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观体育与体育奇观：罗兰·巴尔特的符号体育观

任文  魏伟

摘  要：法国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对观赏性强、影响力大的体育赛事和体育公共事件情有独钟，曾多次撰文对奇观体育所展示出来的体育奇观进行符号学分析。在其代表作之一《神话集》中以《摔角世界》开篇，初步构建了体育游戏的微观符号学分析体系。之后，他在《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一文中，通过对环法自行车赛事无巨细的符号学分析，论述了这项法国现象级赛事的一般符号学意义。在为加拿大电视纪录片《体育与人类》创作的台本《什么是体育》中，通过对五种具有国家身份性质的体育运动内涵的解读，巴尔特集中论述了自己的体育符号思想，展示了其相对完善的体育观。

关键词：罗兰·巴尔特；符号学；体育观；奇观

罗兰·巴尔特（另译罗兰·巴特）被公认为法国符号学和新批评的创始人，是20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构建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体系的影响范围已触及西方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并深刻影响着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的研究。他“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其研究的专业领域，一切有关人类社会文化和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都首先成为他反思的重点。”[1]巴尔特曾发表过数十部著作或散文集，其中《神话集》、《S/Z》、《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和《符号学原理》等都被认为是符号学发展历程中的经典著作。巴尔特的写作风格源出典型的法兰西式思维方式，多以由数篇微型文章组成的论文集构建一套思想体系。在他的不少论文集中，各部分的谋篇布局看似杂乱无序，实则内部逻辑严密、前呼后应，自成体系。

生于巴黎长于巴黎的罗兰·巴尔特虽然很少亲历体育运动，但他对观赏性强、影响面大的奇观体育情有独钟，时常对其中展现出来的种种体育奇观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在他的多篇论著中皆有对此类体育运动的描述和评论。尤其在他的代表作《神话集》（Mythologies，另译《神话修辞术》）中，以《摔角世界》（另译《自由式摔角的境地》）开篇，初步构建了至今仍令人惊叹的体育游戏的符号分析体系。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是一个现象级的经典赛事，其影响力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之上。巴尔特在颇具传奇色彩的1955年环法大赛的基础上，撰写了《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一文（后来也被收录在《神话集》中），集中论述了环法自行车赛乃至体育比赛的一般神话意义。不过，作为罗兰·巴尔特体育思想集中体现的，还是其为加拿大魁北克电视台的电视纪录片《什么是体育》撰写的台本。在毫不拖沓冗长的几千文字中，巴尔特通过对西班牙式斗牛、F-1赛车、环法自行车赛、加拿大冰球、英格兰足球等运动的内涵的高度提炼，将自己独特的体育思想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本文将从《摔角世界》、《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以及《什么是体育》等数篇文章中管窥巴尔特自成体系的符号体育观。

在本文中，“奇观体育”（sports-as-spectacle）特指观赏性强、观众参与度广、影响面大，具有现象学意义的运动项目，即“spectator sports”。这些体育运动是巴尔特本人格外关注的，而他在对这些运动的内涵进行符号学解读时也多次使用“史诗”（epic）、“传奇”（legend）和“奇观”（spectacle）等语词，以强化其宏大的诗学和现象学意义。“体育奇观”（sporting spectacle），则是指体育（特别是奇观体育）所展现的奇妙壮观、非同寻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人事或意义，因此“奇观”（spectacle）在这里是指其外延意义。此外，从词源学上讲，spectacle一词来自古法语，从17世纪起还时常被用于英语戏剧的剧场艺术中[53]。而巴尔特也经常对现代运动场与古代剧场的性质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认为spectacle应该成为巴尔特符号体育观里的一个关键词。

1 《摔角世界》——体育游戏符号分析的开篇

《神话集》是罗兰·巴尔特有关意识形态批评和符号学解析的论文集，其中《摔角世界》是巴尔特早期对体育游戏进行符号分析的经典作品。巴尔特将其作为整部文集的开篇之作，同时是该书所有收录文章中篇幅最长的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就是《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因而也应该是巴尔特本人在神话解读中非常看重的一篇。《神话集》运用了许多神话和符号分析理论。同时，由于巴尔特受索绪尔影响很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思想是“从索绪尔走出来的”[43]，因此，他早期的语言与言语、组合与聚合，以及共时与历时等符号学理论，几乎都肇始于语言学理论。

摔角运动是带有娱乐表演性质的摔打角力活动，不同于作为竞技体育项目的“摔跤”（比如作为奥运会项目的自由式摔跤或古典式摔跤），选手表演性强、观众参与度高，是一项奇观运动，在巴尔特看来，具有十分典型的符号学意义。同时，也正是由于它表演多于竞技的属性，因此应该将巴尔特对此项目的研究界定为体育游戏的符号学分析。

