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不同译名

当前学界未能充分利用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直接相关的历史资料，与这一条约译名的混乱有很大关系。具体而言，就是现在的研究者由于不了解该条约在当时的各种译名，从而未能查找到有关的历史文献。因为北洋政府时期，西文之汉译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同一名词，会有多种不同的译法，而由日文转译的名词与与由西文直接翻译的名词也会产生译法之区别。即便国际条约的翻译，也未能做到统一规范。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又称《斯瓦尔巴条约》，于1920年签订于巴黎，在条约签订时就有英文、法文等不同的语言文本。英文文本中该条约的名称为Treaty of 9 February,1920, Relating to Spitsbergen ,直译为“1920年2月9日所订有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当下流行的译名之所以有《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次”也有写作“茨”者）、《斯瓦尔巴群岛条约》、《斯瓦尔巴德条约》等译法，系因挪威语与英语对该群岛的不同命名而形成。

学界普遍认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最早由北欧海盗发现，但对该岛的记录，要迟至公元1600年前后才有确凿的文献。1596年，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1550-1597）首次抵达群岛时，将这片冰雪覆盖而又山崖陡峭的岛屿称作“斯匹次卑尔根”（Spitsbergen），在挪威语中，意为“冰原上的尖峰”；十年之后，英国航海家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约1565－1611？）再次发现该群岛时，将之命名为斯瓦尔巴德（Svalbard）群岛。Spitsbergen是挪威语语汇，Svalbard是英语语汇，因挪威、英国对该群岛的不同命名，中文译名也因此产生差异。但该条约的原始文本，无论是法文、英文还是挪威文本，均将该群岛命名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因此，汉译文本也应该依照条约原本，统一译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为宜。至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中文译名，民国时期即有过多种不同的译法，以笔者所见，主要有四种：

1. 《斯壁嵫浦条约》，这是北洋政府发布《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时所用的官方译名。在交涉缔约事务时与英法等国往来公文中也大多采用这一译名。条约缔结后，发布该条约的官方刊物，如《政府公报》、《外交公报》以及转载该条约的地方机关刊物、报刊，也都将该条约译为“斯壁嵫浦条约”。

2. 《斯槐尔拔条约》，这是北洋政府外交部在交涉缔约事务过程中的一种译法。例如，1925年8月20日外交部所复挪威驻华公使馆照会中，将Svalbard译为“斯槐尔拔”；8月28日挪威驻华公使馆照会，答复中国索取条约文本时，也将条约译为“斯槐尔拔条约”；1925年9月15日，丹麦驻华公使馆给外交部的照会，译文中将“Spitsberg”译为“挪威群岛斯槐尔拔地方”；

3.《施比滋贝克条约》，这一译名见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28年4月有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外交文书中。例如，1928年4月10日外交部收到法国驻华公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送来的2份节略，告知委内瑞拉和葡萄牙、匈牙利两国已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时，将Spitsberg译为“施比滋贝克”；4月13日外交部复函法国驻华公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的2封函件中也表示已接获以上三国加入“施比滋贝克条约”的通知。

4.《斯匹次北尔根条约》，这种译法见于1926年的时政报刊《时兆月报》和和1947年苏联驻华大使馆编译的《新闻类编》。《时兆月报》所报导的是美国、挪威探险家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所作的探险活动；《新闻类编》所报导的则是苏联和挪威之间有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谈判问题。在1567号《新闻类编》中，还注明“斯匹次北尔根群岛”的另一译名“斯伐尔巴德群岛”。“斯匹次北尔根条约”是最接近其订约原本的译法，因此这一译名自1926年出现后，又被后来的时政报刊所采用，且十分接近今日的译法。

