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丽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硝烟熄灭。由于在大战后期，英、法、美各国高唱和平主义论调，因此，当1919年1月巴黎和会拉开序幕时，中国各界对取得外交胜利充满了幻想。

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共有5人，他们是：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和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亲日派的首席代表陆征祥看到代表团中英美派居多，所以到巴黎不久，便提出辞呈，后来干脆称病赴瑞士休养。由于大会仅给中国两个正式席位，因此，列席最高会议的经常是顾维钧、王正廷二人。

顾维钧是江苏嘉定人，入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学。1915年10月，年仅27岁的他被任命为驻美公使。1918年10月，其妻病逝对他打击很大，但他还是毅然出席巴黎和会，并在其他人互相推诿的情况下，承担起为国争取权益的重大责任。面对蛮横的日本人，顾维钧发表了持续半个小时的答辩，从历史、地理、文化各个方面阐述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立场。顾维均的努力一时间使舆论倒向中国一边，也使他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正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进展。由于日本以实际占领和《中日成约》来狡辩，中国各界遂将矛头重指签订条约的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亲日派。

曹汝霖(1877~1966年)，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15年正是他和陆征祥一起奉袁世凯之命，签订了“二十一条”。当时在谈判期间，日本公使日置益坠马受伤，曹汝霖竟然卑躬屈膝地到日置益的床前谈判，时人讥之为“床前外交”。曹的第二大卖国罪行，就是以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等为抵押品，向日本借了大批外债，作为北洋军阀进行战争的经费，他本人也从中牟利。

章宗祥(1879～1962年)是浙江吴兴人，时任驻日公使。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根据段祺瑞的意思，与日本订立了对付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军大批进驻我国东北和蒙古。1918年秋，日本除用两千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控制权外，又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章则根据曹汝霖的电示，以政府名义，于1918年9月24日“欣然同意”日本的上述要求。

时任北京制币局局长的陆宗舆(1876~1941年)，亦曾担任驻日公使，与“二十一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18年，陆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身份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时至5月，在英、法、美三国的控制下，巴黎和会仍决意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于日本”。5月2目，北京《晨报》发表了大总统徐世昌的顾问、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先生所写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率先透露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于是，一些政界人士决定在5月7日(即日本以最后通牒形式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惨痛日子)召开国民大会。但北京的大学生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5月3日晚上，他们举行了大规模的筹备游行捐助集会，并在北京大学生中推举出20个委员负责到各个学校联络，罗家伦、许德珩、江绍原、傅斯年等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其中，罗家伦负责起草了一份白话文的五四运动宣言，许德珩则写了文言文的宣言。罗家伦（1877~1969年）时就读于北大国文系，早在1919年初，他就与傅斯年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鼓吹新文化运动。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很强的组织才能。1918年，大力反对对日借款参战，他首先鼓动并组织北京数校学生在总统府前示威。而此次学生运动中，他又当仁不让地担起重任，后来被公推为三个学生总代表之一，会见美公使。罗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傅斯年、许德珩等也都成为社会名流。

5月4日，声势浩大的拒签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了。五千余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罢免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远在巴黎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暂告段落。

（来源：半月谈系列刊物《品读》——全国十佳文摘期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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