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傅小平 文学报

文学报 

今天夜读，从这两部作品出发， 回溯埃科的文学人生。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果有一天去了另一个世界，最想把哪本最钟爱的书带走？翁贝托· 埃科回答说，他可能带上的是《玫瑰的名字》（1980），不是因为钟爱，而是因为讨厌。他写了这么多书，人们说来说去就是这本，因为不断有人提，他不想听到有人再提了，但他不能不说，他所有的名声都来自这本书，所以如果只能带上一本，他一定得把它带上。

今年是《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意大利忒修斯的船出版社推出该书的新版。作为迄今最完整的一个版本，该版本恢复了当初邦皮亚尼版中删除的部分文字，还首次以影印方式收入了大约二十页的埃科创作笔记、迷宫地图和作者手绘的书中人物画像。这些速写形式的画像是埃科在创作过程中为了给笔下人物以具象，以便用文字加以描摹而在笔记本上画出来的。而《玫瑰的名字》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至于在2017年2月19日埃科逝世一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虽意在推广埃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试刊号》，却选择“以玫瑰之名”来纪念他。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次采访中，埃科还给采访他的记者，看了一本他最想给读者看的书，一本还只是一张张白纸的书。他诙谐地说，他还没有写的这本书，会是他最好的一本书。那时，他多半没有想到，《试刊号》成了他的“天鹅绝唱”。

埃科式的反讽于此可见一斑。这位充满智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公众场合与人交谈时，埃科经常口出妙语：他说“上帝躲起来了，因为他不想上《VOGUE》杂志”；他说“现实比梦好：假如有东西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而不会怪罪于你”；他说“要建立不朽的声名，你首先需要宇宙性的无耻”。在《试刊号》中文译者魏怡看来，埃科对人对事总是持一种善意嘲笑的态度。“他生前的留影也大多是微笑的，毫无疑问是智慧的微笑。”而《试刊号》，某种意义上也是埃科和大众媒体开的一个并非恶意的，却是力度很彻底的玩笑。

《试刊号》故事背景设在1992年的米兰。主人公科洛纳和其他几名记者一起，受雇于一份正处筹备中的报纸《明日报》。他们研究过去的新闻，试图编造出一份模拟的“创刊号”。但在实验过程中，种种现实却不容置疑地跃入眼前。“人们都以为墨索里尼已经死了，而自1945年以来，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大事背后，都飘荡着他的幽灵…… ”某天早晨，提出这惊人假设的记者惨遭杀害。实际上，这份报纸不过是用以煽风点火、诽谤和勒索的工具，是身为传媒巨头的幕后老板打入意大利政治核心的垫脚石。

虽然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遥远异国，但读者自会会心地意识到，小说里的描述同样照见当下新闻业的种种弊病。诚如书评人btr所说，在某一刹那，我们仿佛借由小说进入了时空隧道。“今昔对照，你不由会怀疑埃科其实活在当下。他是那个揭露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

相比而言，在出版于2010年，最近才由该社推出中文版的《布拉格公墓》里，埃科的戏谑讽刺还要辛辣得多。小说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觉醒来，发现忘了自己是谁，失忆的恐慌与不安让他决定仿效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精神治疗。他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逐步从记忆的迷雾中寻回那个孤独的童年，被生活抽打的青年，以及在成为秘密警察的眼线以后，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背信弃义、随意出卖朋友、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他为各方所用，周旋于秘密警察、教会、阴谋家、革命者和御用文人之间，在半个欧洲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暗杀，伪造反对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文书，谋取钱财。但正是他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整个欧洲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导向。

