy Life Expectance，HLE）是完全健康生存期和基本健康生存期的加总。预期余寿与健康预期余寿的差值即生存概率曲线和基本健康生存概率曲线围成的面积是60岁的不健康生存期。生活自理生存概率曲线和基本健康生存概率曲线之间的面积是不健康但能自理的生存期，本文定义的自理预期余寿（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DFLE）是健康预期余寿和不健康但能自理生存期的加总，即生活自理生存概率曲线与横坐标围成的面积。生存概率曲线与自理生存概率曲线中间的面积则是60岁平均不能自理的生存期。可见，60岁队列的生存人数和不同程度失去健康的生存人数随年龄增长逐步减少，其中，完全健康的生存状态随年龄下降的速度最快，不自理的生存状态随年龄下降的速度最慢。

（二）老年人预期余寿和预期健康余寿

采用生命表和Sullivan法，可以计算分年龄性别不同健康水平的生存期以及健康预期余寿在预期余寿中的占比。图3显示了完全健康生存期、基本健康生存期、不健康但能自理生存期、不能自理生存期以及健康预期寿命占比等信息。可见，预期余寿在2010~2020的十年间得到显著提升，年龄越大，预期余寿提升的速度越慢；完全健康生存期占预期余寿的比重得到显著提升，基本健康生存期和不健康但能自理生存期的变动不太明显，表明在预期余寿增加的同时，健康生存期也在增加，不健康生存期有所压缩。与2010年相比，2020年分年龄预期余寿和健康预期余寿都有所增加，健康预期余寿占预期余寿的比例均有所提升，年龄越大，健康预期余寿占预期余寿的比例上升的越快，表明健康生存期以更快的速度延长，老年人死亡率的改善速度慢于生命质量的提升速度，老年人生存期存在健康扩张现象。

通过细分类计算还可以得出，在2010~2020的10年间，城市、镇、乡村的分性别分年龄组的健康预期余寿和预期余寿都有所增加，其中，乡村老年人口健康预期余寿增长幅度最大，城市次之，镇最低。例如60~64岁乡村男性老年人口健康预期余寿在10年内提升了2.69岁，上升了18.04%。同一年龄段城市和镇男性老龄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增幅仅为1.87岁和1.58岁，对应的比例为9.55%和9.12%。且年龄越大，健康预期余寿和预期余寿的提升幅度越小。十年间，城市和镇的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余寿增长幅度均大于预期寿命增长幅度，城镇老龄人口健康预期余寿占预期余寿的比例呈上升态势，乡村老年人口健康预期余寿的增长幅度低于预期余寿，乡村老年人口健康预期余寿占预期余寿比例有所下降，8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经历的不健康期普遍较长，尤其是乡村高龄女性人口健康预期余寿占平均预期余寿的比例低于50%。

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看，我国男性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余寿均明显低于同年龄段的女性老年人口。与预期寿命不同的是，随着年龄增长，男女健康预期余寿的差距有所缩小，低年龄段的男性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余寿均明显低于同年龄段的女性老人，高年龄老年人口的男女健康预期余寿表现出交叉特征，例如，镇80~89岁以上男性的健康预期余寿略高于同年龄段女性，表明高年龄女性人口虽然余寿更长，但健康余寿相比男性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优势。

与健康预期余寿类似，自理预期余寿也呈现出城市高于镇、镇高于乡村的阶梯顺序。比较健康预期余寿和自理预期余寿，同一年龄段的老年人口自理预期余寿均高于健康预期余寿。从2010~2020年，自理预期余寿和健康预期余寿的差值在减少，即健康预期余寿的增加幅度较自理预期余寿的增长幅度更大。自理预期余寿与健康预期余寿的差值反映了“不健康但能自理”的累积生存年限，这一差距在缩小。随时间变化，城镇乡老年人口的自理预期余寿增长幅度仍然是乡村增加最快，城市其次，镇最慢。分性别来看，2010年和2020年女性自理预期余寿均高于男性，而2010年和2020年城市高龄女性的健康预期余寿却低于男性，2010年镇高龄女性的健康预期寿命也低于男性，但2020年却出现女性高于男性的情况，表明女性老年人口尤其是城市女性在包括心理积极状态的生命质量方面较男性更低，女性相对男性虽然余寿更长，但却更长时间地经历着不健康的生命状态。

