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还有高府，《旧唐志》曰：“贞观二十三年，废高州都督府。”《旧唐书》卷109《冯盎传》虽云盎贞观二十年卒，但《全唐文》卷231张说《赠潘州刺史冯君（君衡）墓志铭》曰：“祖盎，持节总管、高州都督、耿国公，薨，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大都督。恩命分府为三州，授君三子，子智戣高州刺史，子智玳恩州刺史，犹子子猷潘州刺史。”而恩州、潘州置于贞观二十三年或永徽元年（650年），可见冯盎死后，高州都督府即废，原高州则分为三个州。

从钦府、高府的罢废，可以看出二者乃特为宁长真、冯盎两位隋末实权人物而设，人死则府废。杨世略、陈智略、李晙等人，由于史料缺乏，不知其亡于何时，但由宁长真、冯盎之例推测，或许循府、南康府、南德府之废，也与三人之亡有关。

正因为钦府、高府、循府、南康府、南尹府等皆因笼络岭南当地豪族所设，与一般的总管府（都督府）有别，所以，岭南真正起着内地“都府”管控一方作用的，是另外的三个府，即由隋唐朝廷实际掌握的桂府、广府、交府。由此，当时整个岭南地区，实际分为三大政治区域：广府管区、桂府管区和交府管区，基本上相当于今广东和海南、广西、越南北部三大区域，仅有极微小之出入。其中广府先后辖有南康府、循府、高府、崖府等较低层次的都府，桂府先后辖有钦府、南尹府、龚府等，而交府则辖南德府（驩府）（见图１）。为便于区分这两种不同层次的都府，笔者拟撰一新词，将广府、桂府、交府等较高层次的都府名之为“统府”，即可以统辖一般的基层的都府，后者则直接简称府。

图１--德六年岭南地区都府与统府示意图

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与其时岭南的局势密切相关。桂府、交府的第一任总管，均为隋代旧臣，一直心向朝廷。隋末大乱，其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被迫阻断，但唐初向南统一时，二者都主动投诚，之后不久，就“奉表请入朝”，而将其所管地区交给李唐朝廷直接管理。丘和因年事已高，故入朝后就留在中原，交州遂成为唐朝廷在岭南实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战略基地。唐初十分重视该府，武德五年全国所设五大总管府，交府即为其中之一。为了通过该府控御南疆，李唐一直派遣能干重臣或者宗室近臣任职该府，如李大亮、李寿、李道彦、柳楚贤、李弘节等。至于桂府，作为隋、唐两朝统一岭南的桥头堡，一直备受重视，李袭志作为第一任总管，虽然曾短暂入朝，并任江州都督，但因为他强明干练，并深悉当地情况，故不久即复任桂州都督，“前后凡任桂州二十八载”。李袭志对唐初桂府乃至整个岭南西部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后任有张士贵、张宝德、李弘节、柳楚贤等，均有能名。相对而言，广府在隋末唐初的情形颇为微妙。该府并没有像丘和、李袭志那样忠心能干的循吏，故隋末离乱，反藉助于冯盎等岭南豪族。

那么为何分成这三个统府区呢？其根源应在地理环境。广州统府区与桂州统府区之间，是斜贯南北的云开大山。这条山脉绝对海拔并不是很高，甚至不如东边的云雾山，但其从梧州附近的西江南岸开始，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四五百里，余脉一直南抵北部湾，相当程度上阻隔了两广之间的交通。而桂州统府与交州统府之间，则由于当时陆路不通，只能由海路往来。故史载宁长真等渡海南击丘和，却被丘和、高士廉等率交、爱二州民众占据地利击败。宁长真降，“交、爱之道始通”，皆因为宁长真当时掌握着离交州最近的航线。史载，“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瀼州”。直到此时，钦州与交州之间的陆路交通才再次打通，但即便如此，海路依然是海北地区往来安南的主要方式，此点可参见台湾学者廖幼华的论文。故交州统府与桂州统府，当时实质上是不大相连的。

