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何时？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这一词汇在美国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是左翼人士例如“新左派”内部调侃、玩笑用语。一开始带有肯定的意味，即赞许某些人对左派意识形态的忠诚、和左派思想严格保持一致。美国没有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某个政党或某种意识形态保持绝对一致的观念和要求，“政治正确”这一词汇显然是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等国借用过来的。后来，这一词汇很快转变成左派内部批评嘲讽那些教条、走极端、把意识形态绝对化的人。总之，最初这是美国左派内部用来玩笑自嘲的一个词汇。

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的保守势力——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利用当时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个别极端事件，巧妙借用“政治正确”这一词汇攻击最早使用该词的左派和自由派——特别是自由派——所倡导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指责他们在大学校园大搞“政治正确”、压制言论自由并试图推翻人文学科中的传统科目和内容。经过保守派和媒体炒作，“政治正确”成为一个让人讳莫如深、心有余悸的话题，同时成为“压制言论自由”、“不宽容”的同义词，尽管这其中有着极大的误解、夸大其词和混淆事实真相。“政治正确”之争的背后，反映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中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文化上的较量。

美国早期“政治正确”争论焦点之一：种族、性别和性取向议题

早期“政治正确”争论的内容和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

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种族隔离的废除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以及妇女进入美国大学就读。为了适应大学校园内学生种族、性别、宗教等多元结构变化的趋势，在一些学生和教员的要求下，一部分学校制定了禁止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性暴力）的行为规范以及语言规范即speech code。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学生和激进的言行，使得部分教员和学生不敢或避免在课堂等公开场合谈论种族、性别等敏感话题。同时，在某些学校的speech code里也出现一些荒唐可笑的现象，比如争论是否应该称呼“高中女孩”（high school girls）为“高中妇女”（high school women）。反对者们抓住这些个别和极端的例子给speech code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指责其支持者限制言论自由，进一步上纲上线为破坏学术自由、压制言论和思想。

一些校园speech code的反对者，喜欢引用耶鲁大学前校长施密特（Benno C. Schmidt Jr.）在1991年“政治正确”争论高潮时期发表的捍卫校园言论自由的观点，即言论和思想自由是耶鲁大学的中心承诺。如果抽离历史背景，施密特校长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无疑是对的。但毕竟，种族、性别歧视在美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在1960年代以前，美国大学校园内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白人。经历了1954年“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教育平权案，以及1960年代民权运动，种族隔离现象才逐渐在公立学校系统包括各州立大学中被打破。女性在美国也曾经处于次等公民地位，直到1920年才获得政治选举权利。虽然在19世纪就出现了为妇女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女子学院，例如美国东部著名的“七姊妹”（Seven Sisters），以及最早实行男女合校的Oberlin College和其它一些私立大学，稍后公立大学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也开始招收女生。但直到1969－1972年间，一些顶尖大学如耶鲁大学的耶鲁学院、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布朗、杜克、达特茅斯学院等，才开始正式招收女性本科生。哈佛大学虽然从1960年代中期就和著名的Radcliffe College（一所位于波士顿剑桥区的女子学院）联合颁发本科学位证书，但是直到1977年才正式成为男女合校。我们现在或许对多族裔混校、男女合校早就习以为常，但在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

在有关speech code的争论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将种族、性别歧视，与对种族、性别问题的正常讨论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一种speech code压制言论自由的错误印象。事实上两者不是一回事。种族、性别歧视受到学校以及社会的谴责，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非speech code禁止和限制的对象。有时候，出于误解和少数人的过激行为，人们对种族、性别等所谓“taboo issues”（忌讳问题）三缄其口，不敢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令人忧虑和遗憾。记得两年前，我儿子在美国就读的高中学校的校长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出当地黑人社区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等外部原因造成的，而且与黑人家庭、婚姻等自身因素有关。校长本人是一位黑人，能够开诚布公提出这样的观点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样坦率、开诚布公的讨论不仅对学生有益，也对社会有益。这才是施密特校长、各所大学和全社会所要捍卫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美国早期“政治正确”争论焦点之二：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早期“政治正确”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大约从1980年代起，一些大学开始设置教授和研究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专门学科，即Ethnic Studies／Minority Studies，例如非洲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亚洲研究、拉美研究以及女性研究等。这些新兴学科的设置，一是为了适应美国大学校园内日渐普遍的种族、性别和文化多元状态，同时进一步推动校园内文化交流、理解和多元发展，而非维持欧洲中心文化传统一统天下的地位。

