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寒冷的夜幕中呼啸前行，陆征祥回想20天前，“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那些日子，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大总统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国人眼中，无条件收回德国等战败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长期担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曾亲手签下“二十一条”的陆征祥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甚至天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其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3年前，陆征祥还在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时，就曾预言：“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

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两年后，中国对德参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天然具备了参加和会的资格。通过和谈收回山东利权的梦想，突然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陆征祥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陆征祥要面对的现实却更残酷。

一战胜利后，北洋内阁会议决定不向和会提出归还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不能不考虑日本的态度，毕竟此时青岛已落入日本手中。根据此前中日两国秘密协定，日本将在战后“交还山东”。这也正是陆征祥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左二为外交总长陆征祥。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陆征祥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他必须首先征询日本的态度，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达成默契，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的原则完成和谈使命。这也就不难理解陆征祥此行舍近求远绕道日本的良苦用心了。

然而，这条委曲求全的道路注定充满艰难曲折。

谁也没有想到，作为代表团团长的陆征祥刚一出发就病倒了，诱发了坐骨神经痛，无法起立，行动极为不便。为此，陆征祥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

但北京政府担心得罪日本，要求陆征祥“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陆征祥不得不抱病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及媾和委员牧野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

陆征祥拜会内田康哉时，专门谈及青岛问题。陆表示由日本先与德国交涉，然后再按照中日两国的协议，将山东特权转交给中国。

然而这次会谈中，陆征祥并没有就山东问题是否提交巴黎和会与日本达成共识，这也为此后中日双方在和会上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1919年1月12日，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陆征祥一行终于抵达巴黎。此时，距和会开幕只有6天时间了。

祸起萧墙

和会开幕在即，而中国代表团的人选尚未正式确定，大会的准备工作也毫无头绪。正当陆征祥匆匆忙忙组建中国代表团时，代表名额的变化就给他当头一棒。在前往巴黎的途中，陆征祥曾获知中国将有三个代表名额。但抵达巴黎以后得到的通知却只有两个名额。

陆征祥原本指望英法等国兑现中国参战时的承诺，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中国的同情，为中国争取到5个代表名额。现在不但5个名额没了指望，就连3个名额也保不住了，陆征祥的失望与震惊可想而知。

主导巴黎和会的英、法、美、日、意等国根据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将协约国集团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即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协约国，每国5席；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指的是在战争中提供过有效助益的国家，每国3席；第三类是协约国阵营中对德绝交的国家，每国2席。

按照这种原则，向欧洲提供了20万劳工的中国自然应该列入第二类国家，拥有3个席位。那么，为什么又变成了2席了呢？

这一切，都是日本在捣鬼。事实上，英法美等国原本将中国列入了第二类国家。但是，为了削弱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日本代表积极游说其他大国，诡称：“中国目下南北纷争未息，若定为三名，殊难分配，反起争端。不如使两方各出一名，则势力平均，自无争点云云。”

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反感中国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支持。在五大国茶话会上，克里孟梭以东道主的身份提出此项建议，其他四个大国表示同意，中国的代表名额也就从3席变成了2席。

为了增加中国的代表席位，陆征祥和同僚们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他派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分别拜访英、美代表团，自己则亲自拜访法国外长毕勋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

然而，结果却令人沮丧，美国人表示同情，英国人反应冷谈，法国的态度更糟。当陆征祥提议给克里孟梭授勋时，被其一口回绝，令陆征祥尴尬不已。中国增加席位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在代表名额上，欧美列强对中国正当权益的公然践踏，已经显露出此次和会恃强凌弱的本性。但陆征祥还是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宣扬的“世界公理”抱有一丝希望。这一点从陆征祥对驻美公使顾维钧的信任与重用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巴黎和会虽限定中国仅有2个代表席位，但并不要求每次出席人员不变。这也为陆征祥确定代表名单提供了方便。

和会开幕前，陆征祥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中国代表名单，第一位是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第二位是广州军政府的王正廷，第三位是驻美公使顾维钧，第四位是驻英公使施肇基，第五位是新任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

陆征祥之所以将王正廷列为第二位，一方面是欣赏王正廷的才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外显示中国统一的缘故，避免像代表名额那样再受日本挑唆，渔翁得利。

然而，陆征祥别具匠心的安排却遭到了北京政府的反对。收到陆征祥的电报后，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代表顺序调整为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一调整明确的传达了对广州军政府的不信任，成为日后代表团内部磨擦不断升级的导火索。

2月20日，对调整顺序不满的施肇基首先向陆征祥发难，逼他拿出总统更改排名的密电，并指责他出尔反尔，说了假话。委曲求全的陆征祥不得不眼泪汪汪地拿出电报方才了事。

顾维钧见势不妙，以健康不佳借机离开。王正廷则火上浇油，指责顾维钧“幕后操纵，想名列第二”。

第二天，北京政府为平息这场风波，致电代表团承认上次更改系临时更定，最终仍以陆征祥报送大会的次序为准，排名问题才得以解决。

但此时，代表团内部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同情陆征祥，一派支持王正廷、施肇基。两派的矛盾仍在继续升级。受其刺激，陆征祥于3月7日晚独自出走，不知去向，立即在代表团里引起一场轰动。