事实上，入隋之后，岭南的政治中心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六朝政权无比倚重广州，广州刺史往往都督岭南诸州，梁、陈时候，也只有今桂北一带（大致相当于大业年间的始安郡范围）不在其统内。隋代则不然，桂州总管府总管今广西全境和越南北部，循州总管府管粤东地区，广州总管府辖区则局限于粤西和海南岛，且其名称、治所多变，广州本身的辖域亦屡变。尤其与桂府多能臣，如周法尚、令狐熙、侯莫陈颖等主政不同，广府长官多无能、贪赃之辈，论重视程度，远不及桂府，这应该是隋朝统治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隋代统一岭南，是兵分两路的，西路以武力从桂州开始征服，东路以和平绥集为主，相较而言，桂州一直是隋朝岭南政策的战略要地。再者，岭南诸州中，桂州最靠近中原，对于杨隋这个“后来的征服者”而言，心理上也觉得桂州更好掌控。加之隋文帝时，南北大运河尚未开通，从隋都长安往岭南，因为有灵渠的存在，桂州路的交通也更为方便。另外，从统治的角度而言，岭南不宜作为一个整体，分而治之更符合杨隋征服者的利益。所以，不但桂府、循府分广府之势，而且，从更广的区域而言，岭南也不属于一个政治单元。《隋书·乞伏慧传》云：“俄转荆州总管，又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潭、桂二州总管从属于荆州（今湖北荆州）大总管府，相应的，广府、循府应该就属于扬州（今江苏扬州）大总管府了。

在隋末唐初的乱离格局中，岭南也并不是一个整体，同样受到岭北政治形势的深刻影响。大业十二年（616年），高凉通守洗宝彻举兵，岭南各大土著势力纷纷响应。此时至武德初年的数年间，洗宝彻应是岭南最大的势力之一。但最初的纷扰之后，中原地区群雄逐鹿的兼并浪潮也波及到了岭南。毗邻的萧铣梁国和林士弘楚国均实行南下战略，逐渐分别控制了岭南的西部和东部地区，李袭志、李光度、宁长真、丘和、李晙等归顺萧梁，而杨世略、高法澄、洗宝彻、冯盎等则投降了林楚。这种以云开大山为界线的势力分野十分明显，可以说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隋代的格局。杨隋皇室杨纶隋末流落朱崖（今海南海口东南），后又被林士弘逼迫至儋耳（今海南儋州西北），可为佐证。不过，林士弘后来逐渐走下坡路，内部张善安分立，外部萧铣趁机掠地，南边刘洎的工作卓有成效，于是这种泾渭分明的格局被打破。正当刘洎在岭南东部取得进展之时，武德四年冬，萧梁被李唐灭国，因此杨世略、冯盎等势力尚未在梁、楚的权力更迭中作出反应，就又面临新的政治格局，其结果就是次年陆续降唐。

唐初的岭南政治地理格局，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岭北的政治大环境。《旧唐志》云：

（武德）五年，荆州置大总管，管荆、辰、朗、澧、东松、沈、基、复、巴、睦、崇、硖、平等十三州，统潭、桂、交、循、夔、高、康、钦、尹九州……七年……改大总管为大都督，督荆、辰、澧、朗、东松、岳、硖、玉八州，仍统潭、桂、交、夔、高⑦、钦、尹等七州。其沈、复、睦、崇四州，循、康二州都督并不统。贞观……二年，降为都督府，惟督前七州而已。其桂、潭等七州，不统也。

此处部分府州的记载或有出入，但由此可以看出，武德五年至七年，桂府及其所管的南尹、钦府，以及广府及其所管的循、南康、高府，即今天整个岭南三省（自治区），均属于荆州大总管府；而今越南北部，属于交州大总管府。但此格局为时不过两年，就又回到隋代的旧制。武德七年，交州与广州地位互换，于是整个岭南西部地区，包括今广西和越南北部，隶属荆州大都督府；而岭南东部地区，即今广东、海南两省，属于广州大都督府。但不久循府即改隶扬州大都督府。贞观元年，广府由大都督府降为中府，遂连同高府、循府改隶安州大都督府。二年，荆府、安府皆去“大”字，北边大“统府”遥控岭南的局面结束，岭南三足鼎立的格局于是得到凸显：广府统今广东和海南；桂府督今广西；交府管今越南北部地区。

这种层层统辖的“统府三分格局”持续了数十年时间，整个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甚至高宗前半叶（650-666年），都没有什么改变，直到高宗乾封二年（667年），才被新的平级的“五府并立格局”所取代。

二、高武时期的岭南五府格局

贞观二十三年，在唐太宗逝世的同年，岭南枭雄冯盎亦去世。唐高宗趁机将原高州都督府罢废，并将高州一分为三，这是“众建以少其力”的典型政治手段。高府之废是一个标志，说明隋末唐初主宰岭南的旧酋豪势力基本瓦解，因为前此南康、钦、循、南尹等府已废，这样，唐代在岭南施政的阻力就大大减轻了。

