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宁夏考古成果

(一)史前时期

宁夏旧石器时代考古以水洞沟遗址和鸽子山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代表性成果。1923年，桑志华、德日进在灵武水洞沟发现5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动物化石和石制品[1]，终结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论断。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水洞沟遗址又进行了5次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分布范围扩展到12个，地质年代从距今约4万年的晚更新世直至全新世早期，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不同文化遗迹，它发达的石叶制造工艺和代表性器物呈现出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为我国其它遗址所罕见。这些新发现的遗迹文化类型多样，文化内涵丰富、独特，对研究古人类技术特点、生产模式、行为能力、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以及古人类演化的气候环境背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和信息。经过发掘、整理和研究，水洞沟遗址的年代框架和文化序列已基本完善。目前，对水洞沟文化的时代、内涵、性质、归属、源流乃至其对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研究，仍是推动中国旧石器考古及相关学科发展、促进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引擎。

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的鸽子山遗址，90年代通过调查和试掘，发现13个遗址点，是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一个重要遗址。2013—2017年，开展的鸽子山遗址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1)，分布范围扩展到15个，出土逾万件石制品;发掘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的3个文化层位，揭示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序列;出土完整的石磨盘和大量植物种子，为西北地区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数件不足2毫米的鸟蛋皮串珠，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小的史前装饰品;揭露出50余处火塘遗迹和20余处疑似柱洞的建筑类遗迹，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房屋建筑遗迹，为研究人类生存模式、生计能力、对气候适应行为及居址空间利用提供了重要材料。鸽子山遗址为研究我国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文化演化，特别是为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区域文化特点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并和水洞沟遗址一起构筑了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约4万—1万年的文化与环境演化框架。

21世纪以来，宁夏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拓展空间。在地域上除了水洞沟遗址、鸽子山遗址外，在水洞沟边沟一线、中卫长流水一线和宁夏南部彭阳、海原先后发现具有地层存在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施家窑、三道沟、张家窑、双井子、岭儿、刘河等20余处。[2](P4)这些新的发现，不仅拓展了对宁夏旧石器文化的认知范围，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而且对研究石叶技术的传播脉络、细石器的起源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掘、研究方法和组织形式上，通过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鸽子山遗址多年的系统发掘，利用动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的优势，对古人类文化与技术特点、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和环境适应等方面的研究信息不断有新的收获。同时，水洞沟和鸽子山遗址考古工地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及相关专业研究者的大聚会和技术大练兵基地，成为科研和教学相结合、成果产出和人才培养双丰收的教学实习基地，成为旧石器考古发掘工作承前继后的新方法、新途径的实践基地。

与旧石器考古一样，宁夏新石器时代考古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德日进在调查水洞沟遗址的同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为宁夏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对为数不多的遗址、墓葬的调查和发掘表明，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宁夏境内从南至北均有分布。宁夏南部遗存较为丰富，主要分布在清水河、祖厉河、葫芦河、泾河等河流两岸。北部广泛分布于黄河两岸沿线。除少量的仰韶文化遗存外，普遍分布有马家窑文化遗存、菜园类型遗存、齐家文化遗存等。1986年发掘的隆德页河子遗址[3]，发现仰韶文化早、中期陶片以及少量仰韶晚期遗存。2017年发掘的隆德周家嘴头遗址(1)，是一个以陶窑为主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1985—1988年发掘的海原菜园3处遗址和4处墓葬[4]，发现马樱子梁遗址是仰韶文化向马家窑文化过渡的石岭下类型。1986年发掘的海原草洼遗址[5]，发现马家窑类型遗存。在石岭下、马家窑型之后，宁夏南部地区发展着一种有明显地域特征文化的菜园类型，除菜园遗址外，还有固原店河[6]、海原龙湾、海家湾[7]等。菜园类型是由马家窑类型衍生而来，是一种有着明显地域特色，与半山、马厂类型并行发展起来的独立文化类型。菜园类型文化时间上稍早于齐家文化，部分内涵和齐家文化接近，对探讨齐家文化的起源开辟了新的途径。页河子遗址第二段遗存以及西吉兴隆遗址[8]发现了齐家文化。发掘的固原柳沟遗址[9]、周家嘴头遗址，丰富了宁夏齐家文化的内容。2013年发掘的彭阳打石沟遗址(2)，揭露出保存较为完整的夯土墙体房址，是混合了齐家文化和龙山时期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的重要遗存。2013—2015年发掘的隆德沙塘北塬遗址(3)，属于龙山时期在宁夏南部六盘山区域内一支新兴的考古文化遗存，被命名为“北塬类型”。

