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术属于巫术文化的一种，商周时期便开始流传关于“蛊”的神秘传说了，在我看到的所有关于“巫蛊”的描述中，它有时是能够救人性命的民间奇术，有时又是连汉武大帝都闻之色变的“诅咒”害人邪术。

　　同一种东西，却拥有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今天就通过两件与巫蛊有关的真实事件“汉武帝巫蛊之祸”和2011年李先菊“巫蛊杀人事件”，来和大家聊一聊巫蛊这种自带奇幻色彩的东西。

　　一、连汉武大帝都闻之色变的“巫蛊”；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时期的一件惊天大案，这件事在历史上影响十分深远，它造成的直接影响包括丞相公孙贺父子、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与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其余被牵连者多达十来万人，其后续的影响甚至关乎到西汉的兴衰。

　　下面，咱们就来讲讲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众所周知，汉武帝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当真称得上是一代雄主，在他的领导下，西汉王朝征伐四方，削诸侯，灭匈奴、平南越、通西域、定西羌……，开扩了一大堆疆土，打响了华夏文明的赫赫威名。

　　“像秦始皇一样，汉武帝这样越是身居高位的人，越会恐惧自己死去之后会失去一切的结局。”

　　随着年龄的增长，汉武帝的性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位原本十分厌恶巫蛊之术的君王，竟然迷上了成仙之术，他开始公然在社会上寻找仙人奇术，以期能获得长生之术。

　　故事，就是由此开始的。

　　公元前92年，汉武帝住在建章宫的时候，某一日，他忽然见到一个带剑的男子进入了中龙华门，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怀疑，他疑心此人或许是刺客，便差人前去捉拿。

　　谁知这男子见状，竟立刻弃剑而逃，哪怕侍卫们拼命追赶，最后也未能擒获他，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不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该男子居心不良。

　　此后，汉武帝开始加强了对京城的防御，一些精通巫术、有名望的大侠都是重点打击对象。

　　当时的丞相公孙贺，因为儿子擅自动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情暴露被抓了，他便想在这方面立功劳为儿子减罪。

　　以帝国丞相的能量要抓捕一些江湖人物，这无疑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当丞相把汉武帝通缉的阳陵大侠朱安世抓捕归案后，心情大好的汉武帝便应允了给丞相儿子减罪的请求。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朱安世却告诉丞相：“丞相祸及全族了！”

　　一个是帝国丞相，一个是即将被判死刑自身难保的死囚，两人的身份差距使得公孙贺并未将朱安世的威胁放在心上。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安世在给汉武帝供述的情报中，加入了一剂猛料：

　　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不光贪污军饷，还和阳石公主私通，他因为不满陛下对他的处罚，当他得知陛下会前往甘泉宫后，就差人让巫师在陛下专用的驰道上埋藏木偶人，诅咒陛下。

　　本来就畏惧死亡的汉武帝，在得知有人想谋害自己之后，这更不得了了，他立刻差人去调查此事：

　　“大胆，总有刁民想害朕，都给朕拉出去！”

　　结果，经查验，证据确凿。

　　就这样，公孙贺还没来得及告诉儿子他马上就可以被释放出来的喜讯，马上就被通知：“你儿子想谋害皇帝，你们一族都将被除掉。”

　　这已经不是坑爹可以形容了，恐怕公孙贺自己都想不到，意外和明天究竟谁会先来。

　　此时，最应景的BGM应该就是：

　　“天空是蔚蓝色，窗外有千纸鹤。”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

　　公孙贺凉了，但事情却不可能到此为止，因为他除了是丞相外，还和皇后卫子夫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长姐。

　　被处死的卫青的长子卫伉是卫子夫的侄子，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又称石邑公主、诸邑公主为卫子夫另外两女（孤证难立，姑且听之），这场关乎卫氏一族的劫难，不仅没有因为卫子夫皇后的身份令汉武帝稍有宽容，反倒激起了汉武帝的警惕：皇后是不是也参与到了其中。

　　怀疑是一剂毒药，再深厚的感情，一旦牵扯进了怀疑的漩涡里，都会变得脆弱不堪，尤其是在感情本就脆弱的帝王世家。

　　公元前91年，67岁的汉武帝开始派与卫子夫、太子有仇的宠臣江充，彻查宫中的巫蛊案。

　　江充知道汉武帝畏惧的是什么，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想要扳倒太子，于是，一个阴谋逐渐在江充的脑海里成型：“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在涉及到权力和生死的话题上，汉武帝和太子这对父子，因为江充的诬告走向了对立。

　　谣言这东西，造谣只需一张嘴，辟谣却要跑断腿。

　　慌乱中，太子刘据为了保全性命，选择了用起兵夺权的方式来寻找生机。

　　与汉武帝几十年的执政生涯相比，太子刘据的那点声望实在是微不足道，这场叛乱很快被平定。

　　刘据失败后，数以万计的人被牵连处死，这件与巫蛊有关的大事也让“巫蛊之术”的大名在历史上留下了响亮的名头。

　　在这件事中，巫蛊是以诅咒小木头人的形象出现，类似于我们今天熟知的扎小人。

　　而第二个案例中的“巫蛊之术”，就是大名鼎鼎的“蛊毒”了。

　　二、巫蛊之术到底是什么？

　　“巫蛊”，作为一种巫术，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提到，巫蛊是通过造畜蛊毒和指甲巫术、恋爱巫术、鸟卜巫术等式样的师巫术，来达到驱邪、治病或者害人的一种原始巫术信仰。