于是，唐高宗能对岭南的统治格局从容进行调整，原统府三分格局因此发生巨变。西部的容州、邕州升为都督府，与桂府、广府、交府并立，从而打破了原有的三分格局，塑造了新的五府格局。

关于邕州都督府，根据《旧唐志》的记载，似乎贞观六年就已经有了邕府（今广西南宁），然《元和志》《寰宇记》均言“乾封二年置都督府”。故邕州都督府始置于高宗中期的乾封二年，可无疑问。这一点艾冲、郭声波等早已指出，不必详述。唯其后该府一度被少数民族所攻陷，都督府曾移至贵州（今广西贵港）。

至于容州都督府的设置，要复杂得多。《旧唐志》“容州叙”谓容州开元中升为都督府。艾冲依据《大唐赠卫尉卿并州大都督淮阳郡王京兆韦府君墓志铭》，以中宗韦皇后之弟韦洄于如意元年（692年）“甍于容府”，从而判定容府始置于天授年间（690—692年），但是以年代较晚的墓志铭所追述的地名，并不一定就是死者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很可能只是撰铭者所处时代的名称。《吕玄福墓志铭》云：“授（吕玄福）朝散大夫、行窦州司马，俄迁容州都督府司马……以调露元年八月十八日，遘疾卒于容州之官第，春秋四十有六。”如此，则容府之置，不晚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廖幼华据《景星寺碑铭》，判定高宗时容州已置都督府，经略使最晚开元初年已存在，其说甚是。事实上，根据卢藏用所撰《景星寺碑铭》，容府之始置时间，可以进一步精确。该铭记载：

容州都督府景星寺者，高宗天皇大帝所建也。高宗……增封东岱，有景星乘象，制诸州置寺，仍景星为名……时都督乐处元，以式遏为心，未遑经始；后长史陈善宏，以熏修为念，颇加薙翦。

这段文字说明景星寺始建于高宗乾封年间，时容州已有都督，但该都督致力于稳定当地秩序，并未在景星寺的建设上花费多少心力。也就是说，至迟唐高宗乾封年间，容州都督府已置。而该府之置，或源于当地的动荡局势，即所谓“时都督乐处元，以式遏为心”，式遏即镇压、防御。因此，容府之设，不应晚于乾封二年邕府之置。

那么，高宗朝为何会作出这种调整呢？在《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一文中，笔者从背景和深层原因两个方面做了初步探讨。前者重在政区设置和军事行动，后者则重点考察了容府周边的“獠叛”和交通形势。以下再就一些未竟问题稍作补充。

图２ 唐高宗末年容府附近示意图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之“桂州容州附近图”改绘）

原来桂府之外，岭南道西部还存在着地位较低的龚府，该府不但级别上从属于桂府，而且所管七州，均在桂府直辖州的包围中。这是唐初照顾李光度势力的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却使得桂府统辖地域过大，管理不便，而龚府作用有限，地位尴尬。龚州虽处在郁江干流上，却不像浔州、藤州、梧州等有支流汇入，不具备纵深和腹地，因此，地理位置并不佳。反之，容州当“容江道”之要冲，扼守当时沟通岭南南北最重要最便捷的陆上交通要道，并可通江达海，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见图２）。邕州则临近左、右江汇合处，是邕江流域的重镇，其西、北、南，在当时均是尚待开发的“蛮荒之地”，因此，邕州是桂西大开发的前沿阵地；同时，其当西原蛮南下、东进之关口，也是镇压西原蛮的重要据点。

关于唐前期岭南地区的“獠叛”，《通典·古南越》述其风俗曰：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富豪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自尉佗、征侧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险远，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

下表是一份不完全统计表，时间从李唐取得岭南至德宗贞元年间。

相对于岭南道东部的广管地区，西部原桂管之地更为原始和野蛮，开发程度更低。尽管尚未找到更多的证据，表明高宗乾封以前当地是否比东部广管更加动荡不安，但联系之后邕府一度“为夷獠所陷”，与天宝以后西原蛮的肆虐猖狂，可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唐高宗加强岭南西部的控制，撤销位置尴尬、层次较低的龚州都督府，增设与桂府平级的邕府、容府，建构成桂、邕、容三足鼎立、互为犄角的格局，实在是未雨绸缪之举。虽然未能很好地防范西原蛮在后来的大肆扩张，但这与至德以后的国家大环境，以及守边镇将的才干、措施密切相关。从容府、邕府设立之后，基本能维持到李唐灭亡，存在两三个世纪（南汉时仍存在）之久，可知这一改革的意义之深远。

