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卿心君悦

在近日上映的影片《革命者》中，最令我动容的两个画面，一是由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先生在幽暗的监狱中，仰望透过头顶天窗照射下来的那束光，眼中充满了希望与向往。

另一个则是当由佟丽娅饰演的李大钊妻子赵纫兰，从报纸上得知丈夫李大钊遇害的消息时，眼前浮现出大钊先生生前一幕幕的画面，可万念俱灰的她又强忍着悲痛回应着孩子们的呼声。

直到观影结束，这两个场景依旧在脑海中盘绕，李大钊先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生都献给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身陷囹圄与黑暗，却始终不曾放弃对希望与光明的追逐，而作为妻子的赵纫兰，则将一辈子的心血都用来照料家庭，坚定的支持着丈夫的革命事业。

在真实的历史中，李大钊与赵纫兰夫妻相伴二十八载，同风雨，共进退，生活虽艰辛，但婚姻却充满了幸福与温馨。灰暗岁月中的这对伉俪夫妻，值得我们铭记，也值得我们学习。

二十八年风风雨雨，他们一起面对

1884年1月，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赵户人家，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家主赵文隆取《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中的二字为其取名为赵纫兰。

时隔五年多（1889年10月），同村李家一个遗腹子呱呱坠地，母亲在生下他后不久便去世了，爷爷一手带大了他，在六岁那年进私塾学习时，有了第一个大名——李耆年，也就是后来的李大钊先生。

1899年，按照当地早婚的习俗，不足十六岁的赵纫兰作为童养媳，嫁给了十岁的李大钊，从此两人的命运便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开始了长达6年的学习生涯，随后1913年又远赴日本留学，直到1916年才回国，同年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第二年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 。

而赵纫兰则一直孤身在河北老家家照顾孩子，操持家里家外，直到1920年，才带着孩子们来到北京，一家人这才团聚。

他们的婚姻生活并没有像一些包办婚姻那样不幸，二人的感情一直十分融洽恩爱，直到1927年4月李大钊就义，这段美满的婚姻才画上了句号。

婚姻中的般配是成就，而非前提

可能用现在的标志来看，李大钊与赵纫兰似乎并不般配，一个是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北大教授，又是当时革命的领袖，一个是裹着小脚，大字不识，不漂亮也并不年轻的乡下女子。就像在《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集》一书描叙的那样：

李大钊的夫人，是个十足的老太婆，小脚，包头，兰布大褂，目不识丁，样子和一般江北缝穷妇差不多。实际她也是出身北方农家，凡是到过安乐窝的人，都不相信她就是李太太，常认为是使馆雇的老妈子。

可就是在外人看来并不般配的二人，却成就了一段长久稳定且幸福的婚姻，这离不开两人共同的经营。

阿兰·德波顿在《爱的进化论》中说道：“合适人选的真正标志，不是完美互补的抽象概念，而是忍受差异的能力。般配是爱情的成就，而不是前提。”

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婚姻，不可否认，他们夫妻二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有才学，一个目不识丁，一个心怀远大的抱负，一个眼中只有家中的柴米油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彼此间的差异产生分歧或矛盾。

相反，他们尊重、接受彼此的差异，同时还会共同努力将差异的距离缩短。李大钊在有空的时候，便会给妻子讲自己的革命事业、外面趣闻，还会教妻子认字，帮妻子做做家务，而赵纫兰努力地认字，也乐于倾听丈夫描绘的宏图伟业，虽然不懂，但她觉得丈夫做的是正经事，是大事，后来还会在李大钊与其他同志谈话时，帮忙放哨，传递消息，就像拉平斯基曾说：“良好的婚姻建立在尊重差异和你来我往的合作之上。”

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的婚姻爱情因为彼此之间差异，而渐行渐远，一方总是理所当然地要求对方改变，服从自己的需求，却忘了，婚姻是两个独立的人，结合为一个整体，存在差异是常态，但如何平衡与调节是需要双方互相包容与共同努力的。