某种意义上说，埃科能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源于他的博学通识，这自然在他的小说里有所体现，如果你读过他的《康德与鸭嘴兽》《树敌》《密涅瓦火柴盒》《帕佩撒旦阿莱佩: 流动社会纪事》等“跨文体”著作，就更可以叹为观止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博学通识，埃科得以看清假相，并且把假相产生的过程揭示给你看。他还是个货真价实的符号学家，这一身份也使得他洞悉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隐秘联系。Btr以《试刊号》为例表示，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就是在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被炮制出来的，埃科要告诉读者新闻业里是怎么操作阴谋论的。“所以，读这本书有点像我们看拆西洋镜。对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看魔术的人，他会警示说，你看到的只是幻觉。而即使你知道自己看的是魔术，你可能并不清楚这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埃科给你揭示了这个过程。所以说，在真假界限不是那么分明的时候，埃科不仅让你意识到有些看似真的东西，很可能是假的，他还告诉你怎么来辨别真假。”

显而易见地，透过小说的背面，你会发现，埃科不只是停留对新闻业的批判，就像该书编辑李月敏说的，在《试刊号》里，真相是什么无所谓，新闻本身并不是问题，权力才是。而生前接受NPR电台的连线采访时，埃科也表示，这本小说触及了现代人的道德问题。埃科说，过去三十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听闻之后却仍然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而不是哪里发生了爆炸，或者死了多少人。“要知道，现在的媒体其实有些病态，周一我们读到的新闻，到了周二我们就已经忘了。这确实是悲剧。新闻并没有像它应当做的那样影响我们。”

要是从戏仿式写作的角度理解，揭露新闻业弊病的小说，理当像新闻一样往“精简”里写。当然，埃科把这部小说写得前所未有的短，也很可能只是他有意改变一下风格，他一改过去“大笔墨描写秘传、谜题或者文字游戏”的手法，脱离中世纪厚重历史与符号学的冒险，仅用短短两百页篇幅，就生动构建了一场阴谋重重的办报实验。在评论家王宏图看来，像埃科写的《傅科摆》这样的小说，事实上也可以删减成《试刊号》这样的篇幅。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删减的部分是注水的内容。以魏怡的理解，埃科注入的不管是知识，人生体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趣味，都是有营养的。“这些东西，你读起来可能觉得没单纯读故事那样痛快，但读完以后，你会享受到各种欢乐，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这些收获里，更是包含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回味。王宏图表示，读埃科的作品，你会觉得跟美国一些作家，尤其是丹·布朗的作品有比较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写的悬案，都包含了诸如圣殿骑士这样的内容，但他们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丹·布朗你看完一篇，不会再想看第二遍。但埃科的作品却会引你一读再读，因为里面总是有很多让你回味的地方。”

事实上，埃科生前就经常被问到，《玫瑰的名字》相比《达·芬奇密码》如何，十年前访华时，他又被问到这个问题。艾柯回答说:“这不是问孔子和米老鼠有什么不同吗？丹·布朗写小说太认真了，在我那儿，也许有的只是些符号。”

但埃科写小说一样“太认真”，不同之处只在于是不一样的认真。而他说的符号，显然是有所指的，他或许真正在意的正是符号背后的东西。在《玫瑰的名字》初版时，意大利出版方一度想删掉开头的历史部分，但遭到埃科反对。他说：“修道院通常在山的高处。我希望读者能经历和我一样的磨难，直到爬上山顶。如果他们不愿这样，那他们就不是我的读者。”

《玫瑰的名字》使“翁贝托·埃科之名”蜚声世界，跻身于第一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列。有意思的是，关于这部小说的各种研究论文和专著源源不绝，特别是关于“玫瑰之名”的阐释几乎构成一场20世纪末期的“阐释大战”。这部实在是太出名了，尽管埃科还写了大量其他著作，但大众读者最关心却始终是这部侦探、哲理、历史三位一体的小说。

有鉴于埃科的博学，读者也想知道他最喜欢哪些作家。埃科说:“通常情况下，我努力不予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是‘谁是你最喜欢的当代作家？’如果说只有一个作家对我具有最大的影响，那么我太愚蠢了。在20岁的时候，的确有对我影响很深的作家，乔伊斯是我的文学偶像。当代作家中，我比较喜欢卡尔维诺，虽然他是我的朋友。随着年龄渐长，感觉很多事情都在重复。我也读当代小说，但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差，我会被激怒，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好，我也会被激怒。”