如果说容府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保障“容江通道”的安全和畅通，那么置邕府则是为了更广的拓边。容州毕竟位于岭南的腹地，而邕州则是完全的边州，处在原南尹府或桂府的最西南，其开发程度本就不高，因而该府的定位与容府是不同的。邕州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理区位，它离左江和右江的交汇处不远，正当郁江航道的起点，通过该州，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控桂西的羁縻府州。其与北边的桂府，南边的交府一起，消极而言，可以构筑一道稳固的防线，将西原诸蛮阻挡在该线以西；从积极的方面说，若有效联动，则能逐步推进，将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纳入李唐的郡县体系中来。正因为邕府处在岭南的最边缘，所以即便在唐前期，该府也并不稳定，《元和志》就记载：“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后为夷獠所陷，移府于贵州。景云二年（711年），州界平定，复于邕州置都督府。”

容、邕二府虽然同在边远区的岭南，但却代表了唐代都督府的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边疆都督府，一种是要冲都督府，即所谓边府（边州）和要府（要州）。如果说容府是“稳压器”或“镇河塔”，重在保障战略后方，那么邕府则是“助推器”或“桥头堡”，重在开拓前沿疆土。

盛唐时期岭南政治地理最显著的格局是“岭南五府”，那么在原有的广、交、桂，以及新置的容、邕这五府之外，高宗初年原有的龚州、崖州、驩州三个都督府又是如何消失的呢？龚州都督府废于容、邕二府初置之时，崖州都督府则在乾封二年之前即已罢废，唯有驩州都督府可能维持到乾封二年之后，但在永隆二年（681年）之前若干年必已罢废。

因此，唐高宗时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地位较低的崖府、龚府、驩府的罢废，和地位较高的容府、邕府的设置，从而由平级的五府格局，取代了原来层层统辖的三分格局。容府、邕府设立之后，桂、邕、容三足鼎立、互为犄角，进可攻、退可守，有效地加强了对岭南西部地区的控制。之后，虽然偶尔也有被攻陷而临时侨治于其他州，或短暂省并的情况发生，但这新的五府（广、桂、容、邕、交）共存格局，基本上维持到李唐灭亡，存在了近两个半世纪之久（667-907年），可见这一统治格局的调整是相当成功的。

三、唐中期岭南的“归一”

但是，这五府之间的平行、并立状态，在岭南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旧志》广州条谓：“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五府节度使自然不可能早在永徽年间就成立（详见后文），毕竟其中的邕、容二府乾封二年才设，但这句话自有它的价值，提示我们，互不统属的五府格局可能为时甚短。

《新唐书·方镇表》谓开耀（681-682年）后，桂州置管内经略使。这是有明确记载的岭南最早的管内经略使。《方镇表》的很多记载存在舛误，但这条记载突出列于景云年间之前，当有所据。又据《景星寺碑铭》，开元初年已存在容府经略使。

广州的岭南五府经略使之设，明确的记载，可追溯到神龙三年（707年）。《旧唐书》卷76《太宗诸子·吴王恪传附子千里传》云：“（神龙）三年，又领广州大都督、五府经略安抚大使。”但岭南五府经略使之始置，当还在此之前。

《景星寺碑铭》载光楚客的任官经历，在开元初年任容府都督兼管内经略使之前，还曾任过广州都督府长史兼经略副使、岭南五府安抚经略副使等职。而《新唐书·薛季昶传》谓薛季昶死时（神龙二年），光楚客为广州司马。此职《景星寺碑铭》未载，较之铭文，当在广府长史之前。如此两相堪合，至迟神龙初，已存在岭南五府经略使。而在“充岭南五府安抚经略副使”之前，碑铭还书其任“广州都督府长史兼经略副使”，以此观之，广府上佐既兼广府管内经略副使，又兼岭南五府安抚经略副使，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职务，前者只辖广府管内23州，后者则管岭南道全部的五个都督府或都护府，州数在70个以上。由此观之，最迟公元8世纪初，覆盖整个岭南道的岭南五府经略使，及其以下的五个管内经略使体系，已经存在。而此体系的滥觞，很可能是《新唐书·方镇表》所载桂府管内经略使的设立。因为差相同时，交州都督府改称安南都护府，二者或许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意味着唐朝岭南统治格局的又一次较大变革。