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反对者则认为：（1）有关少数族裔历史、文化、社会的研究和教学已经包括在现有人文社科学科及课程之中，开设专门的新兴学科是多此一举。（2）大学教育应该保持较高的标准，而一些少数族裔文化中的经典及其相关研究水平不够。（3）更有甚者，一位在1990年代初在“政治正确”争论中非常活跃并有极大影响的保守派人士表示，少数族裔的某些经典本身就“政治不正确”（political incorrect）。例如《可兰经》中歧视妇女的内容，日本文学经典《源氏物语》对等级制度的赞许，印度文化经典《薄伽梵歌》和《吉檀迦利》对西方物质主义和无神论的拒绝等。（4）反对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人以文化／社会保守派人士为主，他们最为担忧的是多元文化的兴起将冲击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多元文化改革的目的是要以“多元文化”取代“欧洲中心”的传统西方人文学科。

以上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难道现有学科、课程中已经包含了少数族裔文化的某些内容，就不能开设相关的独立学科了？如果学生有这方面的需求呢？更何况新学科的设置将有助于推动对不同文化和女性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高其研究与教学水平，同时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而所谓少数族裔的某些文化经典“不够标准”，也过于武断和狭隘。至于文化经典中某些“政治不正确”的内容，哪种文化包括欧洲文化中没有糟粕呢？人文学科研究与教学的目的，不是不加分析地对传统和经典顶礼膜拜，而是通过教学和研究增进对不同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理解，这个道理那些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反对者应该懂。讽刺的是，反对者们一方面指责多元文化支持者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却要求人文社科学科内容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保持一致。

为了验证所谓“多元文化”取代“欧洲中心”西方文化的担忧是否属实，我特意查看了以自由化著称的若干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如威廉姆斯学院、阿姆斯特学院等的学科设置。这些学院的确都不同程度地设置了非洲研究、非裔美国人或黑人研究、亚洲研究、拉美研究、犹太文化研究、女性和性别研究等等，但同时依然保留着以欧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学科如古典学、（英文）语言和文学、哲学等等，而且这些传统学科在师资和教学方面往往占有更重的份量。我儿子去年上大学，就读的学校正是这样一所文理学院。我把他修过的哲学课书籍留下自己阅读，发现其内容依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西方传统哲学。他所修的另一门艺术史课，也是以西方艺术史为主，兼涉亚洲等其他地区。

著名的常春藤大学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和其它精英大学，也是如此。由于这些大学规模比文理学院更大，设置的多元文化学科与课程也更加全面丰富。康州州立大学中的旗舰大学、全美公立大学中排名前20的康州大学也不例外，开设有一系列多元文化学科和课程。有趣的是，康州其它四所州立大学和十二所社区学院却没有这类专门学科。这一观察符合一项对美国大学多元文化学科设置研究的结论，即越是精英大学，越重视并拥有充足条件开设多元文化学科和课程。普通大学不一定有条件设置专门学科，但一般都开设相关课程。在常规人文社科学科如历史、文学、哲学教学中，也往往有着丰富的多元文化内容。可以说，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本身已经是美国大学校园的普遍共识。