1.1 摔角手的身型符号与痛苦消费

巴尔特在对摔角手的介绍中，令人咋舌地从他们一进场就开始进行事无巨细的符号解析，认为这里的“每个符号都具有彻底明晰的特性，因为人们总是须立刻理解一切”；即使是摔角手的身型也不例外：“五十岁了，肥胖，松塌塌的，这种粗陋而毫无性感的类型，总是激起念头来给他取女人特有的绰号，他的肉体展示了卑劣的特性，因为他的任务就是依对‘卑劣的家伙’一词（一切自由式摔角比赛的关键概念）的传统理解，表现令人厌恶的身体这一形象。”[18]似乎摔角手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这个第一眼就能辨认的符码而为，随之而来的一切场面不过是这个符号的种种注解。他的身体“确立了一个基本符号，这符号以胚原基的方式包孕了全部比赛内涵。”[18]在这里，巴尔特随心所欲地构建起一个复杂的身体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每个元素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他对于摔角手的刻画。

除去身体以外，摔角手还需要营造出一整套复杂的符码系统，使观众明白摔角手永远在扮演难以共处者的娱人形象。“把好选手抵在自己膝下的时候，卑劣地咧嘴强笑以示胜利；他或者向人群投以自负的微笑，预示着即将施行的报复；如果倒在地上没法动弹，就用胳膊用力击打地面，以示自身处境完全不堪忍受的性状。”[18]在这一套复杂的符码系统中，摔跤手带给观众的痛苦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观众在这里来消费的，正好是他人的“痛苦、败北和正当的夸大表演”，摔跤手根本无需掩饰和克制自己的痛苦，因为“克制是不恰当的，与表演的有意夸示相悖，也与痛苦的展示相左，呈示痛苦正是比赛的最终目的。”[18]因此，巴尔特明确地指出“摔角手的功能就不是赢，而是精确地完成人们所期盼的姿势。”[18]这也正是摔角运动展示的一种奇观。

1.2 摔角比赛能指与所指的脱节

在符号系统明确之后，巴尔特着意在文字中彰显能指与所指的反差。显然，摔角比赛要凸显的是它的能指部分。不管是比赛的场景、运动员的外形，还是比赛过程中夸张到极致的各种表情、动作、语言，无不极力炫耀能指的威力。所指在这场与能指的较量中彻底败下阵来，因为恶是摔角比赛的“自然氛围，合乎规则的比赛则主要呈现出非常态的价值。这使消费此价值的观众惊愕不已，将之视为遥远年代情事的转瞬即逝的复现而欢呼。”[18]习惯了摔角比赛解码过程的受众根本就不在意比赛最终的胜负，更不在意摔角手某个阴险或夸张的动作会伤害到对手，因为比赛彻头彻尾就是一场表演，哪怕过程再曲折，也不过是为观众提供一次又一次的狂欢而已。摔角手必须要以极度夸张的表情和动作，以及种种卑劣的感觉制造出大狂欢的局面，在完成了人们所期盼的种种姿势以后也带给了观众无限的快感，否则观众就会大失所望、百般无聊、倍感冷落。因此，在意指过程中，能指与所指的脱节是摔角比赛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重要标识。

摔角手在下台之后与在台上截然不同的表现几乎切断了能指与所指的一切关联。表演结束之后他们的去符号化过程在片刻间就能完成：“戏剧中的英雄或卑劣家伙，几分钟前还受发自道义的盛怒的左右，且放大到形而上符号的尺寸，几分钟后他离开摔角场，面无表情，毫无个性，手提小皮箱，与妻子相携而行……”[18] 由此可见，符号化和去符号化的摔角世界里到处留下了符号学的印迹。所以，在这里，“符号学战胜了社会学。”[26]

1.3 摔角比赛的共时系统与聚合轴

一场摔角比赛的用时可长可短，因此它当然可以被看作是历时性的。但如果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的话，那么摔角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共时的状态。在这里，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历史，正如巴尔特所言，“每个环节都即刻明白可解，没有持续性……摔角是表演的总和，其中任何一个表演都起不到功能作用：每个时刻（环节）都硬让人接受对一种痛苦的全部认知，这种痛苦直接而孤立地突然出现，绝不延展到最后的结局。”[18]这个共时系统的意义是绝对的，它决定了摔角比赛可以被视为由一个文本展开的符号学研究。

