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谈话,我曾经得到过一个关于这个谈话的两页的材料,我完全记不起来是怎样得到这个谈话的,又没有看到书面的来源,它的真伪我没有把握。现在我看到了新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我以为“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是我以为是准确的。《毛泽东传》说“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如《毛泽东传》所写“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而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的观点至死不变。

这年6月下旬,也就是毛泽东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四人帮”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1976年7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同志没有作任何答复。

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同志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追悼会,我在远处看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江青。过去还算好看的江青,现在是一个丑八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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