多元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美国大学的人文和社科教育不再是“欧洲中心”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多元文化没有也不会取代西方文化，而是与传统的西方文化共存。大学校园人文社科教育的内容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丰富了。今天看来，不仅大学校园和整个社会日益多元化，国际间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政治交往也愈加密不可分，当年开启多元文化教育实际上是一项颇有远见的改革。一些反对者曾经预言多元文化将降低美国大学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事实却远非如此。曾经在1990年代初“政治正确”争论高潮时饱受非议的斯坦福大学、密执安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几十年来不是越办越差，而是越办越强。

在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论中，我们华裔最为关心、最为不满的或许是某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按照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法案）为某些族裔学生提供“照顾”。affirmative action是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法律，旨在帮助曾经长期受到歧视、经济和教育条件受到限制的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大学就读（以及就业）。反对者认为虽然该法令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机会平等，但实际上制造了另一种不平等。这是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争论。不过，如果我们对历史上教育和社会种族歧视的背景，以及大学为推广多元文化所做的努力有所了解，或可对affirmative action及大学招生制度和录取标准有较为客观、公允的理解。

美国近年“政治正确”争论焦点：言论自由

今年八月美国各大学开学之际，芝加哥大学负责学生事务的院长John Ellison在给新生的欢迎信中批评trigger warnings和safe spaces，激起了校园内外的人们对这两个相对陌生的词汇的广泛兴趣和讨论。trigger warnings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一个词，指在大学课堂上，对一些可能引起学生痛苦和不安的教学内容，教师在口头或书面（例如教学大纲、阅读材料前）事先所做的提醒或提示。提示内容以性侵和其它暴力事件为主，通常与政治无关，少数涉及堕胎、种族主义和同性恋等敏感话题。据美国著名高教期刊《高等教育记事周报》报道，几十年前大学里就有教师提供类似预警或提醒，不过那时不叫trigger warnings，而是一般常识。

trigger warnings并非学校的官方要求与规定，而是教师的自愿行为。正如俄克拉荷马某校一位社会学教授说的那样，在她十余年教学生涯中，一直未使用过trigger warnings，直到一次课堂上讨论性侵，引起一位曾经遭受性暴力的女生的极度痛苦。出于对学生的关心，这位教授从此在教学大纲中注明教学内容可能会引发某些学生内心的伤痛，这就是trigger warnings。正如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所言，trigger warnings是一种礼节和关心。

trigger warnings在美国大学中也并非普遍现象。很多学生从未听说过这个词汇，许多教师也从未使用过trigger warnings。在最近的争论中，著名文理学院卫斯理大学校长询问学校教员，只有一位教授表示曾经使用过trigger warnings。更重要的是，trigger warnings只是就个别学科、个别课程中个别特殊问题对学生做善意提醒，而不是删掉有关教学内容或者轻描淡写敷衍了事，更没有避免或禁止对相关问题深入讨论。很多人包括芝加哥大学Ellison院长错误地把trigger warnings等同于言论审查制度（Censorship），如上文所述，事实并非如此。

safe spaces，顾名思义，就是“安全空间”之意，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女权运动，即女权主义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女权问题的女性论坛。到了1990年代，这一概念又延伸到同性恋团体和其它边缘群体，比如同性恋酒吧就是“安全空间”。由于同性恋者可能遇到人身、语言伤害，同性恋酒吧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安全、不受干扰的聚会场所。在大学里，女性活动中心、同性恋者协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安全空间”。在这些校园组织内部，成员们相互支持，维护自身权益，有点儿我们所说的“抱团取暖”的意思。这才是safe spaces的本意。

而芝大Ellison院长在迎新信中加了一个限定词intellectual，成为intellectual safe spaces，即“思想上的安全空间”。言下之意，“安全空间”拒绝和排斥不同言论和思想，但这并非safe spaces的本意。广义上说，“安全空间”要求在校园内禁止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种种歧视，这和校方以及社会上反对歧视的态度是一致的，并非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正如布朗大学校长Christina Paxson在今秋迎新生致辞中所说，我们首先要搞清“安全空间”的真正含义，如果是指学生之间相互帮助、反对歧视的“安全空间”，布朗大学以此为骄傲。Paxson校长同时指出“自由表达是学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鼓励学生勇于面对各种挑战性、争议性思想和观点。