(二)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宁夏属“雍州之域”。宁夏商周考古文化出现重大突破。1981年发掘的固原中河孙家庄墓地[10]，首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存，填补了宁夏西周考古的空白，证明了西周初年周文化和西周统治势力已波及宁夏固原地区，对认识和探索早期周人活动区域和文化面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7年开展彭阳红河流域考古调查，其中姚河塬遗址获重大发现。勘探、发掘揭示出姚河塬遗址(4)是一处功能齐全的大型聚落遗址，有墓葬、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铸铜作坊、制陶作坊、池渠系统、路网、壕沟等遗存、遗迹，可能属于西周大臣的采邑或分封诸侯国的都邑。在遗址中不仅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西周文化遗存，还发现较多商时期的刘家文化遗存。出土遗物还可观察到商文化因素，以及西北地区寺洼文化等不同类型的遗物，表明在商周时期以该遗址所在的彭阳以及宁夏南部地区和中国北方不同区域都有过较大规模且广泛的交流。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一些重要史实，所载内容与姚河塬所在的周人最西北边疆的地理位置相呼应。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对研究探讨先周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西周王朝建立后对西部边远地区管控模式，对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北边陲文化面貌和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在宁夏相当发达。20世纪60年代就发现了北方系青铜器的墓葬，80年代以来在宁夏中南部地区发现分布地点40余处，发掘和清理了百余座墓葬。固原于家庄[11]、杨郎马庄[12]、九龙山[13]、彭阳王大户[14]等墓地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种文化的面貌和特点。这类墓葬相对集中，形制方面有土坑墓、竖穴土洞墓，其中以洞室墓最具特色，显示出另外一种重要葬俗序列。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无葬具，头低足高，头东足西，是当地的一种重要葬俗。大量的随葬品多为青铜兵器、马具和动物纹样的装饰品，出土的青铜短剑是北方青铜器中标志性的器型，铜柄铁剑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动物纹样的饰品代表了北方青铜文化的主流。这类墓葬早期可至春秋时期，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是这种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经测定，人骨具有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对探讨该时期游牧人群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宁夏北方青铜文化拥有者的族属，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推测为“西戎民族”[15]。宁夏北方系青铜文化既展示了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呈现出浓郁的游牧文化特征，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为研究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依据。2016年调查勘探发掘的马鞍桥战国秦人墓地(5)，是一处大型秦人墓地，有3000多座，墓葬形制与关中秦墓完全一致。

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2007-2010年，宁夏境内长城资源考古调查(1)取得了重大成绩。通过考古调查进一步明确了长城的时代、位置、形制、结构、保存状况和管理情况，掌握了长城资源保护管理的第一手资料。

(三)秦汉时期

宁夏秦代属北地郡，汉代属北地、安定两郡。秦代的重要发现有泾源果家山遗址[16]等，果家山试掘出土的夔纹大半瓦当、夔纹半瓦当、圆形套管、大陶瓮等是典型的秦代宫廷建筑构件，其等级与关中秦宫殿相同，是陇山以西发现的唯一秦代宫殿遗址，确定为“回中宫”遗址。2013年发掘的彭阳幸福墓地(2)，殉葬有较完整的车马器和完整的马匹，彩绘的陶鼎、陶鍑、盆等为同期本地考古材料中所鲜见。