陆征祥去了瑞士，他以生病为由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在获知事情真相后，北京政府电令代表团，授予陆征祥决定任何问题之权利，而其他代表概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擅自发表言论，这场针对陆征祥的磨擦才略微缓解。

然而，王正廷并不善罢甘休，竟然杜撰一则顾维钧即将与曹汝霖女儿结婚的假消息发往广州，旋即见诸各大报端，一度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南北对立而引发的内部磨擦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和会结束，严重干扰了代表团的正常工作。

公理梦碎

除了无休止的内部斗争，陆征祥还要面对代表团内部的观念分歧。

尽管北京政府和陆征样不愿将山东问题诉诸大会，但由于山东问题是对中国主权危害最大、中国人民又期待甚殷的焦点问题，而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亲美派从未放弃将山东问题提交和会的努力。

1月21日，顾维钧等人在陆征祥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决议。陆征祥得知后，不得不向代表团通报，中日两国已在1918年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阻止了顾维钧等人主动提出山东议题的要求。

然而，陆征祥信守中日秘密协定的努力并没有换来预期的结果。1月27日，日本代表在“十人会”上悍然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而对“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直到此时，陆征祥才彻底看清了日本妄图吞并山东的侵略意图。

由于对日本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陆征祥不得不称病回避了这次会议，而让代表团自行决定赴会人选。这才出现了施肇基拒绝出席、王正廷不愿发言的尴尬局面。

1月28日，临危受命的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有礼有节、掷地有声的演讲，阐述了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的正义主张，同时对日本出兵赶走德国，英国及其他盟国对德国军队的牵制都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演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欧美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中国代表团的呼吁，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国际舆论的支持，一度使中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尽管对美国所宣扬的世界公理深表怀疑，走投无路的陆征祥还是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的外交调停。然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最终证实了他的怀疑，同时也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公理梦。

3月下旬，得到北京政府授权的陆征祥重返巴黎。此时，五大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巴黎和会日渐显现出帝国主义分赃的性质。山东问题成了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被放到了平衡彼此利益的天平上。

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和会完全不是所谓的公理至上，而是彻头彻尾的强权政治。陆征祥悲哀地叹息：“强权利己之见，绝非公理正义所能动摇。”

既然公理不存，陆征祥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谋求山东利益之保全。4月5日，他会见法国外长毕勋，提醒对方，倘若山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危及法国在中国的利益。

4月8日，他又拜会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希望以门户开放为诱饵，争取意大利反对日本独占山东。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未能阻止列强之间肮脏的交易。

4月22日，陆征祥、顾维钧应邀到美国总统威尔逊下榻处开会。威尔逊宣称，中日两国已有成约，是中国自己把问题搞复杂了，而日本与英法就山东问题早有协议，不能违背。因为有约在先，美国也无能为力。

随即，宣读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日本继承德国的胶州租借地及中德条约所规定的一切特权，然后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日本仍享有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陆征祥当即表示拒绝这一方案，但已无济于事。

两天后，中国代表团向英、法、美三国呈送说贴，力陈山东方案的危害，并再度让步，先将胶州交五国暂收，日本必须在一年内将其交还中国。同时中国还愿意支付日本相应的军事费用，并将胶州湾全部开为商埠，试图挽救危局。可惜，这一努力最终在日本退出和会的要挟下宣告失败。

4月30日，山东问题被写入《对德和约》。这一消息经梁启超传入国内，国人公理梦碎，毫无心理准备的中国知识界率先走上街头，立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1919年北京的大学生爆发反帝爱国运动

即使在美国借口中日密约推卸责任的时候，迷信威尔逊公理的五四青年们仍然在美国使馆前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无奈的英雄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北洋政府举棋不定，内阁时而同意签约，时而又暂缓签字，陆征祥和代表团始终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只能孤军奋战，努力争取山东权利。

权衡再三，陆征祥提出了有保留签字的斗争目标。即在对德和约中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持保留意见，但仍然签字。然而，遗憾的是“保留签字”的努力也因得不到列强支持而宣告失败。

此时，国内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旅法学生和华工也一再向代表团请愿施压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6月23日，既怕拒签开罪列强，又怕签字激起民愤的北京政府一度电令陆征祥签字，随后又觉不妥，要求陆征祥自己拿主意。心力交瘁的陆征祥在圣鲁克医院里作出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抗命的决定。

6月28日，凡尔赛镜宫貌似庄严的签字仪式上，唯有中国代表的两个座位空无一人，主持和会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虽露不悦之色，却也无话可说。

就在对德和约签字的时候，一份说明中国代表拒签原因的声明被送到各国代表手中，同时巴黎各大报馆也收到了同样的文件。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由于“擅自”决定拒签合约，陆征祥和代表团成员集体辞职，结果未获北京政府批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就对奥和约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成功收回了奥匈帝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的巴黎之行也由此避免了彻底失败。

巴黎和约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分赃本质，一度标榜为公理化身的美国和英、法、日、意沆瀣一气，不过是一丘之貉。“五四”运动后突然觉醒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们在突遭背弃之后，掀起了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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