由以上梳理可见，由于发现者的不同，产生了挪威语和英语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不同命名，而自北洋政府时期开始，中文译名中就出现了依照挪威语汉译和依照英语汉译的区别。总体来说，“斯壁嵫浦”、“施比滋贝克”、“斯匹次北尔根”皆是依照挪威文Spitsbergen的发音译来，而“斯槐尔拔”则是依照英文Svalbard的发音译来。虽然北洋政府在发布《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时，将译名定为“斯壁嵫浦条约”，但此后译名并未得到统一，依然有“斯槐尔拔条约”、“施比滋贝克条约”等不同译法。但如前文所述，1920年订约时的条约各文本均使用挪威文译名，因此，笔者遵照其原始文本，在本文中统一使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这一译法。

二、北洋政府签约史实

（一）巴黎和会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归属问题的裁定

自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和英国航海家亨利·哈德逊于1596和1606年先后发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之后，列国便展开了对该群岛及其附属海域资源和领土的争夺。起初，各国在这片海域从事捕鲸活动，1800年以后捕鲸业衰退，各国又在该群岛从事采矿活动。美国、英国、挪威、瑞典、荷兰、俄国等竞相开采矿产并要求取得所有权，由此导致了不断的纷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召开巴黎和会，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同时也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争端作出了裁决。

按照国际惯例，若要确立对一片无主土地的领土权，应当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发现”和“有效的行政管辖”。但对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符合这两项条件。以最早发现者论，荷兰和挪威均声称自己是最早发现国，但两国对于该群岛均未设立有效的行政管辖；若以实际占有论，则俄国在该群岛的人口分布中由占据了最大比例（俄国和乌克兰人占62%），而英国、美国在该群岛也都有相当规模的工矿设施。因此，各国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归属问题都显得格外关切，其中尤以距离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最近的挪威最为积极。

挪威原是丹麦属国，1814年被割让给北欧强国瑞典，直到1905年才获得独立。独立伊始，挪威就提出了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权益声索。1907年，挪威提议利益相关各国召开会议，以明确该群岛的法律地位，希望就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达成国际性的协定。1912年、1914年，在挪威的推动下，相关国家召开了两次会议，确立了该群岛“无主地”的法律地位，并试图建立管理委员会，对各国在该群岛的资源开发行为进行规范。但因俄国反对美国和德国参加会议，该委员会未能组成。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归属问题暂时搁置下来。

“一战”结束之后，欧美列强召开巴黎和会，重新调整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为了协调各国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利益，避免在该岛的利益争夺行为引发列国之间新的冲突和战争，挪威要求巴黎和会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进行讨论。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四大巨头的主持之下，巴黎和会专门成立了“斯匹次卑尔根委员会”，讨论相关问题。挪威提出，“无主地”的国际法地位是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争端不断的主要原因，要求列强将该岛主权授予挪威。这一主张被委员会认可，但列强又不愿失去在该群岛的利益。于是，委员会同意在征集利益相关国家和感兴趣国家意见的基础上，就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缔结一份国际条约，在承认挪威主权的同时，允许列国在不侵害他国权益、和平共享的前提下对该群岛继续进行开发。

1920年2月9日，在巴黎和会落幕之际，英国、美国、丹麦、挪威、瑞典、法国、意大利、荷兰及日本等18个国家在巴黎签订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条约承认了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熊岛等岛屿“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但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以及科学考察等活动。条约同时还规定，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永远不得为战争的目的所利用”。至此，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算是得到了列国都相对满意的解决。需要说明的是，素来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有着主权声索的俄国，因爆发“十月革命”，被排斥于巴黎和会之外，也就未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商讨和缔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条约的缔结排除了障碍。

（二）北洋政府的签约过程

1920年《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缔结，起初并未引起中国的关注，除了少部分地理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在什么区位，有何资源。直到条约订立五年之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才出现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

1925年4月9日，法国驻华公使玛德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递送照会一件，内称：

按照一九二十年二月九日美、英、丹、法、意、日本、挪威、荷兰、瑞典九国在巴黎所签关于Spitzberg地方条约第末款末条所称“本约正式批准以后，法民主国政府必将邀请第三国等加入，即以通知法国政府为实行加入之方法，并由法国政府达知其他签字之国云”。

