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是人类社会最常见的建筑形态之一，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代，只是材质、结构、类型不尽相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人群或以石块，或以夯土，或以坚砖，垒起高墙形成两域；进入现代社会，则是水泥、混凝土、铁丝网、钢板、红外线、雷达充斥，深堑阻隔以成边界。墙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似乎又与世界文明携手而行。

    如何理解墙？ 墙的修建、维护、毁坏与废弃，显然不能仅仅只关注墙本身，而是应围绕墙的“内”“外”展现，审视墙的更深层次的历史逻辑与政治结构。美国考古与历史学家大卫·弗莱（David Frye）新著《墙：血与砖的文明史》（Walls：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Blood and Brick），不同于以往将墙更多纳入到政治史、军事史研究，亦或历史场景的“附带”，而是以“墙”为主体对象，聚焦墙的权力与结构，叙述墙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创立和塑造过程及其重要影响，这一独特视角为世界文明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本书以“抵抗荒原的墙”开篇，思考文明为何多在墙内，随后引出墙与文明的关联性。本书通过“建造者与蛮族人”“墙的伟大时代”“转变中的世界”“符号的冲撞”四个部分梳理了世界范围内各类墙（历史与现代），进而叙述墙的政治与文明。

    一、墙内与墙外：不同世界的交替

    四千年前的舒尔吉时代，位处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用夯土筑起长墙，谓之“大地之墙”。在墙内修筑城堡，建造城市，以保护他们的粮食、财富与人身安全，稳步地发展农业，构筑文明。然而，墙外的牧羊人却不乐意筑墙，这群人居无定所，不接受统治，认为有限的墙内空间恰如牢笼，墙几乎一无是处，高墙围起的城市文明生活，是胆怯和软弱。类似的墙内文明类型，还有埃及、以色列、亚述、希腊等古代国家。至于墙外，则是野蛮、原始、落后的代称。墙内与墙外，两者似乎泾渭分明。不过，建墙的文明时代之后，斯巴达人却抛弃了近万年城市传统，拒绝建筑城墙，不做“头顶篮筐的人”，与雅典形成鲜明区别。斯巴达人嘲讽城墙不过是“女人营”。由此，古代希腊存续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筑墙者”社会（墙后的自由与科学）与“不筑墙者”社会（墙外的强悍与教条）。

    长城，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产物。在中国北方，长期以来的游牧与农耕交互，自先秦时期中国就曾修建过大规模的城墙军事防御工程，辅之城堡、关隘、道路、哨所、驿站等，至秦统一六国筑起长城，形成横跨东西、绵延万里的城墙，此后历朝历代不断予以扩建、修缮，如汉建塞垣、北朝的长堑、金朝的界壕、明朝的边墙等，长城内外演绎着游牧与农耕两类文明。在中国大地的南方，还有楚长城、滇东古长城、川西北边墙、苗疆边墙、江南长城、西藏长城等。这些墙的修筑与维护，是古代中国政治统治脉络的体现。

    质言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有墙”与“无墙”两种社会形态和结构。建与不建，墙内与墙外，塑造出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

    二、壁垒与火炮：墙的时代变迁世界范围的“筑墙”行为促进了三大地区的发展：中国、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墙——中国长城，墙的建造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文明、技术、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地“来回”；不久，罗马帝国的君主图拉真大规模建造了边境墙，以抵御蛮族人的攻击。至哈德良统治时期，又在英格兰北部建造了“分隔罗马人和蛮族人”的城墙。随后不同类型的边境墙在各地拔地而起，绵延山麓，墙的伟大时代在西方达到顶点。不过，伴随着罗马帝国疆土的扩大和周边蛮族势力的持续攻击，修筑城墙和防卫边境的代价愈加沉重，帝国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军事防护体系，转而全力守卫首都君士坦丁堡，构筑起里外三层的垒垒高墙，维系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

    世界的各类“墙”中，中国修筑墙的规模与范围最大，时间最久，影响最深，与墙的关系也最为复杂。秦始皇及后代君主修筑长墙，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却是城墙与“暴君”的循环。“城墙一旦建成，就一定会倒塌；一旦倒塌，它们就会再次崛起。”城墙的修建维持了王朝国家的统治，但也阻碍了中国的对外扩张。

    在世界的另一端，城墙迎来末日。波斯人修建了西亚和中亚的大部分边境墙，创建萨珊王朝，但城墙并未取得相应的防卫效果。突厥人、蒙古人的到来，不断摧毁着这些城墙，以城墙来保护整个帝国的计划流产。