（三）预期余寿增长贡献分解

为了探究预期余寿的增长路径，回答寿命延长是否伴随更长的不健康生存期的问题，进一步采用分解法，可以将2010~2020年预期寿命的增长分解为由于死亡率改善带来的增值和由于健康率的改善引起的增值两个部分。

通过分解得出，完全健康生存期中死亡率改善和完全健康率改善都对该生存期长度呈现正向作用，且健康改善的作用更大，例如，60~64岁老人的完全健康生存期因死亡率改善提升0.61岁，贡献度为19%，因完全健康改善提升2.66岁，贡献度为81%。基本健康生存期中，死亡率改善呈现正向作用，但是60~84岁老年人的健康改善呈现负向作用，且60~64岁负向作用大于死亡率改善正向作用，导致基本健康生存期下降。对于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存期，死亡率改善呈现正向作用，但是健康改善导致处于该生存期的占比降低，健康改善呈现负向作用。而90岁以上老年人健康改善的效果小于死亡率改善的效果，所以处于该生存期的长度增加。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生存期，死亡率改善呈现正向作用，但健康改善导致处于该生存期的占比降低，健康改善呈现负向作用，且该部分健康改善效果小于死亡率改善的效果，使处于该生存期的长度增加。总体来说，因为死亡率改善，各生存期长度或多或少都有所增加，其中完全健康生存期增加最多，其次是基本健康生存期，60~84岁老年人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存期和生活不能自理生存期均有缩短。这也证实了我国老年人口在2010~2020年的十年间存在健康扩张和失能压缩。

三、结论

回到本文最开始提出的问题，老龄化下的寿命延长伴随健康水平下降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本文从基本的健康预期余寿出发，利用我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分城乡和分性别的老年人口预期余寿、健康预期余寿和自理预期余寿的差距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对影响预期余寿变动的死亡改善和健康改善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

2010~2020年，同龄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余寿水平和提升速度高于自理预期余寿，自理预期余寿的水平和提升速度高于预期余寿，说明十年间生命质量的提升较生命长度的延长速度更快。其中，健康预期余寿的改善主要是由于完全健康生存期的显著提升，人口预期余寿的增加伴随着完全健康生存期的大幅提升、基本健康生存期的小幅改善、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存期的缩短以及生活不自理生存期的微弱提升。健康预期余寿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完全健康生存期的增加，即老年人口自评不健康期的推迟，从而存在“不健康”压缩现象。自理预期寿命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完全健康生存期和基本健康生存期的增加，即健康状况恶化到不自理得到了推迟，表明不能自理存在压缩现象。

同年、同龄老年人口的预期余寿、自理预期余寿和健康预期余寿呈现按城市、镇、乡村的顺序由高到低排列的规律。十年间，城市、镇、乡村的分性别分年龄组的健康预期余寿和自理预期余寿都有所增加，其中，乡村老年人口的增长幅度最高，城市次之，镇最低。城市和镇老人的健康预期余寿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完全健康生存期的上升，基本健康生存期缩短或微弱上升。乡村老人健康预期余寿的增加则伴随着完全健康生存期和基本健康生存期的上升。

女性自理预期余寿均高于男性，但健康预期余寿却呈现出交叉特征。男女老龄人口的健康预期余寿和自理预期余寿的差距有所缩小，城市高龄女性健康预期余寿低于男性，表明虽然女性比男性活的更久但比男性遭遇的不健康生存期更长。乡村老年妇女特别是高龄妇女经历着较长的不健康生存期。

编辑：于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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