兹该条约既经签字之九国正式批准，相应遵照本国政府训令，将证明与原文无异之抄本一份，照送贵国政府，即请参加该约并希见复为荷！

由这份照会可知，邀请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是法国的主动行为，而其依据，就是条约最后一条的最后一款，该条款赋予了法国邀请其他国家加入该条约的唯一邀请权。

这份照会还附了一份《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法文副本，总共11页。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到这份照会之后，立即组织人员对条约文本进行翻译。但外交部并没有很快答复法国，而是谨慎地向时任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发去一封电报，询问除了缔约九国之外，是否有其他国家参加该条约。稍后，陈箓回电，告以除了缔约九国之外，还有比利时、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罗马尼亚、利索尼亚等国复函赞成该条约，并将从速办理入约手续。收到陈箓的复电之后，外交总长沈瑞麟即于4月30日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获得通过。于是，北洋政府外交部5月7日正式复函法国驻华公使馆，表示中国政府对《斯壁嵫浦条约》的内容十分赞同，并乐意加入该条约，先行照复，希望法国公使转告法国政府。5月8日，沈瑞麟上书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说明受邀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缘由，呈请批准加入该约。段祺瑞收到外交部的请示后，于5月14日作出批复，同意外交部关于加入《斯壁嵫浦条约》的意见。得到段祺瑞的批准之后，外交部迅即致电驻法国公使陈箓，告知中国政府已决定加入《斯壁嵫浦条约》，指示他正式通知法国政府，接洽办理相关手续。

至此，中国政府方面的入约程序基本就绪，剩下的就是等待法国等缔约九国的批准。这一过程相对较长，直到该年7月1日，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才报告外交部：“本公使业于本日亲赴法外部签押、署名，加盖图章，正式加入。相应咨复备案，即请查照为荷”。据此，1925年7月1日是中国政府正式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日期。然而，这份报告并没有以电报发出，而是以邮件的形式寄回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到这份报告时已是8月10日。没过几天，8月17日，挪威驻华公使馆也送来照会，告知北洋政府：挪威政府有关斯槐尔拔群岛的法律和矿业条例已经于8月14日正式实施，挪威政府同时收管该群岛之主权，《斯壁嵫浦条约》亦正式发生效力。入约各国须声明的各项权利，也应于该日起三个月内向挪威政府咨请办理。外交部于8月21日复照，表示照会已知悉，同时，希望挪威政府将斯槐尔拔群岛的法律和矿业条例寄送一份以资参照。

或许是因为翻译上的不准确，在接到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复照之后，挪威驻华公使米赛勒（Johan Michillet,1920-1929年在任）8月26日还来面见外交总长沈瑞麟，询问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加入条约，必是已熟悉条约文本内容，为何还复照索取条约文本。结果沈瑞麟也不知其详，只说让外交部条约司查一下。次日，挪威使馆又送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挪威、法文文本。9月4日，外交部才搞清楚是因为翻译的问题而导致对方误解，于是正式复照挪威使馆，告以所要索取的是“斯伐尔巴特矿业条例”，而非《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文本。为防止再次误解，复照中还于中文之外再附以挪威文原文。9月10日，挪威使馆即将此“斯伐尔巴特矿业条例”的原文及法文文本送交北洋政府外交部。外交部条约司译员徐位随即对该《矿业条例》进行翻译，这份译文随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及相关往来文件一同发表于《外交公报》1925年第52期。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所谓入约各国须声明的各项权利，主要是指各国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上所划定的地界，以及所占有的矿产。因为条约规定：在条约签署前“缔约国国民已获取的权利应得到承认”，为了明确对各国既有利益的确认办法，在条约之外，还订立了3节21条细则，作为条约的附件。该细则要求各国在条约生效后三个月内，向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提交资产审查的材料，由委员会审查后发给地契和所有权凭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中国此前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并无资产，因此并未申报既有权益，这项权利实际上并未实现。

