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是“岭南”从以人名地到以地名地的转折时期，即“岭南”作为地名开始出现的时期，也即“岭南”的首次建构。假如笔者前面的假设可以成立，那就说明这时对那里的人的看法变了。

胡守为先生接续陈寅恪先生的思路，曾对南朝岭南社会阶级的变动做过分析，讨论此时期“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乘侯景之乱而兴起，[11]这些人无论是本地俚僚土著，还是迁居来的江左汉人豪族，虽然并非文化显族，但也与东晋南朝的腹心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担任或者自居朝廷在岭南设置的州刺史。这种人口构成的情况与秦汉时期相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黄金铸先生的研究，六朝时期朝廷在这里设置的州、郡有快速增长，从六朝初到六朝末，这些“政区城市”增长了12.71倍, 其背后则是外来人口增加、编户增多等因素。[12]又据范家伟先生的研究，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广泛传播，广州成为重要的译经中心。[13]

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一地区已不再是秦汉时期的化外之区。在《宋书》的“列传”中有索虏、 鲜卑、吐谷浑、夷、蛮、氐、胡，其中的“夷蛮”部分包括南夷、西南夷，但指的是“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14]此时对岭南地区用原有“百越”“南越”等以人名地的做法已不太合适了，需要用表示地理空间特征的概念来称呼这一已入“化内”的地区。

二、限隔抑或通道：他者与我者之别

东晋南朝时期的文献少有对为什么发明出“岭南”这个词做出解释和说明，但笔者认为这个词中最关键的是“岭”字，至于“南”南到哪里，包括哪些地方都不太重要，因为再南就是大海。秦汉以降至于南朝，对“五岭”的认识日益清楚，由时人关于“五岭”或“南岭”的概念出发，对“岭南”的建构就好理解了。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多用“南越地”这样的说法，但开始有了“五岭”的概念。[15]班固的《汉书》也说“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16]《东观汉记·吴佑传》记载陈留人吴佑的父亲吴恢曾做过南海太守，吴佑12岁的时候曾劝他父亲说“今大人踰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旧多珍怪”，不要急着写书。[17]所以到东汉的时候“五岭”的概念就为人们所知了。

根据于薇的研究，在战国时期，舜的故事已经流传到湘水上游和潇水流域，秦始皇时则派兵驻扎“九疑之塞”[18]到了西汉时期，对南岭—带地区已有较多了解。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地图已经画出南岭地区，不过可能更多体现在政府的档案中，一般文人还不一定有清晰的概念，但到东汉就有所变化了。所以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就可以说“南越之国，与楚为邻，五岭已前至于南海，负海之 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19]不过同为晋人的顾微作《广州记》，说“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说明那个时候人们对“五岭”的名称还不统一，所用的是南岭地区的地名；到南朝梁的时候，顾野王才在他的《舆地志》中说，“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诸，五曰越岭”。[20]

无论如何，郦道元的《水经注》指出了汉人对五岭的看法，主要是强调五岭的限隔作用：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会贞按：《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上书，谏伐南越，曰：越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迳岨，戴改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21]

所谓“天地以隔内外”，说明时人将其视为一道自然分界线，于是就形成了“岭南”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的前提；但所分“内外”，又不仅是自然地理单元的不同，而更有化内与化外之别。

这种观念，在南朝时期开始有了打破的迹象。特别是到了梁、陈时期，许多重要的事件都在南岭内外发生，陈霸先凭借在岭南地区发展起来的势力，最后打到建业，做了皇帝，并继续对岭南地区用兵。所以陈寅恪先生说的“侯景之乱”的重要分期意义在这里也有明显的体现。不过这种变化只是非常初步的，南陈时“岭南俚、獠世相攻伐”，[22]“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23]与腹心地区还是有较大的差别。