但摔角比赛这个共时文本又是特殊的。由于它不像其它有着严密规则的体育比赛，缺乏相对稳定的组合轴。它拥有具备无限可能的聚合轴，一个投影浓厚的宽幅聚合轴。这里的摔角比赛与有据可循的古典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比赛几乎毫不相干。摔角手只接受于己有利，可以受其庇护的规则；一旦规则于己无利，就即刻予以摒弃，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而，这一比赛的场景与场景之间、情节与情节之间都是“孤立”、“直接”和袒露的。“在摔角世界里，只有完全彻底的存在，没有任何象征、暗示，一切都是毫无含蕴地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一切姿势都没有留在阴影里，没有隐藏，他们切除一切寄生意义，并且按照仪式向观众展示纯粹而完满自足的意义，完满如自然。”[18]这个弥漫着浓郁聚合情节的比赛在因摔角手的过分与夸张变得生动新颖、引人入胜的同时，也使之成为一种表演、一个奇观。

《摔角世界》只是一个开端，它与《神话集》后半部分中的《现代神话》（另译《今日之神话》）一道，让体育游戏的符号分析有了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式和框架。在它之后，也有研究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35][29][32]但摔角比赛毕竟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竞技比赛，它的受众还难称大众，无从引发大面积的群体狂欢。巴尔特将其界定为有别于一般（竞技）体育的奇观运动。[38]因此，巴尔特还需要努力寻找更为普世的体育符号文本。这为他后续的体育符号研究埋下了伏笔。

2 《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体育符号研究的奠基作品

《摔角世界》让罗兰·巴尔特构建了较为成型的体育游戏的符号学分析范式，但他并不甘心纠结于这一种模式，继续以自己敏锐的嗅觉，在游戏和体育世界中寻找下一个神话。1955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写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比赛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充满戏剧效果。受到媒体连续报道影响的巴尔特摒弃了自己书写精炼小散文的习惯，十分罕见地不吝笔墨写就了一篇长文《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论述了环法大赛的神话学意义，同时为一门将来可能出现的学科——体育符号学进行了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

2.1 运动员的符义学研究视角

如果将环法自行车赛这一奇观体育赛事作为一个史诗来进行考量的话，运动员在这篇史诗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环法大赛能够成为史诗的原因之一。巴尔特首先对参赛运动员的姓名进行了人类学的分析和唯名论的解释，认为绝大多数优秀车手的名字（比如Brankart, Bobet, Robic, Ruiz, Darrigade）都来自古老的民族，而且这些名字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成为诸如毅力、忠诚、叛逆，或是虚无淡薄等性格品质的稳定的指代符号。[45]巴尔特认为，环法大赛是由诸多稳定的性格本质决定的世界，是“特定本质之间的一种不确定的冲突”；自然、习俗、文学和规则使这些本质相互摩擦、相互牵绊，又相互排斥，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史诗得以产生。[45]

然而，尽管赛车手是宏大的环法史诗奇观中的核心要素，但他们在成为史诗的过程中却常常是以昵称被媒体和公众所认知的，比如波贝被称为路易森（Louison Bobet），劳热迪被唤作内罗（Nello Lauredi），拉法埃尔·热米尼亚尼（Raphael Geminiani）则时而被称作拉夫（Raph），时而被称作热姆（Gem）。这些带着几分温情、几分卑微的昵称，将超人的价值与普通人之间的亲密感融为一体，以记者所熟悉的方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事实上，在西方社会学体系下，媒体对运动员的姓或名的单独使用都难免陷入某种偏见的认知中，[52]因此这种能够得到媒体和公众双重认同的命名是“免疫”符码。

在论文的结尾，巴尔特选取了环法大赛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4名运动员，提供了他所谓的车手特征词汇表，对那些“至少是已经获得了可靠的符义学价值的车手的特征”进行描述，并且认为这种类型描述值得信赖，因为类型的本质是稳定的，而“我们确实在与本质打交道。”[45]在巴尔特列举出的运动员中，有环法大赛的牺牲品，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有沉默寡言的孤独车手，有目空一切的青年才俊，有人幽默，有人优雅，有人好斗而自负，有人则成为环法的叛徒和恶棍，当然也有兼而有之者，他们都是史诗的一部分。在对不同运动员的叙述和评论中，巴尔特展示出自己的睿智、幽默和理性，对部分运动员的解读明显采用了隐喻和反讽等修辞手法，令人回味。