物质条件，并非婚姻幸福与否的决定因素

李大钊从小由祖父李如珍抚养成人，其上学的费用也全靠祖父的积蓄和经营土地的收入。1906年李如珍去世后，家中的积蓄大半被李如珍的女儿、女婿挥霍和分走，家境顿感困难，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每年的费用“至少需要120元以上”，这笔较高的费用，全靠妻子赵纫兰辛苦经营。

成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月薪虽高，却将大部分工资与其他收入，资助给贫苦学生，或作为革命经费，或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科的办事人员，每月发薪时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赵纫兰，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但即便这样，赵纫兰从未有过任何抱怨，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李大钊的事业，心甘情愿地做他背后的女人，尽自己所能地帮助李大钊，生活虽困苦，但两个人的感情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不知何时，物质条件成为了衡量婚姻幸福与否的关键，可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家产万贯的人婚姻未必幸福，而家境贫寒的夫妻同样可以努力将婚姻生活经营的幸福。

婚姻幸福与否，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如果以婚姻为媒介去获取物质的享受，或是在婚姻中只在乎物质享受，那么婚姻生活很难幸福，就像张爱玲的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姑妈梁太太，她们获取到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却迷失了自己，最终婚姻不幸，人生亦不幸。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物质之于生活的重要性，但却不该将其视为决定婚姻幸福的关键因素。

婚姻生活中需要适当的感激之情

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婚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分居两地，聚少离多的状态，两人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危机。

李大钊对政治理想与个人生活都忠贞如一，他不好色，只好抽烟，据说他生平不谈恋爱，在北大教书时，尽管有找女人的许多好机会，他都心甘情愿把这个好机会让人，他不允许自己做出对不起赵纫兰的事情，自觉的与外界所有的诱惑隔离。

1918年初，蔡元培发起成立了“进德会”，将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陈独秀、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自愿成为甲种会员，而甲种会员的要求是不嫖、不赌、不纳妾。殊不知，民国时期很多名士们连最起码的不嫖、不赌、不纳妾都做不到，但被推举为纠察员的李大钊却是问心无愧的真君子。

李大钊的洁身自好，不仅源于个人的德行高尚，或许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深知妻子的不易，对妻子在家庭中的付出充满着感激之情，他曾说，如果没有妻子赵纫兰，就没有现在李大钊，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做任何对不起妻子的事情，在生活中对妻子也十分的关心与尊重。

想来，在如今的部分婚姻生活中，就缺少这样的感激之情，将对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眼中只能看到自己的苦与累，却忽视了对方的辛与酸。

在婚姻生活中，应该存在一定的感激之情，可以用语言来表示达，比如一句辛苦你了，也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回馈，这种你理解我，我心疼你的良好互动，不仅有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还可以为情感加温。

没有谁一定要与谁在一起，婚姻如此，爱情也如此，当两个人决定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明白，今后的生活不只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对方负责，因为对方将幸福的赌注全都压在了你的身上，如果不能给予对方幸福，那么就不该成为对方追求幸福的阻碍。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得知消息的赵纫兰“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

由于家中连安葬的费用都拿不出，加之赵纫兰在丧夫的打击下病倒，李大钊先生的灵柩被停放在了妙光阁浙寺。

为了给丈夫一个安身之所，身体并不好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京，请求北大代办安葬，顶着到处都是“剿共”的压力，蒋梦麟、胡适、鲁迅等人捐款，将李大钊先生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一个多月后，赵纫兰因心脏病凄然长逝。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经营的公司，就是婚姻，我十分赞同这句话，想要经营好婚姻并不容易，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需要夫妻双方一同克服遇到的困难与风雨，携手并进，才可能收获想要的幸福与美满。

卿心君悦，一位情感观察者，Ta说书评人、影评人。用文字温暖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