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深刻认识“左”倾错误思想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

邓小平同志认为:从历史上看,“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都曾给党的事业带来过严重危害,相比较而言,“左”造成的损失更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相继出现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等三次大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使党遭受的损失更加惨重,几乎断送了党的事业。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经历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现状认识不足,导致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使全国人民经历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损失,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邓小平同志在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以后,在他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新旧经济体制间的磨擦和碰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经济运行失序、市场剧烈波动、经济发展过热等新矛盾,“左”的思想迅速抬头。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②

纵观我党历史上所犯的“左”倾错误,无一例外都是对客观现实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同时又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从“本本”出发,制定了不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而造成的。为此,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要深刻认识“左”倾错误思想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性。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③对于“亡党亡国”的警告,如果在过去我们只是联系到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而有所体会的话,那么,今天的体会就更深了。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两个凡是”的方针没有得到批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阻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就会全面崩溃,由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维系的所谓“安定团结”就会瓦解,党会分裂甚至解体,政治危机此起彼伏,社会主义前途就会被葬送。苏联、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例证。邓小平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④

邓小平同志强调反对“左”倾错误思想的重要性,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更是向“唯书、唯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习惯势力挑战,向试图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主张的挑战。

二、要准确明辨“左”倾错误思想的主要表现

邓小平同志指出,“左”倾错误思想是党的事业的大敌,“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⑤它主要表现为:

1、对经典著作作生硬理解,奉行教条主义。长期以来,不少党员干部固守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要完全以马恩的“本本”为依据,凡与“本本”不合的,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那就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就此强调,如果固守这样的观念,那就只能搞教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当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碰壁时,当人们解放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时,教条主义的思想观念便成为阻挠改革的障碍;这些“左”的思想严重的人,实际上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来阻止、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维护他们那套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僵硬的“社会主义”。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无疑要遵循。但我们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精神实质,而不是照搬“本本”、“条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还有的人常常拿“本本”来吓人打人,有些马克思主义根底不深的、胆子小的人也常常被吓住。但真正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解放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是吓不倒的。邓小平同志就一语道出了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人,这是“左”;用大帽子吓人的人,使人一看就清楚,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持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2、对客观实际缺少科学判断,奉行“拿来主义”。邓小平同志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既忽视了我国的国情,又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甚至在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定位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致使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照抄照搬他国模式,奉行“拿来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有初级、中级、高级阶段之分,仅仅初级阶段,就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而我们却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时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急于过渡的思想和作法,导致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党的八大已经明确了的。然而,后来把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定为过渡时期的社会,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这就推翻了“八大”的论断,重新又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认识的这一变化,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发展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国家被搞得长期不得安宁,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左”的观念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有些人的思想里仍然顽固存在着,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抬头,特别是当改革过程中遇到某种困难和挫折时,在社会上出现动荡时,有些人就试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办法解决问题,鼓吹“阶级斗争还是不能放松”,就是说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此,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在我国必然经历的上百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切合中国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而不能背离这个实际,更不能奉行“拿来主义”,照搬别国发展模式;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发展速度上尤其不要盲目冒进,要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再出现别的中心。

三、要理性剖析“左”倾错误思想的历史根源

邓小平同志认为,“左”倾错误思想根深蒂固,渊源甚众,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思想认识原因,又有体制弊端原因。

1、社会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在分析“左”的错误根源时,决不能忽视对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在思想方法上好走极端,容易狂热,主观片面;经济上,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搞平均主义;政治上,喜欢专制,个人说了算,搞家长制,喜欢集权而不愿受监督、制约,法律观念淡漠,以权代法;组织上,喜欢搞宗派、小圈圈、小集团。邓小平同志认为,上述情况曾经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左”的错误不断重复的社会历史根源,而这种社会心理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不会由于经济的改革而立即消失。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有制已经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小生产者的心理和习惯势力依然存在,小生产传统观念的影 响还相当严重。比如,只求太平、安稳保险、不愿冒险的思想;重传统轻创造、不图革新的思想;一家一户独立经营、互不联系、不愿意分工的思想;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产生出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轻视商业流通的思想等等。这些小生产者的思想观念有形无形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动,影响着我们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