六朝以降，人们有了明确的“岭南”概念，与这一时期“岭南”被用于行政区划的名称有关(即唐代岭南道之设），此为常识，不赘论。但从他者的角度看“岭南”自单独成一区域之后，即便不是蛮荒之地，至少也被定义为“瘴疠之地”，这种看法尤因北方籍士大夫的强调而得到凸显。狄仁杰曾上表说：“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24]韩愈曾在途中请教一个小吏关于岭南的情形“吏曰聊戏官，侬尝使往罢，岭南大抵同，官去道苦辽。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25]宋人韩元吉也说“岭南号瘴地，西境尤阔远，民病皆饮水而无药饵”。[26]直到明代，岭南地区的面貌已大为改观，但大学士高拱还是认为，“岭南绝徼，僻在一隅，声闻既不通于四方，动静尤难达于朝著”。[27]岭南仍被视为一个相对隔绝、独立的地理单元，其论述也仍旧非常强调文化的异质性。

不过，关于“五岭”和“岭南”也有不同的看法。南宋人周去非是这样理解“五岭”的：

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岭之驿，不当备五岭之数。桂林城北二里，有一近，高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28]

他认为“五岭”的说法不一定是指山，而是指五条进入岭南的通道，甚至在五岭之外，还有其他被称为“岭”的入粵通道，正可谓“天堑变通途”。这与原来把“五岭”看作限隔内外之界线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29]岭南地区不再被视为“外”而同属于“内”，或者与“内”可以有频繁的联系，文化的异质性就被逐渐消解了。

周去非是温州人，其家乡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在观念上自与中原人不同。他后来又在广西做官，对岭南地区有很直观的了解。所以他的看法近似于“我者”。其实“岭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都是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是一个身处北方向南看的说法，自然带有许多不解、猎奇，甚至排斥的因素。

那么，作为“我者”的岭南人又是如何看“岭南”这个概念的呢？陈白沙是明代中叶广东的大儒，他曾表扬潮州地方官兴修水利，说“今守令称贤于一邦，利泽及于民，民爱而乐之，问于我。岭南十郡之内，吾知其人者周潮州也”。[30]说明明代广东人已习惯自称“岭南”了。

当然，这种不同与时代的变化也有关系。清初江南文人潘耒在给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作序时说:“粵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至明乃大盛。名公钜卿，词人才士，肩背相望。”[31]他把岭南地区人文兴起的起点定于宋，兴盛定于明，这固然有为广东人写广东书吹噓的成分在，但也是潘耒游历岭南的切身感受。

由于到明代中叶以后，岭南人也开始在全国有了话语权，于是开启了有意识地改变“他者”赋予“岭南”这个概念的贬义的工作。海南人丘浚在他所写的《唐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中说：

岭南自秦时入中国，至于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张文献公始钟光岳全气，而生于曲江之湄，时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自公生后，大庾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岭海之间，与夫宦游于斯土者，经公所生之乡，行公所辟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32]

丘浚说，因为唐代时本地（韶关）出了张九龄这样一个人物，跑到内地做官的岭南人才不至于被人看不起。所以在这里的人，无论来自外地还是本土，实在不应该不尊敬他。当然丘浚这么说，表明当时人们已经不大记得有这么个人，所以从唐至明，还未能转变传统的观念。同时这种推崇乡贤的做法，总是自己有底气的人才能做；丘浚当然是有底气的人，他曾对柳宗元说“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而不钟于人”表示不满，[33]他才是使外面的人对岭南的负面认识开始改观的重要人物之一。

三、屈大均与帝国的岭南

与丘浚一样对柳宗元的话不服气的广东人在明代中叶以后大有人在。比如黄佐就认为唐代岭南像柳宗元夸奖的廖有方这样不为人所知的好诗人“世之所罕”。[34]但真正花大气力重新建构“岭南”概念的，是明末清初的广东人屈大均。他在《广东新语》中考证了“五岭”的来历，提到了前人的各种说法，总的结论是：“大抵五岭不一，五岭之外，其高而横绝南北者皆五岭。不可得而名也。”[35]意思是说，为什么关于五岭有不同的说法，是因为南岭山脉一线高山很多，很难说哪个就算五岭，或者都可以叫做五岭。

他还提到古人的说法，即五岭以“人迹所绝，车马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但他又指出“今梅岭之旁，连峰迭嶂间，小陉纷纭，束马悬车，纵横可度，虽使千夫扞关，万人乘塞，而潜袭之师已至雄州城下。又况郴之腊岭，与连之星子、朱冈，皆可以联镖径入乎”！[36]这个说法呼应了前引周去非的观点，认为南岭之间是有很多通道的。

