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寒夜》是巴金创作的一部“平民的史诗”，它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对小知识分子汪文宣一家的日常生活进行描写。汪文宣、妻子曾树生和汪母三人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小说通过对汪文宣破灭的理想、失败的婚姻以及疾病缠身痛苦的描写，展现了战时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生存之艰难，揭示出国民党腐败统治下的社会黑暗面。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与人性生来带有的弱点共同构成了汪文宣悲剧的一生。

[关键词] 《寒夜》  汪文宣  曾树生  汪母

[中圖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30-0011-04

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文学更多描写的是百姓的社会生活，作家对日常的书写能具象地反映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巴金在1944年开始创作《寒夜》，通过人物间的对话、人物工作情况、物价、生活用品、轰炸警报等日常生活的事件来反映战争。正因为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无奈与无助[1]。巴金以往的小说多是“革命+英雄”的叙事模式，但在《寒夜》中，他将视线转向小知识分子，叙述战火中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巴金在《寒夜·后记》中明确了这一点：“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巴金的《寒夜》被认为是其个人写作的超越和成熟的标志，1947年5月9日《前线日报》中关于《寒夜》的一则书评也能帮助我们从“文艺真实”的角度探求《寒夜》在巴金创作中的巅峰地位：“在这十七八万字的一个长篇小说里，没有铺排下什么伟大的场面，也没有构成什么复杂的关系，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并没有撒谎。唯其‘没有撒谎，所以能为读者熟悉，使读者感到共鸣，在文艺真实的这一个角度看，巴金这一部长篇是超出其他任何的创作。这也许是他在抗战中对于各种生活所亲身感受到的缘故吧！”[2]巴金通过对战时日常的书写成功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在战时大背景下，日常经验与战争的结合在文学创作中成为可能。

一、汪文宣的悲剧命运

主人公汪文宣是一名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有着创办学堂的远大抱负，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使得他改造社会的梦想破灭，只能当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妻子曾树生出走兰州标志着二人婚姻的结束，他最后因肺病死在了街头锣鼓喧天庆祝抗战胜利的那个夜晚。

旧社会的黑暗腐败是汪文宣悲剧命运的外因。《寒夜》描写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人民的艰苦生活。战时物价飞涨，百姓努力工作勉强混得温饱，反观有权有势的官僚资本却在大发国难财。汪文宣一家四口逃难到重庆后，经济拮据，只能全家一起挤在狭小的房间里，让这个本就难以看到出头之日的家庭更加见不到光明。战时的人命轻贱如草芥，好友唐柏青在他眼前被大卡车压成肉泥，而面对这一惨剧，人们也只是看热闹般漠然地谈论此事。巴金先生在《〈寒夜〉回忆录》中说：“如果换一个社会，换一种制度，他们（指汪文宣一家人）可能会过得很好，使他们遭受折磨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旧制度，在生活贫苦的情况下，纠纷就多了起来。”这段话表明造成汪文宣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婚姻的破裂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另一大原因。家庭中的婆媳矛盾让汪文宣感到无所适从，妻子曾树生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自由恋爱后同居并组建家庭，刚在一起时他们能从对方的身上汲取到前进的力量和那种对理想的追求和渴望，婚后生活本应该幸福美满，但婚后生活却让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远。汪母认为曾树生没有经过正经的传统仪式，不能算作汪文宣的妻子，而是他的“姘头”，加之汪文宣和曾树生在未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怀孕生子，这与出身书香门第的汪母心中的理想儿媳是完全相悖的。汪母始终认为走了一个曾树生，她还能为儿子找到更好的媳妇。而曾树生不再愿意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在银行找到了薪水较高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供养儿子上“贵族学堂”。对于“花瓶”的工作，曾树生也并不甘心，但也不能离开银行去使本不富裕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加上封建保守的婆婆的冷言冷语让她无法忍受，重重压力之下，曾树生选择跟上司陈主任去了兰州。面对母亲和妻子，汪文宣没办法伤害任何一方，只能用自己的泪水来暂时止住争吵，二者的矛盾始终没有化解，同时他们夫妻的关系也没能缓和，在无止境的争吵和始终没有盼头的生活中，二人曾经的美好情感逐渐消失，曾树生选择了离开，两人婚姻随之破裂，这个家也变得支离破碎。在战时社会中，生活的窘迫、工作的不顺利、家庭的解体，这一件件事情让本就患有肺病的汪文宣借酒浇愁更加颓废，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不久后就因为肺病去世了。