实际上，埃科有自己最喜欢的作家，那就是法国作家钱·德·奈瓦尔。他坦言，自己一生都在不断地阅读和重读奈瓦尔的《西尔薇娅》，他甚至还翻译了这部作品，因为他太热爱那些文字了。“我花了一生的时间读它，研究它，终于在几年前又翻译了它，介绍给意大利读者。奈瓦尔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的每一部作品，要么某个章节的标题，要么文中某个词汇，都直接引自奈瓦尔。”

那么以埃科“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见解，他读《西尔薇娅》是否也只是误读呢？这样问，不只是因为埃科写过一本名为《误读》的书，还因为埃科还有个显著的头衔：符号学家。有专家称，艾柯的符号学为大众文化、传播科学和信息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971年，艾柯回到校园，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开设了符号学课程。然而当被有关符号学的问题时，埃科显得非常无奈，因为大众读者对符号学的理解实在是太有限了。

但对于翻译问题，埃科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说，他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翻译，因为翻译很难准确传达出另一种语言所具有的精髓。“如果说存在一种完美的语言，那纯粹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话虽如此，翻译毕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搭建起了桥梁。但近些年来，东西方在相互理解上并没有在全球化进程中加深，代沟依然存在。然而在埃科看来，要把文化交流寄希望于语言隔阂的消失，那是不现实的。埃科说:“近些年，我们发现不断有语言在消失，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要有一种语言一统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尽管身份和头衔众多，埃科应对起来却是游刃有余。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日常生活方面的提问时，艾柯说，他安排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不像有些作家的生活是循规蹈矩的。他的写作没有缜密的安排，他可以在火车上、厕所里写，只要灵感来了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我觉得生活有很多间隙，就好比一个银河系，如果把星系间的空间抽掉了，银河系就会变得很小。我用的就是这些间隙空间。”

随后的《昨日之岛》（1994）的故事发生在1643年，一艘担负着寻找180度经线任务的商船遇到海难，年轻人罗贝托成了惟一的幸存者，他被浪潮冲上了另一艘弃船达芙妮号。罗贝托患有疑心病、妄想症和畏光症，所以尽管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小岛，但是罗贝托可望而不可及。他勉强依靠达芙妮号上残存的东西维生，每天靠书写打发时光。他写情书，写回忆、最后演变成写小说、写一切样式和内容的小说，甚至还幻想出一个弟弟“费杭德”……真实与虚构渐渐分不出界限。到最后，他离开达芙妮号，奋力游向未知的结局。

《波多里诺》（2001），同样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从十字军东征、圣杯传说，到基督教城市的兴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再到修道院阴谋、阿基米德的镜子、传说中的东方祭司王国。小说可谓如银河系般包罗万象。书中主人公——意大利历史名城的守护人波多里诺是一个天才的骗子，他声称自己讲述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有趣的是，他的谎言总是一出口就变成真……

埃科的独特，正在于如有评论所说，他将学术和虚构之深浅两极共冶一炉，小说中有学术，学术中又有叙事性。也因为此，《玫瑰的名字》中文译者沈萼梅表示，和别的作家比，埃科的特别在于他维护了文人的尊严。“文人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非为了迎合谁，或者得到什么。他通过讲一个过去的故事来表达他的理念、宣告他的价值观。”有意思的是，小说名为《玫瑰的名字》，“玫瑰”只在书里出现了一次。翻译时沈萼梅甚至把书名抛到了九霄云外，译完才意识到这本书叫《玫瑰的名字》。

倘使做点符号学的猜想，埃科在48岁的年龄，发表了平生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取了这样一个书名，或许是暗示了一点什么。就像沈萼梅说的，世界上天地万物，留给人类的、历史的，不过就是个名字罢了。人也好，事也好，再伟大的最后留下的都只是名字而已。《玫瑰的名字》里写道：“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在纪念该书问世四十周年之际，或可告慰的是，埃科毕竟以“玫瑰之名”，在世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还有远要比他生命久远的作品。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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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埃科《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他总相信下一本“玫瑰”还在空白纸里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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