在谈到运动员在比赛中呈现出的各种关系时，巴尔特表示“环法大赛呈现出的是一种错误的个人生活的荣耀，这其中的当众侮辱和赞扬都是人际关系被放大了的形式”；一些运动员之间的争执和互相吹捧都成为了荷马史诗般的表演；对比赛获胜选手的赞美之词是英雄世界在完美谢幕时必然要经历的巨大喜悦感的表达，但却切不可把这种兄弟般的喜悦之情视为同一个车队所有成员的集体情绪，因为众人的情绪通常是阴暗而隐晦的。巴尔特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被演绎出的人际关系完全无法等同于运动员之间真实的关系，因为完美的人际关系只可能存在于舞台上的巨星之间，一旦同一个车队里兄弟阋墙之事被公诸于众，那么“史诗马上就降格为小说了”。[45]

2.2 自然符码

在媒体和公众以往对环法大赛的认知上，复杂的地理和美好的风光是这项赛事的重要符号，然而巴尔特对环法大赛中呈现出的自然符码的解读却似乎与此不尽相同。巴尔特首先对环法大赛中的地理学符码进行了梳理，认为环法大赛的地理复杂性完全符合史诗中对于磨练的要求。赛道坡度邪恶而难以驾驭，每一个赛段都像史诗中的一个篇章，危机四伏，如同一个接一个在形态和道德上被个性化了的敌人，“人因此是被自然化了，而自然之神则是被人性化了。”[45]史诗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战斗必须在具有平等和相同属性的人或神之间进行，车手只有对复杂的自然地形进行拟人化或人神同性化的处理，才可以激励自己去与之搏斗。环法自行车赛中的某些路段人迹罕至，光秃崎岖，条件异常艰苦，如同《奥德赛》中尤利西斯数次去过的世界尽头一般，具有典型的“荷马史诗般的地理学意义”。[45]

除了地理学上的符码外，环法大赛中呈现出来的气候符码同样十分明显。比赛不时会遭遇严寒与酷热等极端天气，尤其是某些赛段的干燥令人难以忍受。车手对种种困难的征服要么得依靠纯粹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要么得借助神的力量，要么将自然之神人性化，要么将自己变成更为冷酷的魔鬼，从而使自己可以更充分、更彻底地与邪恶之神（即令人诅咒的地形和天气）进行直接的对抗和较量。这种种的磨难是对英雄的测试，它定义着环法大赛的真谛，[45] 当然，也呈现着这一赛事的奇观。

巴尔特指出，车手对自然进行拟人化或人神同性化的处理，只能通过所谓“半真实”的方式。为此，车手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形式（form），一种超越冲动的状态，需要在肌肉的质量、智力的敏锐、个性的力量的之间寻求平衡；另一个是跃动（jump），一种激发车手使之完成超人类技能的电流；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神谕。一旦神进入了车手的体内，他就会表现神勇；一旦神抛弃了他，他就会在比赛中精疲力竭。[45]在这里，巴尔特将这种“半真实”的方式与传统的神话学相连，是一种试图将体育神话研究与体育符号研究结合起来的视角。

巴尔特还特别提到，跃动有一个可怕的拙劣模仿者：服用兴奋剂。运动员试图通过服用禁药去模仿上帝，这实际上是对上帝的亵渎，是一种想从上帝那里窃取获得电光石火般灵感的特权的可耻行为，上帝知道如何惩罚他，会将他置于疯狂之门。[45]巴尔特在这里准确地预言了几十年后深陷禁药丑闻的环法大赛。不过，他永远无法预料的是，“拙劣模仿者”的比例之大，几乎足以毁掉他眼中的这部史诗。

2.3 体育运动的功能与行为符码

人们常常把体育比作和平年代的战争，换言之，战争是日常生活中体育运动功能的（延宕的）所指。罗兰·巴尔特也在本文中把环法大赛比作一场特殊对抗的战斗，并不是因其带来的种种惊心动魄的震撼，而在于其装配的复杂程度和向前推进的方式。在巴尔特看来，环法自行车赛可以与一支现代军队进行类比，它们都是由装备的重要性和服役人员的数量所定义的。赛场如战场，会遭遇“谋杀”，也会有懦夫出现，而真正的英雄会以凯撒般的姿态，一种类似雨果笔下的拿破仑式的镇定应对磨难。[45]

在对环法大赛的战争功能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巴尔特进而梳理出环法大赛参赛者的四种行为：“领先、跟随、逃避和崩溃。领先是最坚强的行为，但也是最徒劳无益的，因为领先总是意味着牺牲个人，是纯粹的英雄主义行为”，注定只是展现性格而非确保获胜的结果。而跟随则是带着一点儿怯懦和背叛的行为；带有挑衅意味的过度跟随就成为邪恶的一部分，这与一种无涉荣誉的野心有关。逃避是一个诗学篇章，意味着在比赛中自愿享受孤独；但由于逃避的结果是内心反受其扰，因而并不见得是有效的方式。崩溃预示着放弃，会像灾难一样让公众悲哀。在最艰难的赛段，崩溃呈现出“广岛式的”性格。[45]显然，巴尔特总结的这四种行为不仅仅只限于环法大赛，几乎适用于一切体育运动项目，即便是对抗并不十分激烈的项目也不例外。这种具有结构主义特征的划分方式几乎容纳了运动员所有可能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而所有这些行为都在比赛过程中被戏剧化地呈现，都成为这部史诗奇观中的一部分。

