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上世纪90年代，航拍常州老城区。张海韵 摄

“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句空话。”亨利·福特的这句话在这次常州的探访中，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是在7月一个闷热的夜晚来到常州的，即使已经到了深夜，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夏天的暑气和叮叮当当从沿途工地上传来的打桩声。

“马上就要通地铁了，常州也快了。”滴滴快车司机似乎是在向我这个外地人解释导致糟糕交通的原因，但听上去又像是在安慰自己：一个“快”字，既是说工程即将结束，也是指城市即将变“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像极了常州人的心态——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常州是“苏南模式”的缔造者之一，“苏锡常”全国闻名，但常州也遭遇过发展中的挑战，一度失落，不过现在，他们在赶超者的队伍中脱颖而出，试图再次成为这个国家的“模范生”。

常州的路径清晰地勾画出“苏南模式”——这一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发展程式——如何重回舞台中心的故事。

1、全国中小城市发展经济的“样板”

中国人擅长学习，我们习惯于从别人身上挖掘经验，更愿意去相信榜样的力量。无论是“农业学大寨”还是“铁人英雄”王进喜，都是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笃信的模范。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解放”，让我们恍然发现，原来我们是多么需要重新再找到一条发展之路。

此时，中国大多数的城市都还刚刚从计划经济的年代苏醒过来，对市场经济或者说对如何激发经济的活力，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常州是个例外。

“小桌子上唱大戏”是当年《人民日报》对常州经济发展模式的概述，并认为这是全国中小城市发展经济的“样板”。

“常州当时已经逐步建立起覆盖轻重工业的、门类齐全的、系统的工业化体系，在产业层次上最开始就不同于温州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它比小农家庭经营更具有规模特征。”学者温铁军在《解读苏南》一书中这样评价常州。

当时一组走南闯北的纪录片摄制组沿着运河来到常州，他们准备拍一部叫做《走进运河》的纪录片，当在镜头里看到运河两岸厂房如织，工人们忙忙碌碌时，这些见多识广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到了新鲜。

他们在片子里这样形容常州速度——赶乘公共汽车的人们一溜小跑，好像在冲锋、在竞赛。

不过，当他们得知这片只占江苏省土地面积4%的地方，却创造了全省一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时，才恍然大悟这里的人们为什么会走路这么急匆匆了。

这里仿佛开动了一台财富制造的机器，和苏州、无锡略显不同的是，起源于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在常州最早改制成为了股份制企业——激励机制更加明确的企业组织形式，让常州“藏富于民”。

“常州有钱的老百姓其实要比苏州、无锡要多。”常州市委政研室一位官员自豪地对我说，事实上，“苏锡常”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走上了迥异不同的发展路线，“在那个时候，常州的民营经济早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

2018年，航拍常州新城。蔡敦昊 摄

2、是什么扼住了常州企业的喉咙

民营经济一度和国有经济、外资经济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三股重要力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当时各地主政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但事实上，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常州在进入2000年前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让部分常州的工业企业陷入了转型升级的难题，“早转早死，不转等死”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小老板们无法破解的“悖论”，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最早影响的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中国最为发达的制造业基地，常州也无法幸免，各项生产资料成本的陡增“扼住”了民企老板们的喉咙。

一位野心勃勃的富翁企图在常州建起一个钢铁王国，但这个项目最后被更高级别的政府紧急叫停，这件事件也一度让常州的老板们不知所措，“形势变化太快，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发展了。”上述市委政研室官员回忆说，“也让大家开始思考，常州到底应该发展什么。”

无论是在江苏还是在长三角，常州的工业基础以及门类分布都是比较齐全的，“但这带来的问题是，产业特色并不明显，竞争力不够。”

常州人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常州仿佛进入了一个“滞涨”时期，经济增速也慢了下来：经济总量不但落后于苏州、无锡，甚至被南通、徐州所超越。