宁夏境内调查发现近百座汉代城址，重要的城址有盐池县张家场朐衍县故城、贺兰县暖泉廉县故城、吴忠利通区关马湖富平县故城、彭阳县古城镇朝那县故城等。汉代墓群更遍布宁夏各地，规模大且重要的墓群有中卫张家山、长乐半载子山、常乐，中宁宣和、龙坑，平罗兵沟，贺兰暖泉，灵武临河，吴忠关马湖，固原九龙山、南塬，盐池宛记沟，同心倒墩子和李家套子，彭阳幸福墓地等，已经发掘的300多座汉墓在形制、随葬品方面与中原系统大体一致。同心倒墩子[17]西汉墓葬和李家套子[18]东汉墓群，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既有汉代墓葬的特点，也有鲜明的少数民族墓葬特点。关于墓主人的族属，学者提出匈奴人和戎人后裔[19]两种说法，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四)北朝隋唐时期

北朝至隋唐是国际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大量的域外民族流寓中国，宁夏正地处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丝绸之路孔道，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北朝至隋唐考古工作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北朝时期的墓葬，在固原、吴忠两地发现23座。1984年发掘的彭阳新集北魏早期墓葬[20]，在封土之下、天井之间有土筑房屋模型，在同期考古发现中尚属首例。墓葬出土了以牛车为中心的随葬甲骑具装俑、武士俑、文吏俑、女侍俑的出行仪仗群，延续了十六国晚期直至西晋陶俑的组合形式，其中甲骑具装俑反映了十六国以来的新因素。1981年发掘的固原北魏漆棺画墓[21]，被认为是北朝画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漆棺人物为鲜卑人装束，反映的内容却是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孝悌思想，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实物佐证。北周墓葬重大的发现是1983年李贤墓[22]的发掘，墓道、天井、过洞、墓室绘有执刀侍卫、门楼、执鼓乐侍女壁画，填补了西魏至北周墓葬壁画史的空白，对隋唐墓壁画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随葬品中由中亚、西亚传入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最引人注目，波斯鎏金银瓶是一件萨珊贵金属工艺风格的巴克特里亚制品，凸钉装饰玻璃碗对于确定萨珊王朝类似玻璃制品的年代具有标尺性功用;李贤墓志的发现对于厘清史书中关于族属的记载很有帮助。1996年发掘的田弘墓[23]，在规模、形制、天井数目上都有别于临近的李贤墓，由主室、后室、侧室组成的墓室结构在固原地区发掘的北周墓中为第一次发现。墓室绘有侍卫、侍从群像，是继李贤墓之后壁画保存较好的一座北周墓，出土了5枚东罗马金币，是中国境内发现东罗马金币最多的一次，更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隋唐时期，本地域少数民族与外来民族互动频繁，一些墓葬的考古材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些民族的认识。发掘和清理墓葬300余座，主要分布在原州区和利通区，此外，在盐池县、同心县、青铜峡市也有发现。1974年同心韦州发现的唐代吐谷浑族慕容威墓[24]，对研究吐谷浑世系及与唐代关系有重要的价值。1991年青铜峡发现的铁勒契苾氏墓[25]，墓志显示葬地是唐代铁勒浑部的墓地，记载了浑公夫人契苾氏的氏族渊源、铁勒各部内部通婚的关系及其社会习俗。2002年原州区发现吐谷浑鲜卑念子夫妇合葬墓[26]。2003—2004年，吴忠西郊发掘的120座唐墓[27]，其中“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的发现，解决了困扰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汉代至宋初西北重镇灵州地望的争论。2005—2006年，吴忠北郊发掘的107座唐墓[28]以小型墓为主，流行一墓多葬习俗。2010年彭阳海子塬墓地[29]抢救性清理的20座隋唐墓葬，规模较小，为平民墓葬。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粟特人家族墓地的陆续发现。1985年发掘的盐池窨子梁唐墓[30]为一处中亚何国人后裔的家族墓地。其中一座墓葬两扇石门上刻有中亚胡人形象的男舞者跳胡旋舞的图像。1982—1995年固原南郊史氏墓地[31]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计划发掘、研究的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在已发掘的九座隋唐(隋墓1座、唐墓8座)墓葬中7座有墓志。据记载，他们是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后裔，维持一种聚族而葬的习俗。每墓均出土一枚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萨珊金币仿制品，由墓主人口含或手握。经人类学家鉴定，其人骨为高加索人种的河中类型。2014年，在史氏家族墓地西端抢救性发掘的唐代壁画墓[32]，被认为有可能是一座粟特人墓葬。在固原南塬发掘的40座隋唐中型墓[33]，九龙山发掘的4座隋唐墓[34]，其中可能与入华粟特人相关[35]，为隋唐时期原州地区丝绸之路与入华粟特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石窟也是宁夏境内北朝、隋唐时期的重要遗存。采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调查须弥山石窟是北朝和隋唐考古的另一项重要成果。通过一系列的类型学研究，将须弥山北朝至隋唐时期石窟造像分为七期(六期)，在石窟年代学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没有明确纪年造像的研究也具有标尺性的贡献[36];利用最新的数字考古图像信息采集技术，对须弥山石窟群开展全面、科学、详细的高保真数字化考古调查和测绘(1)，在观察、记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通过三维数字化模型，解决标准读取石窟信息的传统考古难题，呈现传统测量方法无法获取的制作工艺信息。