2.4 体育道德的符号悖论

从比赛中的行为符号继续延展，巴尔特归纳了环法大赛在道德规范层面的符号特征：这是一种含混的道德规范，里面既有骑士般的高尚品质，也有纯粹追求成功的功利精神。因此，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悖论，很难在对奉献精神的赞扬以及对经验主义必要性的理解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车手为了队友的胜利做出的（无论是自我选择的还是被迫的）骑士般的牺牲虽然总是受到赞扬，但也常常饱受争议。尽管一个车队里必然有人需要牺牲，扮演高尚的骑士角色，展现团队项目的道德风范，体现一种情感价值，但这种牺牲又与比赛的另一种价值相违背——现实主义，而这恰恰是环法作为一部完整传奇的价值呈现，因为环法不相信情感。骑士般的道德会被认为是向命运的屈服，它会提前消解战斗的残酷性和危险性，降低比赛由于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快感消费，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可能是受众最为看重的因素。记者也在试图强化这种不确定性，因为一旦某位车手赛前就被确定为夺冠大热，那么史诗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巴尔特正确地指出，在勇于牺牲的纯粹道德与一心求胜的严酷法则之间，在理想主义的悲剧伦理与现代竞技的现实主义需求之间，是体育道德的混杂与悖论；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两种看似高尚的道德托词的掩盖下，隐藏着环法作为一个伟大史诗的经济决定论。[45]

最后，巴尔特总结出了环法自行车赛的符号意指去向，认为环法大赛是他见过的完整的、因而是模糊不清的神话中最典型的例证，既是表达、又是投射的神话，同时呈现乌托邦式的道德理想与现实主义的竞赛需求。大赛通过一个特殊的寓言表达和释放了法国人的特性。在这个故事里既有传统的欺骗手段，也夹杂着积极因素。对于环法大赛伤害最大的是经济动机、比赛的盈利至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解。然而，这并不妨碍环法大赛成为法国一种令人着迷的奇观体育，一种带有民族身份性质的国家现象，因为它是对历史的脆弱瞬间史诗般的表达；在这一瞬间，作为车手的男人，无论如何笨拙，如何受到蒙蔽，却可以在这个并不单纯的寓言里，于沉思中在个人、集体和宇宙中达到平衡与满足。[4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尔特在本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喻指，并反复将整个环法大赛比作一场磨练（ordeal），在强化了环法大赛史诗性的同时，也迫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拥有足够的前文本知识，才能充分体会这一史诗的宏大与复杂，并解读出这一奇观运动中呈现出来的种种符号意义。

《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绝不仅仅是“摔角世界”在体育神话领域的简单延续，它将万众瞩目的奇观体育和体育奇观与人类学和神话学相联系，提出了其中的符码和符义学概念，并且将神话的意指关系放大，建构了一套比较清晰的体育符号分析系统。但由于环法大赛毕竟只是法国人的狂欢，此时将其确立为巴尔特较为成熟完整的体育观为时尚早。

3 《什么是体育》——体育观体系的成熟

《什么是体育》这篇长文其实是加拿大电影纪录片《体育与人类》的解说词。1960年，罗兰·巴尔特接受加拿大魁北克作家兼电影制作人乌贝尔·阿甘(Hubert Aquin)的邀请，在巴黎和蒙特利尔先后两次与阿甘讨论了有关体育“作为一种社会与诗学的现象”[50]这一话题后行文的。这部由巴尔特撰稿、阿甘担任编辑的影片1961年6月1日在加拿大电台的电视网播出，1962年获得了意大利科尔蒂娜·丹佩佐(Cortina d’Ampezzo)电影节的制作奖。吉耶·杜普伊(Gilles Dupuis)认为，巴尔特在此间展示的是将体育视作神话，甚或是超越神话的解读，在深层次的哲学层面探讨了现代社会里体育的作用，因此应当被界定为“新神话学”。[50] 由于巴尔特在此重点讨论的西班牙斗牛、赛车、环法自行车赛、加拿大冰球和英格兰足球都是具有国家身份性质的的奇观体育，其间展现的种种体育奇观令巴尔特着迷，也引发他的深思，因此《什么是体育》无疑将成为研究巴尔特体育观的重要依据。由于巴尔特在本文中对环法大赛史诗性特点的归纳与《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如出一辙，这在上一节已有详解，故此处不再赘述，只对巴尔特对其他四种运动的内涵解读进行逐一分析。