汪文宣懦弱的性格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又一原因。他是教育系毕业的大学生，曾经有着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学校的美好理想，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作为、战时生活的困难，让他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从大学时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如今举家搬迁到重庆的小公务员，不得不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作为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为了保证家庭的正常开支，汪文宣逃难至重庆后选择去了一家半官半商的图文公司，工作内容就是每天重复枯燥地校对文稿，微薄的薪水只能支撑着一家人勉强度日，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压得他已经没有了曾经的精神追求，在黑暗的现实中又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意志。汪文宣不会像同事一样阿谀奉承、巴结领导，所以工作量比同事更多，即便如此，他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只能忍气吞声，最后因为自己生病而被公司辞退了。除了工作时软弱，在生活中面对母亲与妻子的争吵时，他也只会选择“走出门”“离开家”，或者劝慰妻子忍耐母亲来暂时回避矛盾，但他不知道，这样将问题搁置的做法只会让妻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婆媳之间愈发严重的矛盾、汪文宣的懦弱逃避、妻子的不辞而别共同导致婚姻的破裂。

精神的苦、肉体的苦、家庭的苦、工作的苦都压在汪文宣的身上，让他喘不过气来。年轻的汪文宣满腔热血，想要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但他却在壮年时因为病痛的折磨而丢掉了工作。时代原因导致他理想破灭，而自身懦弱的性格让他婚姻失败、家庭破裂，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让他最终疾病缠身，社会的黑暗始终笼罩着他的生活，让他看不见希望和光明，最后死在了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

二、出走后又归来的曾树生

曾树生和汪文宣一样，都是接受了现代教育的青年，和丈夫自由恋爱后结婚成家，随着上海的沦陷，全家一起搬到重庆。曾树生不愿意放弃自己曾经优越的生活，只能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做着汪母所不耻、自己也不愿的“花瓶”。她的内心充满痛苦和矛盾，但是拮据的生活让她不得不苦苦支撐，勇于反抗却始终不得善果。

汪母认为她只是个图自身享乐而对丈夫和家庭不管不顾的自私女人。但实际上，曾树生自身也身处一个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被战争扼杀，在银行工作却被看作“花瓶”，实际上她的收入却能够补贴家庭、供养自己，就连儿子小宣写信索要学费时，丈夫的第一想法也是“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3]。生活的重担压在她的双肩上，她也竭力与其抗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和自己逃离生活的苦难，虽然结局不尽如人意，但她也努力过，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

面对婆婆的刁难、丈夫的不作为、孩子的冷淡，曾树生纠结是否要和上司一起去兰州时，看到了曹禺写的剧本《原野》，戏里也有一个夹在两种爱中间受苦的丈夫、一个憎恨自己儿媳妇的母亲，戏中的结果是让人害怕的，她不想面对这样的结果，所以她最终选择和陈主任一起离开。到兰州之后，曾树生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曾忘记那个已经让她感觉不到温暖和幸福的家，在面对陈主任的求婚时，她没答应也不想答应。她已经不再是汪文宣的妻子了，但汪文宣还一直在她的心里。两个月没有收到重庆来信的她匆忙从兰州赶回重庆，却得知汪文宣已经病逝，儿子汪小宣和汪母也不知所终，她好像掉进冰窟似的浑身发冷，心中充满懊悔。无论是出走前的曾树生还是走出后的曾树生，都没有彻底摆脱掉对家庭和男性的依附，曾树生和陈经理一起去兰州工作，从表面看是成功离开了，但实际上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败，她始终没能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三、婆媳母题中的汪母

《寒夜》探讨了一种自古以来许多中国家庭都沿袭的传统生活方式：算不得出众的男人，凭借着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的生计，但没有办法协调好妻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汪文宣看似是一个敢于牺牲自我的男人，但骨子里却是一个愚孝的儿子、懦弱的丈夫，是始终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和稀泥”的可怜男人，他一直都知道或者说都算计着自己所做出的牺牲，并希望他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牺牲，然后作出等量的让步，让自己所作出的牺牲不是无意义的。巴金先生在《〈寒夜〉回忆录》中说：“我写汪文宣这样的一家人，不是为了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用于揭发他的母亲。对于这三个主角，我全都是同情。”这三个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为难之处。

曾树生和汪母同时爱着汪文宣，只是两人的矛盾在日常相处过程中越来越深。在一开始汪文宣和妻子闹不愉快导致曾树生离家出走时，汪文宣的母亲嘴上说替她儿子难过，可在暗中却是高兴的[3]。这段心理描写颇具讽刺意味，汪母早年守寡，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因此形成了一种对儿子近乎病态的爱和占有欲。当曾树生出现时，汪母产生了一种独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侵犯的心理，这是一种有着保护和嫉妒性的爱，所以对于曾树生，汪母始终不会像对儿子和孙子一样轻易接纳。汪母并不认为自己对曾树生的态度有何不妥，她始终将曾树生放在她的对立面，也放在她所划定的家庭的对立面。她是一个来自书香门第的传统妇女，所以在处理和曾树生的婆媳关系时，往往按照她接受和践行的传统伦理纲常去要求拥有独立自主新思想的曾树生，新旧思想碰撞的结果就是她想尽办法对儿媳进行责难和攻击。但读者也能从巴金的描写中看出汪母的无奈：丈夫早逝，汪母独自将汪文宣供养至大学毕业，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象。