岭南五府安抚经略使的设置，意味着原来五府分立、互不统属的岭南“五分”格局，至少在军事上被根本改变，从而形成了一个军事上的岭南“共同体”或“统一体”。以“都府”与“统府”的概念来观察，则此时的广府、桂府、容府、邕府、安南府下辖若干州，均为“都府”；而统辖此五府的岭南五府经略使，则是“统府”。这也意味着，高宗中叶之后，在岭南实行了一段时间（不到40年）的扁平化五府分立格局，重新回归到层层管辖的“统府”时代。

前引李千里、光楚客的事例，均表明岭南五府经略使常设于广州，这是确凿无疑的。后来的宋璟、甑亶、李涺（光王涺）、李尚隐、李朝隐、宋鼎、裴敦复、彭皋、卢奂、张九皋、贺兰进明等均为例证。

这里需要辨析的是，在至德二载（757年）之前，是否有岭南节度使或者说五府节度使之设。《唐会要·节度使》明言：“岭南节度使。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除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已前但称五府经略，自此遂为定额。”但成书于开元末的《唐六典·尚书兵部》有“岭南节度使”之号，为天下八节度之一。又，《旧唐书·卢奂传》谓：“刘巨鳞、彭果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脏巨万而死。”《张九皋神道碑》亦谓：“除南海太守，兼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时在天宝十载前后。

以上似乎都说明，至德二载前岭南已有节度使。并且，《旧唐书·玄宗纪》载该年五月癸酉，诸王遥领重镇并不出阁，其中“光王涺为广州都督、五府节度大使”。《唐会要·亲王遥领节度使》同。两书均谓此时已有五府节度大使，似乎铁证如山，加之上述其他材料，至德二载才有岭南节度使之说就难以成立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庆唐观纪圣铭碑阴》对此的记载为：“皇子广州都督兼岭南五府经略大使光王涺。”该碑阴作于开元十七年九月三日，列书当时皇室要员及朝廷重臣之详细官职，规格颇高，不但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最可靠，可据以纠正传世史书的不少误漏。《旧纪》和《会要》所列开元十五年的诸王官称，该碑阴一一详列，因此，当时岭南存在的是“五府经略”，而非“五府节度”。

至于《唐六典》，诸使被规范化了，因为北部的均称节度使，所以岭南具有相似情形的五府经略使，也被称作节度使。而彭果（皋）的官称，《通鉴》天宝四载五月壬申条已经有了交代，其所代的是裴敦复，而裴为“岭南五府经略等使”。张九皋的情况，则属于后人的追加。因为该神道碑作于大历四年（769年）之后，当时已是岭南节度使兼五府经略使的定制。

但岭南节度使之号亦非自至德二年贺兰进明才有。《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已有“岭南节度使何履光”，七月，“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领南海等二十二郡”。或许五月何履光之为岭南节度使乃权制，至七月方为定制。要之，岭南节度使始于至德元载，而非次年。

相当长的时间内，岭南节度使因为兼五府经略使，所以对于其他四府具有节制权。直到“杜佑授岭南节度使，德宗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忘，旧日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佑独不兼，盖一时之误，其后遂不带五管经略名目”。即自此以后，名义上广府对于岭南其他四府已经没有节制权，但事实上，因为节度使比都防御使、经略使、观察使等位要高权要重，广府对于整个岭南还是有相当大的战略影响力。韩愈《送郑尚书序》曰：

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四十余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问起居。谢守地不得即贺以为礼，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大府帅或道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鞾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帅先入据馆，帅守屏，若将趋入拜庭之为者。大府与之为让，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适位执爵皆兴拜，不许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谘而后行。

岭南节度使在岭南地区独为“大府”，其他四府之于岭南节度使，“若小侯之事大国”，并且，“有大事，谘而后行”。韩愈作此《序》在长庆三年（823年），时距兴元元年（784年）已经40年，韩氏所言，不应是兴元之前的情况。即是说，虽然不再有“五府经略使”的身份，岭南节度使对其他四府还是有节制的权力。

《新唐书·南蛮传》又载：“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横州当邕江官道，岭南节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乾封后，横州恒属邕管，邕管废，则度属邻近的桂管、容管，不曾属岭南节度使所在的广管，然公元820年，岭南节度使却“常以兵五百戍守”于此，可见其时岭南节度使对整个岭南道地区，还是有相当大的军事干预能力的。