也有人认为，常州的迷失，或许也和常州本地深厚的吴文化有关。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性”，他们认为：有时候过于理性就会变得为了求稳却失去了一些稍纵即逝的发展机会。

“干事情都是千考虑，万考虑，连退路都想好了以后才来干事情。”在谈到常州的发展历史时，曾经长期在常州工作，并担任过常州市委书记的阎立这样点评说。

从长远来看，常州在过去那一段时间中遭遇的经济发展困局，实质是粗放式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发展模式的一种显性表现，也是从世纪之交到2010年左右，长三角经济的一个缩影。

常州一家24开放无人值守图书馆。经济水平提升了，老百姓的的精神水平更要提升。一位常年在此看书的市民这样说。蔡敦昊 摄

3、创新创意“闯”出来

2008年，常州创意产业基地挂牌成立，新闻上也并没有太多的宣传，从体制上来讲，这个基地也具有“常州特色”——由常州恐龙园的母公司和基地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共同组成。事实上，常州恐龙园当时在常州和周边地区已经名气不小，孩子们都希望爸爸妈妈能在周末带他们去常州恐龙园游玩。

常州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凭空造起的一座恐龙城居然被市场如此“买账”，他们开始相信创新的力量了。

就在常州创意产业基地成立的两年前，常州人投票评出当地的年度十大新闻中，票数最高的第一条是：常州排名“中国城市创新环境评价”第七位。

“从最初的动漫、软件、主题旅游起步，到如今集聚800多家文创企业，拥有9块国家级金字品牌，16家上市、挂牌企业，可以说，我们基地现在数字创意、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新模式相继涌现，产城融合效应不断突显，已经成为常州创意产业、高层次人才的核心集聚地。”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许柯娜向我介绍。

十年间，常州创意产业基地成为了支撑常州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西安人王鹏勃是基地成长起来的江苏金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金刚曾经是一家网游公司，但它现在的主营业务是将高智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文化旅游、商业、教育、交通等领域。

“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主题公园项目中的企业。”王鹏勃说，他们终于在重重的市场竞争中闯了出来，成为了行业内唯一能和国际同类企业抗衡的企业。

他们的典型代表项目是中华恐龙园《伊萨利卡商店》儿童乐园项目。这个项目为采用 AR 增强现实、7D 体感互动、绿幕实时抠像等高新技术，结合中华恐龙园独有的恐龙文化，为游客提供了形式丰富的互动亲子体验，如：虚拟拍照、魔法涂鸦、桌面互动游戏、7D 体感互动游戏、绿幕实时电影拍摄游戏等，成为了中华恐龙园倍受家庭人群青睐的游乐项目。

常州一家职业技术学校，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数控机床的操作。常州有多家智能制造企业，现在常州的大部分职业技术学校都和企业签订了人才培养协议。学生走出校门，就能找到工作。蔡敦昊 摄

4、工业升级的加强版

金刚这家企业无疑是典型的“新常州”企业——创意+黑科技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但同时又依托在常州“智造名城”的基础上。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事实上在常州，至少有超过200家工业制造企业，已经成为了细分行业里的“隐形冠军”。

比如在全世界，每三部正牌手机中，就有一部手机的受话器、扬声器、马达来自全球最大的声学元器件制造商——常州瑞声科技。

常州一家动漫产业公司，设计人员正在制作三维动画。蔡敦昊 摄

王鹏勃和他的金刚只是这几年常州“升级”工业的一个侧影，但毫无异议，常州过去的工业基础，正在帮助常州经济走向更多的可能。

“每4台机器人，就有1台在常州制造；全国石墨烯产业，一半在常州。”常州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常州有超100个产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拥有200多家国内外行业隐形冠军。过去3年，常州亩均税收超千万企业，由 312家增加到513家。

常州人擅长“无中生有”，所谓的“无中生有”是一种理念，常州人在过去创造了“常州模式”，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而现在，他们在强大的工业基因上嫁接了“创意经济”，这是四十年来，常州经济走过的路径——它回答了有关工业城市如何升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