8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呈文给临时执政段祺瑞，申请公布已完成入约程序之《斯壁嵫浦条约》，获得批准。于是，9月4日出版的第3386号《政府公报》与10月出版的第52期《外交公报》同时刊布了《斯壁嵫浦条约》的完整内容。与4月9日所译法国照会附录的条约相比，条约司所审定的译文更为完整，不仅完整地翻译了正文，还补译了相关附件，对条约内容也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审定。

三、中、法的立场与动机

（一）法方的立场与动机

如前文所述，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是受法国之邀请。那么法国又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考虑来邀请远在东方的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呢？笔者认为，法国的主要动机是安抚中国，修补对华关系，从而保持对华影响力。联系当时国际形势，这一动机不难理解。

首先，法国试图以邀请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来挽回因巴黎和会而受损的声誉和对华影响力。

作为巴黎和会的主导者，法国对“一战”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安排具有重要的决定权。但在巴黎和会上，英、法无视中国的利益诉求，将山东半岛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也导致了中国对战后凡尔赛体系的不满和不信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同样对巴黎和会的结果不满，美国国会甚至作出了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决议。在巴黎和会落幕之后不到两年，美国又主导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对战后国际秩序做出了有利于美国的修订，而且迫使日本与中国签订协议，归还山东半岛，引来中国朝野各界对美国的一致好评。两相对比，美、法两国在中国的声望和影响力迅速逆转，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迅速上升，而法国的影响力则日渐式微。通过邀请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对法国而言，不失为挽回声誉、维持对华影响力的一项有效举措。

其次，法国以邀请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来作为中国承认“金佛朗案”的补偿。

“金佛郎案”系因法国故意曲解《辛丑条约》条文，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金佛郎”折算中国赔款数额，将法郎贬值的损失转嫁于中国，从而致使中国多赔6500余万两白银。法国自知中国政府很难接受如此损失权利的条约，为了换取中国的承认，法方提出了看似优厚的交换条件：只要中国接受“金佛朗案”，则法国愿意放弃剩余的庚子赔款，将赔款余额用于恢复中法实业银行和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同时，为了给中国施压，法方自1922年起即扣押了应该拨交北洋政府的“关余”、“盐余”税款，导致北洋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对这样的强盗协议，1922-1924年间的历届北洋政府均不予以承认。但自1924年底段祺瑞复出之后，即与法方秘密接洽。终于在1925年4月20日签订协议，同意了法方的条件。中国为此多付出约6200万两白银的赔款，而法方也拨交了之前扣押的2360万元税款。

之前学界对金佛郎案的研究，只关注到中法达成协议之后，法方将交还“关余”、“盐余”这一诱因；实际上，邀请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也是一项补偿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中法签订有关解决金佛朗案的协定是在1925年4月20日，而法方邀请中国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照会的时间是4月9日。此时，中法协商已基本定议，只剩签约程序，法方向中国提出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邀请，很有可能就是给中国作为一种安抚性的补偿。当然，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尚无直接证据以证实，但这一时间上的契合，应该是并不是偶然的。

再次，邀请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可以增强该条约的国际性，且不必担心中国会插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资源争夺。

“一战”给欧洲带来的后果，不仅是政治版图的变化，还有新旧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地位的消长。“一战”极大地削弱了英、法、德等传统强国的实力，也给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提供了历史机遇。据统计，1913-1920年间，欧洲制造业产量下降了23%，英国1918年出口工业产品仅有1913年的一半，而美国制造业产量则增长了22%；德、法这两个欧陆大国更是创深痛巨，直到1920年代中期，其农产品产量还未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为了救助战后欧洲的灾民，美国还提供了总计价值2.9亿英镑的粮食。战争还使得英、法欠债累累：法国欠美国30亿美元，英国欠美国40亿美元，而美国战争期间每年的输出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了60亿美元，1914年美国对欧洲国家有40亿美元债务，而1919年时，欧洲17个国家已积欠美国100亿美元的债务。号称欧陆第一强国的法国，对于美国、欧洲的实力变化，自然心知肚明，但它仍然利用战时盟主的地位，故作强势地主导巴黎和会议程，其目的是利用法国暂时的军事地位，确立有利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所评论的，法国“充分了解”自己欧洲霸权身份所发挥的影响力只是暂时的假象，“一战”使法国国力近乎崩溃，因此，如何在巴黎和会中，使法国暂时的军事优势，转化为永久性的屏障体系，才是克里蒙梭的首要目标。在国际事务中，频频彰显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其实是法国国力虚弱和内心焦虑不安的一种表现。而其所主导订立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是否具有国际性和权威性，十分关乎法国的国际形象与尊严。法国邀请区域外国家参与，正是显示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一种外交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内政混乱，国家贫弱，根本无力参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开发，更不会触动欧洲列强在该群岛的既得利益。名高而无实，对欧美列强而言，接纳中国入约也可谓是有益而无害。

