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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8日，内战还没有完全爆发之前，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飞机失事事件......

1946年4月6日凌晨，新四军军长将军叶挺视察完第十一野战团，刚刚返回到司令部，发报员就急匆匆地将一份电报交给了他手上。叶挺将军用手揉了揉十分干涩的双眼，边打开了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仔细阅读到：“中央军委将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望务必参加。”

叶挺将军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之后，就开始准备启程。

叶挺

由于当时重庆的交通十分不方便，如果坐车或坐船的话，到达延安需要三到四天，这样就会错过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了方便叶挺等人准时参加会议，中央军委致电国民党空军，要求国民党空军安排一架美国C-47号运输机，将叶挺等其它重要领导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

于是，国民党空军安排了一辆飞行时间超过3000小时、技术精湛的飞行员，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被戴笠安插在国民党空军的军统特工王平虎，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连夜致电戴笠，用急促地声音说：“喂？喂？是戴总吗？我是您的学生、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

戴笠清了清嗓子：“有什么事情吗？”

王平虎回答道：“刚才空军调度了一辆美军C-49号运输机，将在4月8号将多名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

听到这个消息，戴笠立刻完全清醒了，这简直是一个重磅消息！但他还是十分不放心，再次确认道：“你这个消息准确吗？”

王平虎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接到空军司令部的指令，并且填写好了调机单。”

“好的，我知道了，你等待接受任务配合行动。”说完，戴笠就挂了电话。

戴笠对威名赫赫的叶挺将军是又恨又敬，敬他在和日本军队作战的时候，把日本鬼子打的落花流水，打的日落鬼子闻风丧胆，恨为什么共产党有这么一位文武双全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军队因为叶挺一定会吃亏。

恍然间，一个十分阴险的想法浮现在了戴笠脑子里......

戴笠

令人震惊的“四八”空难——黑茶山事件

4月8号当天，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及重庆国共谈判的中共重要代表王若飞、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黄老先生的孙子黄晓庄、王若飞的随从魏万吉、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解放日报报社社长、政协宪章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博古（秦邦宪）、秦邦宪的随从人员赵登俊，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叶军长的夫人李秀文、小女儿叶杨眉以及3岁的小儿子叶阿九，叶阿九的保姆高琼，以及为了协助整军谈判，随周恩来去重庆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一行13人踏上了一架飞往延安的美军C-47运输机，踏上了回延安的路程。

“要回家了耶！”

叶挺的两个孩子在机舱里面高兴地欢笑着，马上就要见到大哥了，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一天。 孩子们沉浸在回家马上就见到朝思暮想的喜悦中，时不时用天真烂漫的眼神望着叔叔、伯伯们，偶尔在母亲怀里撒娇。

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并没有解开机舱里面大人们紧锁着的眉头，这次国共重庆谈判以失败而告终，机舱里们的大人们心里为谈判失败而忧心忡忡，机舱里面弥漫着浓浓的不安的情绪。

然而，谁也想不到一场震惊国内外的空难正悄悄地袭来，谁也没有预料到，危险正在一步步接近.......

这架飞机的机长是美国驾驶员兰奇上尉，他有着3000小时的飞行经验，且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一同前去的其他机组成员还有迈欧、马尔丁以及瓦伊斯，他们都是兰奇的亲密伙伴，他们的存在无疑是给了这次飞行计划最有利的保障。

飞机上午在计划时间准时从重庆机场起飞，尽管天空中下着小雨，飞机依旧向西安方向飞去。飞机在小雨中飞行地很稳，犹如一只孤独的黑鹰，抖落着天上的雨珠。

然而，兰奇上尉发现飞机的高度好像不太正常，但飞机在飞行时一般都会有一定的高度误差，只要误差在正常范围之内就属于正常，况且其他机组成员也检查了相关设备的技术指标，都处于正常范围，并没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也没有对飞行高度不正常这个问题继续研究。

可紧接着，这架飞机的危机正式降临......