(五)西夏时期

宁夏北部作为西夏京畿之地，积淀了丰富的西夏文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重要的西夏遗存、典籍文书、艺术品的发现，成为西夏考古与研究的重点，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省嵬城[37]，是西夏早期的城址，城墙用黄土夯筑，印证了西夏“境内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的建筑习俗。黄铎堡城址，出土有西夏文“首领”铜印。西安州城[38]，城墙、马面、瓮城、护城壕等防御性建筑完备，气势宏伟。

对西夏陵的调查和发掘一直是宁夏考古工作的重点，通过20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基本搞清了陵园的构成[39]。现存的9座帝陵，每座都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由角阙、鹊台、神墙、碑亭、内外城、灵台等组成。发掘的六号陵[40]为长墓道、多室土洞墓。发掘的4座陪葬墓，台阶式墓道，陪葬有铜牛、石马、织物等。发掘的3、6号陵地面遗迹中出土大量西夏文、汉文残碑，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及与北宋、吐蕃、女真、契丹等民族关系[41]。出土的迦陵频伽、鸱吻等建筑构件为复原西夏陵以及西夏宫殿建筑模式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调查发现西夏陵西南大窑沟地带保存一处西夏时期墓地，14组28座墓葬。发掘的闽宁村西夏墓群[42]，是一处与西夏皇族有密切关系的家族(野利氏)墓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宏佛塔、拜寺口双塔、一百零八塔[43]维修时，在天宫、塔刹等部位发现大量绢质彩书、泥绘泥塑造像、彩绘木雕菩萨、女伎像、上乐金刚及彩绘座椅和绢质花、西夏文木雕版、蒙元时期的货币等。在对被不法分子炸毁的拜寺口方塔[44]清理中，发现了大量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佛经，其中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已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显示了中国早期活字印刷技术的重要成果[45]。山嘴沟石窟[46]发现有佛、菩萨、供养人等壁画以及西夏文佛经、藏文文献等。

西夏窑址的发现，是西夏考古另一项重要收获。通过宁夏境内贺兰山、灵武磁窑堡、回民巷、中卫瓷窑沟等窑址的调查，填补了西夏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磁窑堡窑址[47]的发掘，建立了西夏瓷年代分期的标准。窑址历经西夏早、晚二期和元、明、清时期。窑址埋藏瓷片十分丰富，除瓷窑和作坊外，出土了大量黑釉、褐釉、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黑釉和白釉剔刻花瓷器，证实西夏国有高度发达的制瓷手工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国力的总体水平和与之相称的文化水平。在贺兰山榆树沟、滚钟口、贺兰口、拜寺口、大水沟口等地发现了大量的西夏窑址、建筑遗址、塔基遗址。2014年持续开展的贺兰山东麓古代文化遗址考古调查(2)，基本摸清了西夏大型建筑遗址、皇家御窑的分布情况。贺兰山每个山口之中都有西夏建筑遗址存在，在贺兰山的苏峪口、贵房子、插旗口等地发现西夏窑址。