（二）中方的立场与动机

至于中国方面的动机，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上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呈文中说得很明白：

该约系承认荒岛主权，本国际间一种事实，既因法国照约邀请加入，在我似应从同。且加入之后，我国侨民如有前赴该岛经营各种事业者，即得条约保障而享有均等权利。

从这段呈文可知，北洋政府的入约动机无外乎两点，一是《斯匹次卑尔根条约》对该群岛的权益归属划分已经是既有事实，中国的加入只是承认既有格局，而且，既然法国出面邀请了，“在我似应从同”，不可拂其美意。二是入约之后，中国与列国皆可平等享受相关权益，中国侨民将来如有到该群岛经营各种事业的，相关权益也会得到条约的保障。

除此二点之外，正如很多网评文章所说，段祺瑞政府也想借着入约一事，改变民众对政府的观感。毕竟，中国近代以来所签条约，大多丧权辱国、剥蚀利权，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却为中国争取到了海外权益，虽然这一权益对当时中国而言，近乎缥缈，但终究为国增光。只是这个原因绝不是北洋政府的主要动机，因为入约之后，北洋政府并没有大力宣扬这一外交成就。从缔约前后的往来文电与事后的舆论反应看，北洋政府加入条约，更像是在法方动作下的一种被动应付行为。

确实，对段祺瑞政府而言，国内政局才是当务之急，海外权益不过是名惠而实不至的边角琐碎。1920年7月直皖战争之后，作为皖系首领的段祺瑞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武力资本。他下台后长期赋闲寓居天津，直到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政府之后，才在奉系、国民军、广东革命政府的博弈下出掌政局。由于缺乏武力支资本，名义上高居“临时执政”地位的段祺瑞，实际上并无实权可言，北方政局实际在奉军军阀和冯玉祥国民军的掌控之下。而且，张作霖、冯玉祥在合谋推翻直系政府之后，很快就反目成仇，兵戎相见。1924年11月，奉系李景林部进占天津，与冯玉祥国民军发生军事冲突，预示着段祺瑞政权的悲观前景。1925年1月起，第二次江浙战争，奉系（李景林）与国民军（孙岳）之间的保定、大名之争，胡景翼、憨玉琨河南地盘之争相继爆发，京畿重地战火连连。段祺瑞政府的首要政务就是调解各系军阀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海外利益何敢奢望？！

也正是因为政局动荡，北洋政府签署《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消息很快就被国内各地的战乱新闻所淹没，官方不重视，民间不关注，这一条约不久就被时人所忘记。

四、缔约史实的湮没

1925年9月北洋政府公布《斯壁嵫浦条约》及相关文件，标志着中国缔约程序的完成。在缔约过程中，有少数新闻报刊关注了这一消息，例如，上海《少年》杂志以《我国加入斯壁嵫浦条约》为题，作了新闻报导；在条约全文公布后，作为官方公报的《上海县公报》1925年第3期、《胶澳公报》1925年第262期，以及作为社会刊物的《兵事杂志》1925年第139期、《兴业》杂志1925年第1期都对条约全文和外交部的公文进行了转载。遗憾的是，中国参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消息，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关注，公众对此反应也很冷淡。以笔者所见资料，1925年以后，除了三个时间节点之外，中国新闻界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再无关注。这三个时间节点，一是1926年5月，二是1941年9月，三是1947年1月。

