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时至今日，巴金的这席话读来仍令人感动。

2005年的今天，巴金因病在上海逝世。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的作家留下了诸多作品供世人研读。

细读巴金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真”与“善”是巴金文学创作的核心。在前期创作中，“真”体现在巴金致力书写“反抗家庭”的主题，并将故事里的人物的情感真实细致地描绘出来。《激流三部曲》中，觉民等人物对封建家长的反抗与叛逆便成了贯穿故事的主线。后来，巴金对“真”的理解和描写变得更加深刻，他也更注重对4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思索。《寒夜》里的好人与好人间的悲剧便是佐证之一。

“善”在巴金笔下，则具化成了对自由的追求和个体的平等。在处女作《灭亡》中，充满着他将对专制的憎恨和对人类的爱。前期时的他控诉黑暗和不自由，后期则带有更多的对社会事件的思考。最典型的例子是《随想录》，在这本散文集里，他忏悔自己在过去的软弱及犯下的错误，并认为整个民族都应该进行忏悔和反思。

与自己在作品中贯彻的主题一样，生活中的巴金也是一个坚持“真”与“善”的人。他一贯主张讲真话，并将座右铭设为“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据巴金的侄子李致回忆，早在1942年巴金就勉励他“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五六十年代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后来不断剖析自己：“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

在《随想录》中他忏悔道：“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巴金生前与诸多文人私交甚好，与萧乾等人更是一直保持书信来往。在信中，巴金与萧乾互诉心中对创作的思考及对社会的反思，并相互鼓励，语言真挚诚恳，娓娓道来。萧乾坦言“是巴金先生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当巴金在《最后生活》一文中提出要封笔时，他当即给巴金发了一封信，劝他不要就此就将那支笔“封”起来。信中，萧乾写道：“你胸中有那么多爱和恨，那么关心同类的休戚，你是不能搁笔的”。巴金先生看了后，称自己更愿意把想做的事做完扔开笔，然后再闭上眼睛。

除了萧乾，冰心与巴金也是多年的好友。据冰心回忆，与巴金最初相识时，巴金给她的印象是腼腆，带些忧郁和沉默。不过，当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她就觉得巴金比谁都健谈了。在回忆巴金的文章中，冰心写下了自己与巴金深夜畅谈的往事。1980年，两人一同到日本访问，在客厅里，巴金滔滔不绝地和冰心谈到午夜，直到冰心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他才回屋去睡觉。谈及巴金，冰心称他是一个“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十一年前，在巴金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上千民众为这位作家送行。这似乎应验了他在《随想录》中的一句话——“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当这位文学大师的骨灰撒向东海时，他的肉身已经消逝，而他的作品及其人格影响，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在巴金逝世11周年的今天，界面文化摘选了5位作家及他侄子对他的回忆和评价，或许你能从他们的话里，了解到巴金的几个侧面。

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

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和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我给巴老寄了几朵（干了的野花），写信告诉巴老，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也许你会喜欢。没想到没过几天，巴老回了一封特别感人的信。他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我没有想到几朵小野花，引发了他这么深刻的思考。后来，我注意到巴老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随想录》，在后半部几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说真话，但说真话是何其难也。这是巴金高龄以后重要的思想之一——他人活着说的和做的要一致，这是达不到的，达不到也要这样做，这个社会才能变得光明。

我怀念北平的三道门，你住的简陋的房子。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在那里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了这个剧本。你把我介绍进了文艺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发表，这件事我说了多少遍，然而我说不完，还要说。因为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

如果说鲁迅教给我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么巴金就是教给我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一个未来之世。而在现实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几乎别无选择，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激情投入当时的学潮和地下活动了。自然，不仅仅是好奇和冒险，也还有对深层的政治和道德之理想的向往。巴金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打动我的不只是它的艺术力量，而是那义无反顾的自我牺牲而无悔的决心。

巴金对读者是很真诚的。1987年，巴金返回阔别26载的家乡，许多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巴金长期患帕金森氏症，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后来，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