对于trigger warnings、safe spaces以及1990年代备受争议的speech code，批评者的另一个观点是学校给学生提供了太多“过度保护”，把大学生当孩子，并不利于学生毕业后走进社会。其实这些批评者误解了这些举措，其目的不是溺爱学生，而是培育平等、宽容、开放的价值观。正如Paxson校长所言，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推动人类知识进步，而且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公平和正义。批评者也低估了年轻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大学校园虽然有着相对单纯的环境，但并不等于学生们毕业走进社会就手足无措，即使有跌倒的时候，也会爬起来的。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么？

最近两三年里，在个别学校，的确出现了由于部分学生的抗议，学校被迫取消某些有争议人物到校演讲，或者受邀请者迫于学生压力主动推辞演讲邀请的事件。例如2014年，布兰代斯大学取消了对一位伊斯兰教批评者的演讲邀请。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前校长，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Christine Lagarde，都遭遇过迫于学生抗议的压力辞退大学毕业典礼主题演讲的邀请。赖斯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伯克利前校长是因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校警在处理学生抗议事件中使用暴力而受到学生抵制，Lagarde女士则是因为学生们对IMF政策的不满。应该指出，学生有抗议的权利，但不应该排斥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姆·鲍文就曾批评学生不够成熟，“如果学生要求毕业典礼演讲人和自己在所有问题上观点一致，那还有谁能作为典礼演讲人？”在今年五月霍华德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告诫学生不要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拒之门外，要允许不同声音畅所欲言。不过，上述请辞演讲事件并非普遍现象。

批评“政治正确”，究竟是在捍卫还是损害言论自由？

如果说“政治正确”是要求他人和某种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那我们都要对着镜子好好照一照自己。远在一百年前，在“一战”时的美国，如果你是个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你会受到社会甚至同事朋友的疏远和排斥。而上世纪20、30年代，在美国某些州的中学里教进化论可能会被投入监狱，这样的法律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被最高法院废止。更不用提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捏造罗织罪名迫害不同政见人士或所谓 “共产同情分子”。在冷战时期，曾经有过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讲课前，需要事先说几句批评中国政府的开场白以免被人指责“soft on Red China”（对红色中国软弱）。在1990年代初的“政治正确”争论中，保守派反对设立多元文化学科不也是要求意识形态一致的一种形式吗？我在美国读书时曾经有一位教授，他写过一本谢尔曼将军的传记，后来还被改编成剧本。谢尔曼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的北军将领，曾挥师长驱直入南方腹地，占领并火烧南方重镇亚特兰大（当时已是一座空城）。若干年后，我在一份杂志上无意中看到一则消息，南方某个保守组织宣称，在南方主要大学里聘用这位称赞谢尔曼将军的教授是南方的耻辱，呼吁把他踢出学校。而就在最近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南方两家主要报纸——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一贯支持共和党的《达拉斯早报》和创立于1870年的《亚利桑那共和报》——发表社论公开反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并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两家报纸因此受到众多川普支持者抵制，《亚利桑那共和报》编辑部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反对种族、性别歧视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是文明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而在1990年代初，保守派（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借用当年“新左派”内部互相讥讽的词汇“政治正确”，加上左派和自由派一部分人的某些极端言行，成功地给二十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教育改革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把“政治正确”描绘成压制言论自由的思想和政治警察。

自由是珍贵的又是脆弱的，没有自由我们什么也不是。当人们貌似捍卫言论自由、批评所谓“政治正确”时，应当首先问一声：什么是“政治正确”？让我们感到疑虑和害怕的是所谓“政治正确”，还是我们的无知和偏见，以及某些舆论的误导？人云亦云、贴标签，会使人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和复杂性，更会使人在随波逐流中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捍卫言论／思想自由不仅需要宪法保护，还需要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