飞机在到达西安飞机场的时候，休息了一会，维修人员加了加油，又检修了一下机器，飞机就继续踏上飞向延安的航程。

飞机刚飞不久，天空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并且还夹杂着冰雹，飞机的外壳被冰雹时不时地撞击着机壳，发出砰砰砰的声音，似乎要把飞机给砸扁撕碎，机身也随着强大的气流猛烈地抖动着。

叶挺的小儿子叶阿九被吵醒，从睡梦中惊醒，十分害怕地哇哇地大哭，母亲只能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安慰着，叶挺的女儿也在强忍着自己内心的恐惧，缩在父亲怀里瑟瑟地发抖。

飞机上的其他几名同志，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晕机以及呕吐症状。

突然，一个人用坚定的语气说道：“枪林弹雨我们都挺过来了，狂风暴雨又算得了什么！”

飞机上的几名同志相互对视了一眼，互相流露着自己坚定的、勇敢的信念。

可此时，机身抖动得越来越猛烈，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机组人员的心里油然升起。兰奇上尉和其他几名机组成员很快就发现了飞机的磁罗盘和高速表完全失灵了，并且此时飞机正处于浓浓的迷雾中，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此时的C-47号运输机电源中断、磁罗盘和高速表失灵，以及其他所有的设备几乎全部失灵，迷失了航向，什么都看不清，不知道飞行高度，不知道飞行方向，飞机就这样驶向了永远无法返航的航向......

兰奇上尉立刻命令其他机组成员：“通知地面，飞机迷航！”

当地面接收到这架飞机的迷航报告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这个运载了我党多名重要领导人物的C-47号美军运输机了。

此时，党中央领导人员以及飞机上的其他人员的家属，都在张望着飞机的身影，天空下着细细的小雨，隐隐约约能够听见有飞机的轰鸣声，大家心里十分兴奋，认为飞机应该马上就要降落了。叶挺的两个儿子叶正明、叶华明，也认为马上就要见过爸爸和妈妈以及两个弟弟妹妹了，大家都在欣喜地盼望着。

前来接机的各位中央领导和家属们等了很久，直到天都黑了，然而还是没有看见飞机的身影，并且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完全听不见。

“天气不好，也许是飞机正在找其他降落点。”大家互相猜测和安慰着。然而，驻扎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令所有人都陷入担心的氛围：飞机失踪了。

经观察组的报告，C-49号运输机在12点25分从西安中转站起飞，在向北飞行的时间里面与电台有过一次联络，那个时候飞机的位置是延安西南方向30公里的甘泉附近，此时飞机的通讯和其它设备全部运转正常，而现在却是音信全无。

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党中央领导立刻下达命令，让数以万计的军民展开地毯式地搜索，四处查到飞机的下落，美军也曾派出两架飞机前去搜索。

4月9号下午，经山西兴县黑茶山地区的区委书记向当地的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附近发现有一辆坠落并烧毁的飞机。后来经查证这确实是叶挺等人乘坐的C-49运输机，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无一人幸免。

“四八”空难发生在比较偏远的黑茶山地界，由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比较落后，在经过两天的搜查找到飞机残骸以及遇难的机组人员时，在经过当地公安局和当地中共区委实地勘察和确认无误之后，直到4月11号才将运输机确认失事的消息上报给延安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接收到这一消息之后，当天就通过新华社用十分悲痛的口吻宣布：“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等同志，在4月8日乘坐美军C-49号运输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为飞机陀螺仪等部件损坏而迷失方向，导致飞机失事，于下午2点左右在晋西西北兴县东南方向的黑茶山发生碰撞，飞机爆炸，机上全部人员当即遇难，无一人幸存。”

报道过后，4月12号，新华社再次公布了此次飞机失事事件的具体经过。在《王若飞同志的遇难经过》一文中指出：

该机由美国兰奇上尉带领3个飞行员驾驶，离开重庆之后与延安美军观察机进行过一次联系，飞机到达上空时，天上下着蒙蒙细雨。飞机在西安稍作停顿，继续飞向延安，在离开西安三十分钟之后，与延安电台进行过一次联系，此时为12点25分，其位置在甘泉附近；甘泉居民有人在此时听见有飞机的轰鸣声，之后飞机就失去了联系。

4月9号、10号、11号整整三天，我军以及美军都曾派出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搜索都没有结果，直到11号晚上十点由晋西北电报，飞机已经坠毁于黑茶山附近，机已焚毁，人员均以全部遇难。”

这篇报道不仅仅描述了飞机失事的具体细节，更是暗指了国民党当局没有一点和平民主意识，蓄意破坏和平公约，撕毁整军方案、停战协议以及政治协议，这才导致王若飞、秦邦宪等人不得不冒着恶劣的天气返回延安，最后机毁人亡。

当时民间还有许多文人学士创作了许多纪念和悼念“四八”烈士的诗词，这些诗词一直流传至今。这些诗词不仅仅表达了对烈士们的怀念与敬仰，还表达了对当时暴政的愤怒，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与质疑。