2、思想认识原因。邓小平同志指出,长期以来,不少同志认为越“左”越革命,我们的领导层也只强调反右,不注意纠正“左”,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在对倾向性错误的处理上,实际上奖“左”罚右,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右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左”是革命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革命精神可嘉,越“左”越能升官,青云直上。在“左”的氛围中,敢于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同志,常常被打成“老右”、“老机”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那些见风使舵,吹牛拍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老左”,却能始终受到信赖、重用。这样就导致人们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心理,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3、体制弊端原因。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分析我们党和国家失误的原因时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⑥这段话对分析“左”的错误有鲜明的针对性,确实抓住了要害。“左”倾错误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有这几方面:第一,缺乏决策民主化的保证机制。在决策上,个人主观任意性很大,不能发扬民主保证决策的科学化,这正是造成“左”的失误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次大的失误,都是个人主观主义决策的结果。第二,在干部任用问题上,缺乏竞争机制、监督机制和科学的考核机制。干部升降、去留是由上级决定的,群众无权决定(民意测验也不起多大作用),这就造成了干部只愿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左”了也难纠正。第三,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这也是“左”倾错误产生的一大原因。以党代政、以政代企,势必导致机构庞杂,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这恰恰是“左”倾思想滋生、发展的有利条件。

四、彻底清除“左”倾错误思想的措施举要

1、要提高全党反对“左”倾错误思想的意识。邓小平同志认为,反对“左”倾错误思想,第一,要清除一些人积习已久的模糊认识,提高反对“左”倾错误思想的意识。“左”的错误倾向,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旦形成了倾向性的东西,就会从上到下影响许多干部、群众。因此,要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需要拿事实来说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党内外不少同志思想不通。党中央没有批评责怪这些同志,而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使农村改革卓有成效。在事实的教育下,这些怀有“左”的思想观念的同志,终于站到了真理一边,取得了与党中央共同的认识。这说明,反对某种错误倾向,主要是提高人的思想觉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一个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固然需要看书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需要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在实践中用事实来进行教育。因为一条路线、一项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它是否言之成理,是否有经典根据,而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否取得成功。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就能令人心悦诚服。但这需要时间,要耐心等待。第二,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简单粗暴,不能过急过猛。我们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能够从容不迫解决路线是非问题,克服错误倾向。事实证明,过急过猛,集中火力搞大批判,只能把人家压制,而不能把人家说服,不仅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复杂化。对于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应该允许保留意见,不同意的先看看再说,不应强迫表态,而应让实践来作结论。做思想工作,包括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的工作,我们也要转变一下观念,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事实服人。真理终能被实践检验,被实践检验的真理才最有权威、最有说服力、最能使人信服。

2、要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反对“左”倾错误,就必须解放思想,清除教条主义。在坚持什么、怎样坚持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这三个问题上,我们要与教条主义开展彻底而不妥协的斗争。

第一,在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教条主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只言片语,认为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的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

第二,在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教条主义用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用静止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可移易的永恒真理;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教条主义用孤立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与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隔绝的封闭体系,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吸收人类新的认识成果的开放的思想体系。教条主义用唯心主义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践去发展本本,而是用本本去框实践,不是根据实践修正理论,而是用书本剪裁现实;我们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在对待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的问题上,教条主义神化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大搞个人崇拜,制造现代迷信。我们则实事求是地评价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的伟大作用,同时承认任何伟人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们的理论著述和科学思想,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都将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崇,都将永葆其灿烂的思想光辉。但是,必须看到经典作家是人不是神,他们不可能穷尽真理,而且他们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也还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做出修正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纠正前人的认识错误要多得多。因此,我们不能对任何领袖人物搞“迷信”。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不破除对经典作家的迷信,就不能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事业,不仅不能死守教条,而且一定要突破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结论。这就要求我们大胆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丰富的实践中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思想、原则,以指导今后的实践。这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要实事求是,有“左”反“左”,不能“莫须有”。邓小平同志指出,反对“左”倾错误思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任意上纲,随便给人扣上“左”倾的帽子。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错误是难免的,特别是在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中,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对于错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总结得越深刻越好,但深刻不等于就是上路线的“纲”。只有那些长期在背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在全局或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才能说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错误观念、错误倾向与错误路线也是有区别的。不能把一般错误说成倾向性错误,也不能把错误倾向与错误路线相提并论。把什么错误都说成路线错误,把路线斗争扩大化如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样,同样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如果说把路线斗争扩大化也是一种倾向性错误的话,这就是“左”的错误倾向。

五、正确贯彻邓小平反对“左”倾错误的思想,彻底清除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左”倾错误思想

1、它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客观需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迫切需要理论创新,迫切需要冲破囿于落后思想藩蓠的理论创新。因为创新是一种价值导向,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而创新的前提在于反对“左”倾错误思想,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教条主义的框框,摈弃过去那种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势,忘却某些确已过时的结论,顺应时代潮流,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在实践创新中推进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进一步推进实践创新,从而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实现理论的飞跃。无庸置疑,正确贯彻邓小平的反对“左”倾错误思想,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加强全党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2、它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积极探索,勇于开拓,彻底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以及附加马列主义名下的种种错误观念,大胆突破了经典作家囿于历史条件的个别论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了邓小平同志的优良作风,又围绕“建设一个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以创新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为突破口,不墨守成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这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注释: ①②④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228、375、375页。 ③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