在母亲和妻子又一次爆发争吵时，汪文宣到冷酒馆喝酒，碰到了老同学唐柏青，而后唐柏青突遭车祸。一连串的打击加之身体的虚弱让汪文宣吐血，曾树生和汪母终于停止了争吵，转而开始共同照顾他。曾树生也在这种情况下反思自己，认为之前是自己贪图享乐了，于是开始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反思：她推掉应酬、帮助婆婆操持家务、服侍生病的文宣，努力将自己变成一个“贤妻良母”，尝试着改变自己。

汪母逼迫曾树生说出一封看似情书的书信出自谁手时，曾树生愤然选择离家出走，而当汪文宣去请求曾树生回来时，汪母觉得曾树生是“不要脸的女人”。汪母等着儿子回家吃饭，但儿子态度冷淡地说已经和树生喝过咖啡时，她会在心底咒骂自己的儿媳妇，认为汪文宣选择对树生低头认错的行为十分令人恼火，她不能接受。在汪母心里，曾树生始终是一个没有经过传统结婚仪式的人，是打心底里不被她承认的儿媳妇。

汪母想要曾树生安分守己地在家相夫教子，但曾树生却更想保持自己的自由。汪母一直将曾树生看作汪文宣的“姘头”，这种观念上的不同说到底就是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汪母代表的是传统伦理，而曾树生则代表新文化。“没办结婚仪式”，这一点在汪母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她将树生看成不花钱就能同居的“姘头”，哪怕孙子小宣已经十三岁，仍在吵架时辱骂树生不如娼妓。在汪母的心中，作为儿媳的曾树生就应该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侍奉公婆，而不是整天打扮时髦去交际应酬。深究汪母疯狂讽刺树生，难道真是因为汪文宣没有八抬大轿娶曾树生回家吗？主要还是因为曾树生的出现让儿子的爱不再只独属于汪母一人。汪母一直将儿子视为自己的专有物，当树生这个“外人”出现时，她只能想尽办法去为难她，只为寻求一种报复的快感。汪母既是一个被封建文化观念所束缚的受害者，也是婆媳关系中的加害者，这两种对立的矛盾身份让她身上的悲剧性更加突出。

汪文宣一方面心疼母亲，不愿让她劳累操持家务，但他又不能拿出足够的钱去维持家用；不想让妻子树生置身于委屈尴尬的境地，但他同样无法阻止母亲的刁难。他应该扛起身为儿子和丈夫所应承担的责任，努力化解家庭矛盾，但他却在两头讨好，扮演着老好人的角色，用叹息、哭泣、离家甚至自残自虐来暂时制止冲突，却没想过这样只能让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让热爱自由的树生觉得他无能懦弱，不能带给她任何希望。曾树生对于自己的处境是很清楚的，也勇敢追求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和幸福。曾树生最后找到了吗？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漫步在寒夜的街头，苦苦追寻的温暖像是一个泡泡，在得知丈夫去世、婆母和儿子不知所终的那一刻破灭了。

社会环境的好坏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如巴金所说：“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4]《寒夜》通过对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的描写，将小知识分子的无奈与生活的贫苦、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遇的矛盾冲突和困境、小人物在时代大山下的苦难遭遇都展示了出来。

参考文献

[1] 刘文欣.日常书写、母题重述与疾病叙事——寻觅巴金《寒夜》的文学坐标[J].写作，2022，42（2）.

[2] 金宁.《寒夜》巴金作[N].前线日报，1947-5-9（6）.

[3] 巴金.巴金选集：第六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 巴金.巴金选集：第十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5] 高谨.从《寒夜》婆媳关系看巴金对五四精神的反思[D].四川师范大学，2015.

[6] 欧阳钦.论巴金《寒夜》中汪文宣的悲剧命运[J].新纪实，2022（3）.

[7] 刘超，王小小.夜“寒”女人心——论《寒夜》中曾树生的悲剧[J].吕梁学院学报，2017，7（6）.

[8] 彭茹欢.“离去”与“归来”——论《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矛盾性[J].新乡学院学报，2019，36（4）.

[9] 乔以钢，林栋.“好人”为何难成“新人”——巴金《寒夜》主人公形象新解[J].华夏文化论坛，2022（2）.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李婷，天水师范学院。

长江小说鉴赏2023年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