(六)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的文物考古工作也有较大的进展。2003年开始，连续开展的元代大型宫殿建筑群开城安西王府遗址[48]的考古调查勘探，探明了安西王府宫城规制，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王府宫城高等级大型中央宫殿夯土台基和宫城的独特角台形制。通过发掘(1)证实Ⅰ号基址为安西王府主殿基址，长虫梁城址为安西王府宫城。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发掘的台沿螭首，有纪年刻文的琉璃筒瓦，为研究元代王府宫殿建筑及宫殿建造年代增添了新的资料。在开城遗址附近发掘元代小型墓葬[49]70余座，均为小型斜坡墓道土洞墓，随葬有少量黄、褐釉刻印花瓷碗等，其中朱书砖买地券的出土与研究，证明这是一批社会地位较低的蒙古、汉族人墓葬。

明代考古主要以墓葬为主。20世纪60至80年代在同心县韦州镇周新庄村清理了庆靖王朱栴墓、庆庄王朱邃塀墓。墓葬有高封土，墓室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左、右耳室组成。出土“大明庆靖王朱栴圹志”一合[50]，征得“庆王邃塀墓志”一方[51]。2002年清理发掘的银川兴庆区沙滩村18座墓葬[52]，墓冢为塔式石盖墓或封土墓，墓室为竖穴土坑或土洞墓，均有葬具和二层台(葬具为无底的四方匣子)，尸骨直接放在墓底的生土上，头均为北向、面西，无随葬品。沙滩墓群是一处介于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墓地，虽然发掘清理的墓葬为数不多，但用科学发掘方法所取得的葬俗资料和体质人类学资料，是研究墓主人民族构成的第一手资料，是宁夏近代民族考古的有益尝试。

三、宁夏考古学术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多次举办以水洞沟遗址、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2003年和2013年，分别举办“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还举办“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第六次年会”“第十八届垂杨介和她的邻居们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论坛”。2009年、2014年、2016年，举办“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第三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围绕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及中亚各国等科研机构都有广泛交流合作;参加中伊联合考古队伊朗北呼罗珊省希尔凡土丘考古发掘、俄罗斯阿勒泰国立大学组织的卡勒望湖—Ⅰ遗址发掘、日本奈良御所市秋津遗迹等考古发掘。应邀参加丝绸之路古代交通考察，赴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学术交流等，这些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宁夏考古科研成果

在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相继出版了《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宁夏菜园———新时期遗址发掘报告》《西夏陵六号陵》《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勘探报告》《宁夏明代长城·固原内边长城调查报告》等考古报告27部。其中，《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获“首届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获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唐研究》《大陆杂志》《古代文化》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数百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新中国出土墓志·宁夏卷”“西夏古籍整理”等10余项。出版了《旧时期考古论集》《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丝绸之路考古》辑刊等，扩大了宁夏考古的影响力，促进了宁夏考古的发展、繁荣。

在总结回顾70年来宁夏考古取得成就的同时，也要正视宁夏考古发展的不足。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探索、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新技术的运用方面尚显薄弱;不同时期文化谱系和时代序列的建立尚有缺环;一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由于尚缺乏系统全面的考古资料支撑未能得到解决;考古人才队伍的总量、结构还不尽合理，不能适应考古学科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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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许成，吴峰云．西安州古城与天都山石窟[J]．固原师专学报，1984,(1).

[39]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八号陵发掘简报[J]．文物，1978,(8);许成，等．西夏陵[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40]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8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8,(8).

[41]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3]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44]宁夏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口方塔废墟清理纪要[J]．文物，1994,(9).

[45]牛达生．西夏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J]．文物，1994,(9).

[4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沟西夏石窟(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4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勘探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固原开城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0] 牛达生．宁夏同心县出土明代圹志[J]．考古与文物，1981,(4).

[51] 许成，吴峰云．明代王陵出土三盒墓志疏证[J]．宁夏史志研究，1987,(5).

[5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银川沙滩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注释：

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4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7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宁夏境内长城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报告已陆续出版。

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该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资料尚未发表。

10(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资料尚未发表。

11(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开城遗址长虫梁城址Ⅰ号基址进行了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原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