    不同于弓箭、战马、弯刀，火炮作为一项新的军事技术，使城墙倾刻间沦为废墟，成为时代的印记。1453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被历史学界称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又或许是历史的延缓与滞后，当西方正在步入科学革命时代，爱尔兰、苏格兰及俄罗斯帝国却在建造不同类型且看似不合时宜的城墙来抵御侵略者，忽视了“围栏”外的世界变化。墙内与墙外发生转变，墙内愈加原始，墙外却愈加发达。类似地，随着南美、中美和北美的各类有关墙的防御工事，是划分墙内土著居民与墙外现代人群的分界。

    三、阻隔与遗迹：墙的符号化及转换

    进入现代社会，墙的军事功能愈加退化。所以，当中国的长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机枪、大炮、坦克、战机时，它甚至都不再被视作是一个障碍。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更让长城符号化。在伏尔泰眼里，长城是“一座恐惧的纪念碑”，长城与无用、过时、懦弱等特征产生了可疑的联系，也在西方眼中与另一个负面特征相关联：固执的孤立主义。尽管在守卫文明方面，城墙始终在文明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火炮与资本主义时代，它终究成为了一处孤零凋落的历史遗迹。从防御的建筑，到国家文明的象征，“墙”在褪去屏障意义后，更多地演化成了文化和文明的符号，折射出世界政治结构的深层次变迁。

    有关墙的故事并未迅速终结，新的话语不断涌现。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是一道由铸铁打造、混凝土加固并有自毁装置的军事防御工程，包含密集的火炮、纵深的战壕，以及地道、营房、弹药库、医院、餐厅等齐全的后勤保障，颇似传统思维披上了现代的物质。但最后的结果很清楚，德军的坦克突袭让这个不满十年的防线瞬间转变为象征符号。

    作为二战后的政治安排，德国柏林一分为二。美苏争霸日炽，冷战氛围日浓，为抑制东德人逃往西方，苏联着手筑墙，1961年一道由混凝土、倒钩铁丝网、警报触发装置、守卫塔和电网构成的柏林墙竖立了起来。报纸、电台、书籍、广播、歌曲、影视纷纷注解，柏林墙一夜成名。在匈牙利与奥地利边境，同样存着类似的墙体。而到冷战结束，这些墙又很快“消失”。

    新千年的到来，世界进入了“第二个墙的时代”。2003年，沙特阿拉伯在与也门的边境建造屏障，用来阻隔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宗派暴力。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科威特的边境，还有一道钢铁墙；以色列、埃及也在建墙；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建起了数以千英里的倒钩铁丝网和混凝土墙。在非洲，肯尼亚与索马里，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利比亚的边境，也建起了长长的隔离墙，作用大多是为了抑制非法移民、毒品走私、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同样建造起了数百英里的隔离墙。2008年的经济危机与新一轮移民潮，促使希腊与土耳其、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土耳其与叙利亚、匈牙利与塞尔维亚、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等国，在边境不同程度地修建了隔离墙。诚如作者所言，我们一直在追求“无墙世界”，但又向往实体之墙乃至精神之墙。我们建墙的同时，又等待着其他人变得和我们一样文明。

    大卫·弗莱（David Frye）的著作以“墙”为主题，显然不是要简单回望世界范围内的城墙史，而是要反思当前的文明史书写方式，试图勾勒出一个宏观的世界史，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墙的兴建、废弃整体叙述，以此衬托出世界文明史的全新视野和另类结构，这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过多关注墙的暴力与对抗的一面，未能关注墙的合作与交融的一面。事实上，围绕墙的修筑与维持，往往是冲突与和睦并存，墙内外沿线人口、道路与聚落丛生，或许墙的两端还会不间段地开展各类经济文化交流；又如墙的兴建，不仅仅是军事分界线，很多时候它更是地理形态、自然气候、文化类型的交错分离之区。修筑墙，也不一定全然是军事目的，甚至都不一定起到隔离作用；再如，虽有将历史与现代的墙依次梳理，但难免有泛化墙的政治文明结构之嫌，毕竟“撬动”历史的墙与日常生活之墙在性质上是大不相同的。又因通篇整体撰述，亦未能将不同墙的内涵、特征与意义深入阐释。事实上，不同的墙，它的规模形制、建造技艺、建筑形态、工程里数、结构类型必然不同，更遑论这些墙的政治属性、社会结构与经济方式，其背后彰显的文化与文明亦有不同。

    （作者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