　　而现在，恐怕我们最熟悉的巫蛊，就是小说中蛊婆用各种毒虫害人的恐怖形象了。

　　其实，不止今天的我们对巫蛊之术有这样的想象，古人也有，古人对蛊的有一种解释为，蛊是指毒虫。

　　甚至于，先秦时期的古人还对各种毒蛊分了类，比如虫蛊就有毒蛊、蛊蠹、貍虫、水蛊四种。

　　除了虫蛊外，还有各类带有一丝传奇色彩的制蛊法，例如《隋书·地理志》讲制蛊之法如是说道：“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正是这些略带有一丝恐怖感的画面，让巫蛊在世人心中，自然而然就会有点阴深深的意味。

　　2011年5月，发生在巫蛊文化盛行的湘西之地的一起“巫蛊”杀人事件，便很清晰地阐释了这件事。

　　据陈寒非老师的《巫蛊、信仰与秩序的形成——以湘西M乡“中蛊”现象为例》提到，2011年5月的一天中午，湘西某村的村民李国斌，在和村里的“蛊婆”李先菊聊过几句话后，回家就肚子绞痛、恶心，还伴随着头痛的现象。

　　经村里专门负责给人解蛊的仙娘探查后发现，原来李国斌是中了一种叫做“蜈蚣蛊”的蛊，仙娘让他用黄纸烧成的灰拌水服用后，效果却不见好。

　　三天后，不见好转的李国斌，还是去世了。

　　仙娘称，这是李国斌中毒已深，她的治疗才会失败。

　　此后，“蛊婆”李先菊几乎成为了村子里一个能够让小孩止哭的恐怖存在。

　　而事实上，“蛊婆”李先菊只是一个死了丈夫儿子，长相丑陋的孤独老妇人罢了，她压根不会什么蛊术，李国斌的死是因为他身患疾病，没有及时就医，而且又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法导致的悲剧。

　　同“蛊婆”李先菊、悲剧汉武帝的故事不同的是，在敦煌和某些道教文化盛行的地方，巫蛊却还有着祈福、治病的另一面。

　　巫蛊中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它包含的诅咒和毒虫元素，这里面其实包含原始巫术的两大元素：

　　“祈愿和药物。”

　　古人认为万物有灵，巫蛊便是古人将心愿通过特殊形式传达给一些特殊存在，希望它们替自己实现心愿的做法。

　　但这种祈愿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做，许愿这种东西它跟幻想没有任何区别：

　　空想是没法造出导弹的。

　　既然如此，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一些愿望呢？

　　有，那就是所谓的“蛊虫”、“蛊毒”。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古人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蛊？无非就是祈求平安、诅咒敌人之类的，很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各样的草药、毒虫蚁兽带有的药性和毒性在解决这方面的效率远高于空想的许愿环节了。

　　某种形式上来讲，通过药物来实现许愿里，一些祈求健康或者杀害某人的请求，反倒可以让巫蛊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看上去更具有可信度。

　　基于这一环节，这也是巫蛊为何能兴盛的缘由，它其实可以看作是古人将医学和巫术结合的特殊产物。

　　在历史的发展中，夹缝里生存的巫蛊文化逐渐褪去了它原始巫教血腥恐怖的一面，开始以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更温和的形象出现，例如借助医学来达到祈福和治病的作用。

　　但是，这一过程，却伴随着血腥和恐怖，毕竟，不是任何人都甘心平凡，也有很多人会借助巫蛊的神秘面纱来获取金钱和地位。

　　三、为何历朝历代都明令禁止巫蛊？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巫蛊往往被视为十恶不赦的罪名，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严重破坏固有的秩序。

　　历朝的君王，都相当排斥巫蛊中的造畜蛊毒和师巫邪术，例如《唐律疏议·名例·十恶》对巫蛊的处罚就相当严厉：五曰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跟我们中国人历来不喜欢宗教立国有关。

　　我们对比一下中西方文化，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中国讲究“君权天授”，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一字之差，其意义却迥然不同。

　　从逻辑上来讲，君权神授和君权天授，虽然都是将君权的合理性诉诸于神灵，但是在对于神灵的信仰上，中国讲究以人为本，我们并不强调一定要信仰某个神灵，甚至在绝大多数时候天还是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形象存在，它的作用仅仅是教导人如何符合道德规范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而西方却非常在意民众是否信仰某个具体的神灵，他们构建了一套人神分离的理念，以此来利用神权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维护他们的阶级地位。

　　在中国，没有任何神灵可以主宰人们的信仰与精神活动的自主权，这就是双方最本质的区别。

　　在古人看来，巫蛊就是这样一种，利用诡异邪术，来控制人，好谋取私利、地位的一种严重破坏固有秩序的邪术。

　　现代的我们，可能很难感受到巫术跟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但在文明还不发达的原始时期，一个掌握了祭祀、知识、医疗和“神秘力量”，能够和上天沟通的巫师，他在部落的社会地位一定是非常崇高的。

　　在信奉巫文化的古人心中，巫是神的使者，他理所应当是尊贵的人。

　　即便是到了封建时期，由于文化的普及率非常低的缘故，在一些乡村里，巫师们利用巫蛊文化的医疗和神秘知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兼具医疗、祈福、驱邪、安抚人心、应对鬼神的功能形人才，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这样的人往往还会生活得非常滋润。

　　但是，一个合格的巫师或许是成功的营销专家，却并不是每一个巫师都是合格的医生，他们伪造各种各样的妖言来蛊惑民心，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又会像仙娘一样推卸责任，严重的甚至会威胁到民众生命。

　　所以，从汉朝开始到清朝为止，历朝历代都严厉禁止异端法术医人伤人的行为，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从法律层面上，约束限制有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巫蛊”之术危害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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