以上叙述表明，在军事方面，即从岭南五府经略使和岭南节度使的角度而言，岭南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这个统一体的中心，一直在广州。其在整个岭南中心地位的获得，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广州位于珠江流域三大水系汇合入海处，溯流而上，可达岭南绝大多数内地；泛海而下，能覆盖所有沿海地域；而且其北距五岭还有较广大的腹地，位置比过于偏北的桂州无疑更为优越。在张九龄整修大庾岭路之后，其与中原交通不便的劣势也消除了，于是其岭南道的核心地位更不可动摇。

此外，８世纪前半叶，唐朝不时设有按察使、采访使等监察或民政使职。岭南道按察使，拥有监察整个岭南道官员的重权，是岭南道采访使的前身，一般由广州都督兼五府经略使充任，如周利贞、萧睿、宋璟、甑亶、裴休先等。但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张九龄曾一度任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此前，苗延嗣或也曾以桂管长官兼任岭南道按察使，《苗弘本墓志铭》谓“桂管采访使”，以其与张嘉贞同时观之，应为岭南道按察使，以桂州都督兼之，故名桂管，至于采访使，则可能是大中年间撰志者以后世之雅称称之，也可能是按察采访处置使的省称。是则按察使时代，广州、桂州均曾做过岭南道的中心。后来开元末至天宝年间，李朝隐、刘巨麟（鳞）、卢奂、彭皋、张九皋等，皆以广府长官或南海太守的身份兼任岭南（道）采访使，则采访使时期，岭南道的中心固定为广州（南海郡）。采访使虽然名义上还是监察使职，但其实际权力早已超过监察范围，向民政领域颇多干预了。所以，在监察与民政方面，岭南地区也是个统一体。

另外，主持“南选”的岭南选补使，则负责整个岭南地区官员的选任。南选是唐代铨选制度的一种。《会要》云：“开元八年八月敕：岭南及黔中参选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检勘使了。选使及选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选所。正月三十日内，铨注使毕。其岭南选补使，仍移桂州安置。”说明岭南选补使当时应该是个固定职位，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并有驻地。且其驻地情况，可能也与按察使类似，在广、桂二州之间摆动。又，“大历十四年十二月二日敕。南选已差郎官。固宜专达。自今已后。不须更差御史监临”。则一段时间内，南选没有御史监察。但这应该只是一时之权宜，毕竟兹事体大，国家不可能不实行监控。《会要》即载贞元十二年瑏瑠、元和二年，御史监察岭南选补使的情形。据《新唐书·选举志》，最初四年一届的南选，后来的常制应该是三年一任。可是随着朝政的糜烂，这种制度也时有罢辍。《会要》即记载了长庆二年、太和三年（829年）、太和七年、开成二年（837年）至四年等数次“权停”。不过据此可知，此时“南选”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只是权且暂停而已，而时间上似乎更接近四年一届。

要之，高宗中期岭南五府共存格局形成之后，五府分立互不统属的局面并未继续很久，即在更高层面上，被岭南的“统一”所覆盖。岭南五府经略使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德宗时期才被罢废，此后军事上的岭南统一体，因为广州岭南节度使的超然地位，以及在岭南西部的军事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岭南按察使、岭南采访使断断续续地存在近半个世纪，在监察、民政方面一度形成了统一局面。而岭南选补使，则在官员的组织和人事等方面，将岭南“团结”在一起。

结语

历史的车轮从来都不是笔直向前的，往往要走弯路，甚至岔道。唐初的岭南统治，承继隋末的乱局，以羁縻为主，但广袤的天南之地不能放任不管，所以李唐朝廷以桂、广、交三州为基地，建立起层层管辖的“统府三分格局”，其统府辖区，很接近宋以后的“三分”局面。然此三分格局唐代只维持了40来年，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历史的车轮却拐了一个大弯，朝着“五管格局”曲折前行。在五管的基础之上，“盛唐”时期的岭南政治地理，于军事、人事、监察、民政等诸方面，又一度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归一化”特征。

岭南在唐前期的“统府三分”与“五府并立”格局，和中叶的“南选”，无疑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但“盛唐”时期，其在军事、监察、民政等领域的“归一”，与其他地区相比，则既有共同性，也有相异之处。如何理解这种种现象，并挖掘其背后深层的因素，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当然，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岭南道的“归一”也难以持续，后来在各方面，“归一局面”都逐渐瓦解，于是有宋以后两广的分立，更有“安南”的独立，不过那已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俟后再另文探讨。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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