3.1 死亡之悲喜剧：西班牙式斗牛的内涵

西班牙式斗牛很难被界定为正式的体育比赛，但巴尔特认为它具备了几乎一切体育运动的范式和边界：“对抗中严格的规则、对手的力量、人的知识与勇气”，这是古老的宗教祭祀仪式传承至今的现代奇观。[50]从这一层意义上讲，西班牙式斗牛与赛马比赛有类似之处，但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这个剧场是一个错误的剧场：这里有真正的死亡。”[50]当去符号化残酷到死亡的程度时，已非体育比赛所能承受之重。因此，西班牙式斗牛比赛的终极符号是“悲剧”，公牛最终死亡的厄运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巴尔特对西班牙式斗牛四个步骤的描述依然是结构主义风格的。第一步披肩的移动包含了斗牛士对公牛的戏弄、挑逗、闪躲和灵巧的搅动，是同公牛搏斗的前戏；第二步是骑马斗牛士在马上与公牛周旋，目的是让公牛消耗体力，使其在应对斗牛士时已经精疲力竭；第三步是斗牛士用一根根修长的且带有饰物的扎刀，一次次优雅地将它插到公牛的身体上；第四步便是公牛的死去。[50]步步堪称奇观。

在与公牛的斗法中，斗牛士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风格”，巴尔特认为，风格体现在“将一个艰难的动作转变为一个优雅的手势，将节奏带入死亡。”[50] 西班牙式斗牛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男人是最棒的，勇气、智慧和优雅是男人在征服动物时必备的要素，而公牛之死则是奖给他们在经历磨难之后的战利品。作为胜利的附加物，现场观众的掌声、尖叫声、投下的鲜花和礼物也必不可少。在观众看来，这场较量的结果不仅是斗牛士对公牛的胜利，也是人类对无知、恐惧和困难的战胜，更重要的是人们从斗牛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50] 于是，公牛死亡的悲剧奇观被人们视作自己在生活中获取胜利的宏大喜剧。

3.2 多重悖论：赛车比赛的内涵

如果说西班牙式斗牛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博弈的话，那么在意大利、摩纳哥、美国等国广受关注的奇观体育赛车比赛则是人与机械之间的对话，其间展现的种种奇观里蕴含着多重悖论。

首先，人与机械之间的较量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人可以征服机械，也可能被机械置于死地”，“那些飙起来非常快的家伙却要以非常慢的速度来检查，因为没有细致入微的审慎作为补偿，速度永远都无从谈起。”[50] 同时，一个伟大的车手并不是要征服机械，而是要驯服它；而且在这场较量中，真正的获胜者应该是让机械无所损伤的车手。[50]

在车手与车队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个悖论。在直道行驶时，表面看上去车手的努力最为重要，但数十个工作人员的劳动力、创造性和精心呵护，他们对最复杂的方程（即最大的动力与由重量和风速带来的最小的阻力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准备、完善和检查等因素绝对不可忽视。而在弯道行驶时，“机械基本处于悬置状态，这时车手能决定一切。在这里，空间与时间展开较量。车手必须要能够欺骗空间，决定是否尚存可利用的空间……或者是否可以猛烈地压缩空间，他要用勇气将这一赌注推向几无可能的边缘。”[50]

这里甚至存在着第三个悖论：极快的速度来自极强的动力，但动力越大的机械重量也就越大，而要获得高速就只能减重。因此在赛车里并没有安装起动器，尽可能地降低几公斤重量就可以赢得几秒钟的时间，因而赛车比赛就是对重量和惯性的战胜。当赛车处于休息状态时，它们是笨重、被动、难于驾驭的机械；而一旦比赛开始，赛车立刻就会变得轻盈、敏捷，动力性十足，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仿佛要把整个世界包裹起来。纽伯格伦赛道的危险、摩纳哥赛道的曲折、蒙扎赛道的折磨、斯帕赛道的极速，这些不过是车手们征服F-1、征服全世界的符号而已。由此，巴尔特将一场伟大的赛车比赛的意义归结为“最快速的力量来自于不同种类的耐心、测量、细节、无比精确和严苛行为的总和。”[50]