另外，周恩来也曾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中明确指出所说：“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和平公约为前提，王若飞等人就不会冒着恶劣的天气返回延安的必要，自然而然也就没有这次空难的发生。

然而，我们只能明确指出这个国民党当局间接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还不能说是国民党当局直接制造了这次空难。

4月19日，毛主席、刘少奇、朱德、贺龙、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与其他各界延安人物统共30000多人，在东关飞机场为“四八”烈士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悼念仪式。全国各地都为“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沉重的悼念仪式，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毛主席表示他们的死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并给予了这些烈士极高的评价，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诗词。

周恩来对“四八”烈士的遇难极为痛心，曾在 4 月 19 日重庆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同一天，他还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指出：“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这次空难不但使周恩来深感“突然”和“意外”，也使其对空难原因产生怀疑，怀疑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

周恩来

“四八”空难的调查

“四八”空难发生了以后，晋绥公安局局长谭政文以及其机要秘书尖兵机要股长顾逸之，接到命令，在4月10号前去飞机失事现场，收集证据，查找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并尽可能地搜集“四八”空难所有烈士的遗物。

事后，顾逸之不仅绘制了一份详细的空难现场的草稿图，还根据对飞机失事地点的仔细调查和对当地群众的盘查询问，写了一份专门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书面报告。

4月18日，顾逸之和谭政文收到晋绥公安局的任务，作为护灵专员，随飞机亲自送烈士遗体回延安，并亲自向中共中央汇报此次飞机失事调查结果，汇报中这样写道：

第一，飞机发生爆炸坠毁的地点是黑茶山。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的山峰岩石上的撞击痕迹十分大，由此可以推断，飞机是在与黑茶山岩石发生碰撞之后才发生爆炸的，这也说明了飞机在空中没发生爆炸；

第二，从4月8号当天的黑茶山地区的天气情况来看，那天飞机飞到黑茶山地界时，天气情况十分的不明朗，由于浓雾十分大，可见度十分低，因此可能是驾驶人员在这种风雨交加、浓云密雾的情况下，因为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如果飞机能再往上面飞高一点，就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飞机失事现场调查来看，一直没有发现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家飞机在飞机起飞后的两个小时，曾在西安机场降落，进行了加油和维修，稍微停留了一会才又向延安方向飞行。西安到延安一直是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了位于东北方向、黄河以东的黑茶山了呢？这是这次飞机失事的最大的令人怀疑现象。

其中原委让人不得不怀疑，到底飞机是怎样坠毁爆炸的。其中在飞机的残骸里面还发现了一份飞机迷失方向的电报，当时等待飞机的中央领导已经在延安上空听见了飞机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飞机会发出迷失方向的电报呢？又为什么向着位于黄河以东天气十分恶劣的黑茶山呢？飞行员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美国上尉，怎么可能让正常飞行为6000多公尺的飞机下降到2000多公尺的高度，并向着天气情况十分不明朗的黑茶山撞去，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种种迹象表明，飞机高度仪表盘和陀螺仪出现了严重的故障。

一个可怕的猜测浮现在调查人员的脑海中。

尽管国民党当局一直在强调C-49运输机的爆炸坠毁，是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但是中共中央一致认为这是由于人为破坏造成的一场空难事故。周恩来同志听了报告之后，也不认可国民党所说的因为天气原因的说法，坚信“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动了手脚”，“四八”空难一定是国民党当局故意策划的。

后来，周恩来同志曾公开发表质疑讲话：“这一趟运输机的飞行员是一个美国高级将领，坐飞机的全是我党的高级领导人物，并且是对我党建设新中国十分重要的任务。在这样特殊的时期，竟然会出现这样不能够允许且十分不应该的重大事故。并且在这场事故里面，国民党当局竟然毫发无伤，出事故的仅仅是中共代表和来自美国的飞行员。这十分地不合理，也十分地不公平。”

显然，周恩来对飞机飞行途中“迷失方向”也感到奇怪，并根据自己对蒋介石的了解，断定飞机迷航的原因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属于人祸而非天灾。

但是，苦于调查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来坐实对国民党的猜测，再加上当时处于国共谈判的紧张时期，为了促进国共谈判的顺利合作，不给国民党当局留下一点借口，中共中央表示出极大地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

