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帆：论述元代汉化迟滞的若干具体表现

汉化迟滞的若干具体表现

忽必烈在位后期，推行汉法与改革蒙古旧制的工作基本上趋于停顿。不过在元朝中后期，仍然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汉化成果。仁宗皇庆二年（1313），正式下诏开设科举，自次年起三年一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元朝科举取士人数很少，进士的地位和仕途也难望唐宋之项背，但毕竟部分地满足了汉族儒士开辟读书做官途径的要求，也促进了汉文化在蒙古、色目人中的进一步推广。英宗在位时，编成法令文书类编《大元通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法典性质，其细目与唐、金两代法典的沿袭关系十分明显，部分地解决了元朝法无定制的问题。文宗时又组织一批文人学士，模仿唐、宋《会要》体例，编纂了政书《经世大典》880卷，是一部集元朝典制之大成的著作。

尽管有上述汉化成果，但如与中国古代其他北方民族王朝相比，元朝的汉化进程仍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迟滞的特点，显得更为艰难、更为迂回曲折。这一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就制度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大量不适应汉地情况的蒙古旧制继续存留，其具体情况在前文已经述及。除去那些从草原移植到汉地的制度以外，还有一些自大蒙古国以来长期执行的消极政策到元朝中期逐渐制度化，也可划入传统的蒙古旧制之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将全体百姓分为四等的民族等级制度，关于它将在下文详述。这里主要从有关统治集团文化素质的角度来看元朝汉化迟滞的一些表现。

总体而言，元朝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族文明比较缓慢，其中大多数人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对中原地区的一套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十分隔膜。历朝皇帝均信奉喇嘛教，加封吐蕃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所以敬礼而崇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16〕仁宗、英宗时还下令在地方广设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比较而言，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儒学的地位就要逊色许多。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虽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产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成宗时大臣因为“天变屡见”，按照儒家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请求“引咎辞位”，成宗即轻蔑地说：“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邪？”〔17〕元朝最后一个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后为北元昭宗）则说：“李先生（按指其师傅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18〕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儒化稍深，但他们同时也仍然是喇嘛教的虔诚信徒，且因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都未能有太大作为。大多数蒙古、色目贵族对儒学的态度亦与皇帝近似。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昔日作为治国主导方针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而与儒学格格不入的保守势力直到元亡都相当强大。顺帝一度讲习经史，左右近臣即多加阻挠。帝师则对太子习儒提出异议：“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19〕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问题。元初，忽必烈命八思巴仿吐蕃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行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校进行教授。有元一代，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校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官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元代白话”文体。汉语文对蒙古贵族虽有一定影响，但并不突出。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大多数皇帝（仅后期的文宗、顺帝例外）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十分费力地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不仅皇帝多不习汉文，蒙古大臣中习汉文者也很少。如元朝后期的右丞相阿鲁图就对顺帝称“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20〕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而从左转，成为笑柄。

在用人政策上，元朝统治者心目中的民族畛域根深蒂固。他们极力维护蒙古、色目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垄断地位，排斥汉族官僚进入统治核心。如时人所云：“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中万无一二。”〔21〕在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一小部分汉族官僚中，以吏进身者又占了绝大多数，儒士得重用者寥寥，大都只在文化、教育机构中起一种点缀作用，不能尽展抱负。中下级官员当然是以汉族为主，其中也是吏员出职者居压倒优势，即使在科举开设后，这种状况也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元朝重吏轻儒的用人方针，与前后朝代明显有异，从根本上说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渗透的结果，是他们对汉族典章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由怯薛、吏员两条主要仕途出身的官员，有一个大体共同的特点，即缺乏正统儒家思想薰陶和巩固统治的长远目光，文化素质较低，社会责任感、道义感薄弱，只知刻剥百姓、营私聚敛。元朝政治腐败严重，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造成元朝汉化迟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第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汉化迟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元朝的早衰，但蒙古民族却也因此而能够在元亡之后长期保持自身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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