在巴尔特看来，赛车比赛中还存在着不少悖论。比如车手取得的胜利不是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的，相反是在对手的帮助下获得的，他们战胜的是坚如磐石的物体。“这是一项最危险的运动，但同时也是收获最丰盛的运动”，[50]这是巴尔特对这项奇观体育和体育奇观深入浅出的诠释。

3.3 体育的力量：加拿大国球的内涵

体育的力量在于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还可以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一项全民参与的奇观运动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定义一个国家与它的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在冰球这项作为加拿大国球的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冰球在加拿大的盛行，使巴尔特情不自禁地对“国家运动”进行了界定。什么是国家运动？巴尔特认为这是“缘起于国家的实质，缘起于这片土壤和这里的气候的一项运动。”[50] 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漫长寂寥的冬季、坚硬无比的土壤、一成不变的生活，因为冰球而变得快捷、精力充沛和富有激情。在这里，冰球运动的力量可以把一切事物推向它的反面。人们自小学习冰球，也是为了学习在这个国家生存的方式。“只要有一点儿冰，就可以打冰球”，[50] 而一旦有冰球可打，生活立刻就变得生动起来。

冰球的力量与价值还在于它是一项进攻性运动，带给球手和观众悲喜交加的震撼。攻击所带来的快感仿佛使得任何冒险都显得合情合理，每打进一球就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而射失的冰球就像是手枪里射出的子弹，给球员带来深深的伤痛。其间，现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则是对比赛进程和球员表现的及时评点。在巴尔特看来，这项运动还隐含了“体育运动的道德价值：耐力、镇静、英勇、果敢。因此，伟大的运动员不是球星，而是英雄。”[50]

另一方面，由于冰球运动强大的力量，比赛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合法性的潜在威胁。职业冰球的规则始终存在争议，例如规则允许两名运动员合法地有限度地进行身体攻击，这就可能使一场比赛演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丑闻。当冰球推进的速度超越甚至是淹没了意识，横亘于体育里的对抗和生活中的争斗这两者之间的障碍就会瞬间崩溃。失去了中介空间，没有了球杆和规则，球员之间开始了零距离的贴身肢体打斗；而没有了标志着文明与秩序的距离，人类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于是，本应是两个球队之间展开的一场符号战役演变成了运动员之间真正的冲突，体育立马回归到由激情和攻击构成的世界，观众也卷入其中，场面一片混乱。体育本应是“区分对抗和骚乱的完整轨道”，[50] 却由于奇观体育的力量如此强大，使得“冰球赛中具有仪式化性质的暴力”[51]对观众世界产生了溢出效应，这同样也是体育的奇观。

3.4 跨越：英格兰足球的内涵

或许是受制于纪录片有限的时间与篇幅，相比于其他运动，巴尔特对英格兰足球这一节着墨不多。不过，由于足球这一并非只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全球热衷的奇观运动自身就拥有非同凡响的魅力，因此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足球丰富内涵的多元解读。

英格兰足球的影响力显然不只是区域性的，因此巴尔特将英格兰的足球看作是一个提喻。“英格兰在下雨，然而所有英格兰人都在室外”，这仅仅是因为在温布利球场有一场足球比赛，而且与所有奇观体育一样，足球比赛的开场具有很强的仪式感，正式而庄重。[50] 在现代的足球场与过去的剧场之间的类比中，巴尔特解读了足球场的特殊意义：在古时，剧场的一个主要社会功能在于，它将整个城市聚集在共享的经历之中，这一经历就是有关自身激情的知识。而在今天则要由体育来实现这个功能，只不过如今这个“城市”的概念已被放大，远非一般城镇能承载，它可以指一个国家，甚至常常是指全世界。因此，体育是“浇注于远古时期奇观形式里的一种伟大的现代机制”[50]，它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区域，甚至也跨越了体育本身，成为现代社会的奇观。

3.5 体育的实质

罗兰·巴尔特在用符号学的视角先后考察了斗牛、赛车、环法大赛、冰球和足球以后，开始对体育的本质展开追问。体育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类如此迷恋体育？

巴尔特给出的第一种解读是体育运动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发生在运动员身上的每件事也会发生在观众身上。如果说剧场里的观众只是偷窥者的话，那么在体育运动中观众则是参与者、表演者。”[50] 这种主动和投入的感觉绝非剧场模式的观众可以比拟。他认为，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们并不需要彼此直接对抗，而是要用扎枪、机械、冰球、足球等器物作为中介，于是，这个物体本身就成为一个符号：恰恰是因为人们为了占有它、把握它，他们才在这一过程中变得强壮、灵巧和英勇。[50] 对于这个符号的驾驭程度直接体现了人对世界、对大自然的驾驭能力。因此，观众在赛场上看到的比赛便被无形中借喻为欣赏人类如何征服自然的过程。“在这里，观看比赛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承受，为了希望，为了理解，也特别需要用声音、用手势、用面部表情来纵情表达。体育号召全世界来共同见证：一言以蔽之，体育就是交流。”“人们懂得某种力量、某种冲突、欢愉和痛苦，而体育在不需要摧毁任何事物的前提下就可以对这一切进行表达、释放和消费。”[50]