1925年5月9日凌晨2时，美国海军飞行员班德和贝尔纳驾驶“福特号”飞机，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起飞，飞抵北极后，于当日下午16时回到出发地。几乎与此同时，挪威探险家拉逊与埃尔威斯乘坐意大利制造的“诺支号”飞艇于5月7日飞抵斯匹次卑尔根群岛。5月11日，拉逊与埃尔威斯即驾驶“诺支号”飞艇飞往北极，数日之后降落在美国阿拉斯加。美国飞行员与挪威探险家分别以不同的飞行器飞越北极，这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两件大事。对此，关注国内外时事新闻的《时兆月报》于1926年第7期、第10期、第12期作了新闻报导，还刊发了探险者及其所乘飞行器的照片。但读者所关注的是探险家飞越北极的壮举，却并未注意到探险家们飞越北极的起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二战”爆发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以其“北极门户”的重要战略区位和丰富矿产资源，为交战国所重视。1940年6月，德军占领挪威全境后，对扬马延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进行侦查和轰炸。9月，为了防止该群岛的战略资源落入德军手中，英国派出远征军登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破坏了岛上的所有厂矿设施与囤积物资，并撤走岛上居民。这一军事行动，使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短暂地成为了舆论的关注点。国内第三战区司令部主编的《前线日报》对此有所报导，《前线日报》1941年9月10日的报导转引路透社消息称，英挪加联军已开始进攻挪威，占领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以阻止德军获得该岛煤矿。9月11日的报导则称驻守该岛的英军已摧毁岛上煤矿，并撤退该岛全体居民。1943年7月，英军再次登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很快就引来了德军的反攻，上海《东方日报》对这一事件作了报导，该报援引德国柏林元首大本营的消息称，德国远征军自8日夜突袭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将岛上军事设施和所囤积的物资大部摧毁，且俘获英军数名。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日报》的这篇报导中，介绍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地理区位、资源物产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缔约历史，但文中并没有提到中国政府曾于1925年入约之事。说明1943年前后，上海的一般舆论界已淡忘了中国曾经入约的史实。

引起舆论界关注的第三个时间节点，缘于苏联向挪威政府提出的修约要求。前文已经提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外国居民中，俄国和乌克兰籍居民最多，约占62%，俄国在该群岛所占有的厂矿也不少，可谓利益攸关之地。但1920年《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订立时，苏俄正处于十月革命之后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列强排除在巴黎和会之外，也无缘参与条约的议定。其后，苏联虽加入了该条约，但却未能恢复其沙俄时期在该群岛的旧有权益。于是，苏联便一直寻求通过外交途径修约的机会，二战时期德军对该群岛的军事行动给苏联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于是，自1944年起，苏联政府就向挪威政府提出谈判修约的要求，挪威方面虽然愿意与苏联展开谈判，但却一直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直到1946年，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突然曝光苏联与挪威之间就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进行谈判的消息，并声称苏联政府对挪威政府提出在该群岛设立军事基地的要求。各国舆论界大为惊异，舆论目光又短暂地聚集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上来。