于是，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飞机失事消息的时候，在哀悼“四八”烈士的同时，声明用“想系”这个词，表示这次飞机失事的原因为失事当天天气不好，而导致飞机撞上黑茶山的岩石，在这场令人意外的事故里面，我党痛失好几名高级将才。

“想系”这个词，表达了我们对于这场飞机失事事故的真实原因的质疑，给追究搞破坏的肇事者责任留有一定的余地。

尽管，“四八”空难是按照飞机失事处理的，但后来周恩来在接见叶挺等人的家属的时候，还是明确表示：“黑茶山事件一定是国民党当局背后搞的鬼！”

在这次失事之后，鉴于我党损失严重，为了防止在今后的发展中，国民党当局继续搞破坏，我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高级将领和中央领导人坐飞机，必须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最终答应了这个要求，以后也不得不按照这个约定执行。

“四八”空难的真相

“四八”空难的真相就像是一个谜底一样，等待人们去发现、揭开。它静静地等待着后代人去开启和寻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60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60年的时光一瞬即过，那个被隐蔽了60多年的秘密终于能够重见天日了。

先回到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在当年，那架C-49美军运输机确定要运载叶挺一行13人的时候，戴笠便安排了一个十分阴险的想法。

戴笠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是杜队长吗？”

这位中美特种合作所特工队长一听是戴笠打过来的电话，十分震惊，立刻睡意全无，忙着跳下床接听戴笠的电话。

戴笠在电话中命令杜吉堂：“中共的叶挺将军将在4月8号搭乘一辆编号为C-49的美军运输机前往延安，请立刻安排执行刺杀任务，记住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准留下任何痕迹！”

说完，戴笠就挂断了电话。

戴笠

杜吉堂拿着已经被挂断了的电话，愣了好久，半天才回过来神，立刻把电话放回原位，披上衣服把灯燃起来，此时已经是四月七号的凌晨四点钟了。

他连忙叫来当夜值班人员，然后将把特工队的主要负责人召唤到这里，要求尽快落实戴笠所安排的任务，讨论如何完成戴笠交代的暗杀叶挺将军等人的执行细节。

主要负责人中有人提议，在叶挺将军的飞行图中安排一名狙击手，在途中找机会进行射杀；有人说在飞机上面设置一个定时炸弹。

还有一名特工说：“飞机的飞行方向和飞机高度是“大脑”，并且这个部位是十分容易被破坏的，因此只要是破坏了C-47运输机的磁罗盘和高度表等等仪表盘，可以让运输机迷失方向并且看不到真实高度，这样他就会撞上下面的山峰，以至于发生坠落，这样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并且神不知鬼不觉。”

杜吉堂认为最后一个方法是最好的，也不容易被人查出来，干净利落，不留一点痕迹。于是，这帮特工就伸出了邪恶的双手。

两个小时后，杜吉堂和其他几名特工负责人来到空军基地，找到了调度科科长王平虎，搜集和调查C-47号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资料。

“我们怎么能让叶挺一行人乘坐的飞机机毁人亡？”杜吉堂询问王平虎。

王平虎一时语噻，没有回答出来。

杜吉堂接着说：“C-47运输机不是正在机场上安排检修吗？明天我让一名特工装成一名检修工去运输机上执行具体任务，王科长你要做好准备。”

王平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稍微懂一点飞机构造原理的杨耀武，在早上八点钟跟着检修员一起来到了飞机的驾驶舱，将一个磁铁装在了飞机仪表盘的下方，然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那里，装作去其它地方擦拭飞机零件。

特工杨耀武就这样神不知过不觉地完成了任务，踢着工具箱跟在检修员的后面离开了，脸上尽是阴险。

4月8号上午，飞机安静地停在机场，带着着我党几名重要的领导人物以及其亲爱的家属们，飞向了一个没有归途的航程。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磁铁发挥了具有毁灭性的作用，引发了一个死亡十几名人的、震惊国内外多个国家的航空灾难。

60年的时光让一个意气风发的特工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60年的时光终于让这个老人拾起了自己的良知。

一直隐居在台湾、当年参加“四八”空难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透露了部分真相，说出了这个被他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当年那事是我干的，是我奉命制造了那起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事件。”

“这个真相压在我心里太久太久了，就像是一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其是想到那两个无辜惨死的小孩，我心里就十分的愧疚......”

至此，这一件令所有人都质疑的运输机失事事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困扰了中共中央领带人物多年的疑团终于解开了，而牺牲于“四八”空难的烈士们的灵魂，终于可以得到了救赎和安慰，他们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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