其次，是体育千百次地与战争的隐喻相连。人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将重要的比赛与战斗、战役和战争发生联系，但体育承载不起这样的隐喻。巴尔特指出，体育世界里的人们直面的所谓致命的战斗，“总被奇观隔离开来，降格为一种形式，其效果、危险性和耻辱几乎荡然无存，失去的是它的毒性，而不是它的光彩与意义。”[50]

于是，对体育本质的探索常常落入到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谁是最棒的？对于这个在古代决斗中提出的问题，现代体育给予了它新的意义。巴尔特认为，“人类追求的卓越只是与特定的事物发生联系。谁是最棒的那个克服事物障碍、扭转大自然一成不变的人？谁是最棒的那个征服世界，并将其展示给全人类的人？这就是体育所要讲述的。”[50] 最终，罗兰·巴尔特通过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对体育的本质进行了追问：这些人需要进攻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受到这一奇观的困扰？为什么他们对这一奇观如此深深迷恋？为什么要展开这样一场无用的战斗？什么是体育？人们带进体育的究竟是什么？随后巴尔特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祭出了自己的解答：是人把自己、把人类世界带进了体育，体育的出现是为了讲述人类的契约。[50] 巴尔特对奇观体育这一诗学和社会现象进行的符号学分析，如此精炼、如此深刻，前所未见，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巴尔特在本文中对体育的描写与叙述已经呈现出偏离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看来，体育仪式化地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仪式中，观众将自己与选手认同，与各种场景和关系认同，深深浸淫其中。于是，体育运动中的各种神话意指变得丰富多元，已经开始打破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符号传递意义的能力被重新定义。

4  巴尔特的其它理论对体育学研究的启示

除了上述几篇直接论述体育观的作品以外，罗兰·巴尔特的不少理论也被他人运用于体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在《符号学原理》中，巴尔特在索绪尔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组合轴和聚合轴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共时系统和历时系统两种研究态度。[8]这一理论被运用到了一些体育学研究中。[31][33]

巴尔特在其叙述理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叙述结构分析导论》中，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将叙述结构进行了类别、功能和情节的分层，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叙述体系。[42]这种叙述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式，丰富了相关体育传播研究的理论价值。[27]

巴尔特在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明室：摄影纵横谈》中提出了“刺点”(punctum)与“展面”(studium)的关系，他提出“刺点”是一种“偶然刺痛了我的东西”。[13]这一观点也被运用到体育传播，尤其是电视体育传播的研究中。[28]

巴尔特在《文之悦》中探讨了文之“悦”（plaisir）与文之“醉”(jouissance)的差异。他提出文之悦是欢愉的、灵性的，文之醉是碎片式的、甚至溢出悦的终极性之外。[20]这一观点被体育研究者运用到了体育赛事观赏给受众带来的不同感受，其中“醉”可能带来的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35]这为受众欣赏体育赛事的动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30]

此外，巴尔特在《符号帝国》中提及的日本“弹球戏”和相扑运动为后人提供了厘清体育与游戏界限的一种方法。尤其是相扑，“比赛仅是瞬间的事：只要让对手倒下，就结束了赛事。没有危险，没有戏剧性，没有大量消耗。总之，根本不是运动：不是争斗的亢进，而是某种体重的符号。”[6]在他看来，“真正的游戏不在于掩盖主体，而在于掩盖游戏本身。”[11]

5  结语

在当代符号学体系中，罗兰·巴尔特的早期理论直接承继于索绪尔二元封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体系，但在后期已向三元开放的符号学方向发展[19]。其间，他对体育、特别是奇观体育所进行的符号学研究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在巴尔特的体育思想体系中，从微观的体育游戏的符号学分析，到中观的一般体育符号研究，再到后期相对宏观的符号体育观，无一不对后来的体育符号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由于时间的推移，他早期的部分观点可能有些过时，但由他提供的方法论却是研究体育符号意义的重要途径。正如巴尔特研究者所言，“罗兰·巴尔特是当代文学与文化理论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34]如果不了解他庞大的理论体系，对他的有关体育符号思想的了解就几乎无从谈起；而对他深邃的、奇观式的体育思想的解读，我们尚需进一步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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