首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印的《新闻类编》第1567期（1947年1月18日出版）就外界所传苏联向挪威政府要求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一事作出官方声明。苏联方面解释说：在1944年底，苏联政府与挪威政府就修订《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展开了谈判，但并未提出在该群岛设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而且苏挪两国就联防该群岛问题已经获致谅解。《新闻类编》第1569期（1947年1月25日出版）则转载了苏联塔斯社的评论，指责英美媒体为掩盖不可告人的阴谋轨迹而作出不实报导，以转移舆论的目光。在官方声明中，苏联政府还解释了提出了修约要求的两大理由：一是1920年订立《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时，英美法三国敌视新生的苏俄政权，将原属于苏俄的美德维什岛划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并在缔约过程中将苏俄政府被排除在外；二是原来参与缔约的意大利、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轴心国成员，罪大恶极，二战结束后，其海外权益须重新划定。因此，原条约只是“形式上有效”罢了，应该进行修改。稍后，杭州《半月新闻》杂志1947年第2期（2月1日出版）以“苏向挪威要求建立斯匹次北尔根基地”为题，对苏联与挪威谈判修订《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这一事件进行了报导，认定苏联谋求在该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一事“在细节上虽有出入，但至少苏联是有此项企图者”。紧接着，上海《新闻报》分三期刊载了美国World Report杂志的专题文章《斯匹次北尔根岛问题》，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地理区位、战略意义、开发历史、苏挪争端的缘起和后续等问题做了相对详细的介绍，还对苏联要求修约一事的动机作了分析。作者判断，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对于苏联的价值不甚可靠，“莫斯科不过是以此作为换取他处让步的余地”，而英美两国“对于片面要求修改斯伐尔巴条约，定然不会答应”。

由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国际条约属性，加之战后两极格局的制约，苏联单方面的修约要求，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成果。至今，《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仍是规范列国在该区域进行活动的基本规章。而1947年有关修约问题的报导，也是国内舆论界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最后关注。自此，《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便从国人的视野中淡出，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中国人，都忘却了中国曾经参与签约的史实。

1991年，应挪威卑尔根大学Y•叶新教授邀请，我国地理、气象科学家高登义赴北极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科学考察。在归国前，叶新教授送高登义一本《北极指南》，在这本书中，高登义第一次看到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原文，才惊奇地发现中国早在1925年就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依此条约，中国享有在该群岛进行科考行动、建立科学考察站等权益。归国后，在高登义的大声呼吁下，中国舆论界才开始关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并关注这个六十多年前订立的国际条约。

紧接着，中国政府、商人及相关专家开始分别为北极项目提供政策、经费及技术支持。最后在各方努力下，21世纪初期，中国的伊力特•沐林科学考察队经过半个月考察研究，最终决定了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的朗尔宾(北纬 78 度 13 分 )某地为“中国伊力特•沐林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站址。从此，中国科学家开始有了自己的北极科学考察研究基地。

五、结 语

历史事件的影响，往往超越其所发生的时代，在几十年后才凸显出其地位与价值。北洋政府派陈箓就近签订《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时，并未预料到该条约对未来的中国有何重大意义，只是基于“既因法国照约邀请加入，在我似应从同”的消极考虑。该条约的价值，迟至1990年代以后才得到凸显。

1999年和2003年，中国北极科考队队展开了两次北极科考行动，并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确立了中国北极科考站的选址。2004年7月28日，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在新奥尔松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同时，我国首个北极卫星跟踪站也正式开始试运行。正是八十年前签署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为中国的北极科考与资源开发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史实的考索，我们可以确认：1925年中国应邀加《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事实清楚、手续完备，具有完全的国际法效力。可叹的是，中国北极科考至今已有近20年，但直至今日，国内学界对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签约历史尚缺乏准确的了解，而相关媒体对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报导和介绍，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有的声称段祺瑞政府高度重视，为此专门派出了特使前往巴黎签约；有的将中国签约代表误指为已经退出官场的陆征祥；有的更是离谱地将中国签约代表误指为再次发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时空之错乱，令人匪夷所思！

当前，世界各国围绕北极的利益争夺日趋激烈。据科学家估计，北极冰盖下蕴藏的油气资源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5%；同时，随着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冰层融化，北极航道的战略价值迅速凸显。相关国家早已为此展开角逐，甚至有人预言北极将成为下一个中东。在这一场国家海外利益的角逐中，中国自不能置身事外，而要拓展中国的北极利益，《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及其附属文件就是可以利用的宝贵历史资源，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掘。而对于该条约签约史实的考察和梳理，则不仅是历史研究求真求实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拓展利益边疆、争取国际权益的有益助力。

注：为方便阅读，脚注、参考文献从略。

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