不过，他最重要的观点是他对当时出版的《岭南文献》一书的批评：

先是，吾粵有《岭南文献》一书，吾尝病其文不足，献亦因之，盖因文而求其献耳，非因献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选之体乎？以言乎文献，则非矣。且岭南之称亦未当。考唐分天下为十道，其曰岭南道者，合广东西、漳浦，及安南国境而言也；宋则分广东曰广南东路，广西曰广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岭南，则未知其为东乎？为西乎？且昭代亦分广东为岭南东西三道矣，专言岭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则为海北道，琼州为海南道矣，专言海而不及岭焉。今而徒曰岭南，则一分巡使者所辖已耳，且广东之地，天下尝以岭海兼称之，今言岭则遗海矣，言海则遗岭矣。或舍岭与海而不言，将称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扬粵乎？汉之南越乎？吴晋之交广乎？是皆非今曰四封之所至，与本朝命名之实，其亦何以为征？凡为书必明乎书法，生乎唐则书岭南，生乎宋则书广南东路，生乎昭代则必书曰广东，此著述之体也。[37]

他认为这个书名叫“岭南”很不合适，因为岭南是唐代的叫法，到宋代分为东西，那这里的“岭南”是指广东还是广西啊？而且广东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有岭有海的，只提岭就遗漏了海，只提海又遗漏了岭，都不全面，所以，既然明代叫广东，我们就应该用“广东”这个词啊！

屈大均的这番话听起来有点矫情，他不主张用“岭南”这个概念，所以他撰写的书叫《广东新语》，编的书叫《广东文选》。在《广东新语》中还是到处出现“岭南”这个词，不过，除少数指称宋代以前事者外，大多是在描述自然现象的时候使用。这样看来，屈大均倾向于用“岭南”来指代自然区，而以广东来指代行政区。他是局内人，是“我者”，局外人或他者比较强调“岭”，但他却指出“海”与岭对广东同样重要，如果不是局内人是不可能有这么深的体会的。最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应该用“广东”这个概念而不是用“岭南”，因为这是明朝国家的正式名称，这表明他更强调与国家的认同，强调这里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体性，讲述的是一国之内的区域差异，而不是像“岭南”那样，更凸显这一地区的独特性。

屈大均是南海人，他的这种看法固然与他在清初长期游历于大江南北，对事物的看法并不囿于家乡一地有关，也与他作为明朝遗民，长期保持忠明反清的立场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明中叶以降的广东士大夫已经深深地介入明朝的政局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更不用说广东的经济发展已经构成全国乃至东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国行政区划之一的广东，已然不应再被视为“瘴疠之地”。

而且这种看法并非为屈大均所独有。明嘉靖时广东巡按、福建莆田人姚虞编纂了《岭海舆图》一书，他在《岭海总图序》中称“广东虽古百粵地，……北负雄、韶，以临吴、楚，东肩潮、惠，以制瓯、闽。高、廉门户，西排交、桂之梯航，岭、海藩篱，外扼黎、夷之喉舌”。[38]在这里，姚氏就用“岭海”这样的概念来指称广东。

屈大均对“岭南”与“广东”的取舍与他关于何为“粵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同样在《广东新语》中论证“粵人”“大抵皆中国种”，是中原移民的后代，而且与傜、僮等原住民明确区分开来，希望“粵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来历。[39]使用“广东”概念和强调“粵人”来自中原，都表明了屈大均对中原王朝和中原文化的认同，强调二者的一体化，而不像使用“岭南”和“百越”这类概念，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区隔和文化异质性。

至此，一个偏僻、蛮荒的旧“岭南”被解构了，一个作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关注“华夷之别”的新“岭南”被建构起来。

四、清代广东对岭南的“垄断”

岭南之分为广东、广西肇端于宋代设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从此“岭南”便可能被“两广”所取代。屈大均主张以“广东”的概念替代“岭南”，一方面强调的是明帝国的视角，另一方面则希望与广西脱离关系。其实，把广东和广西拆分开来，元朝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因为此时广东属于江西行省，而广西属于湖广行省，这就为明代分立广东和广西两布政司（省）奠定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明代按察司系统下设四十一道，其中广东有三道，称为岭南道、海南道和海北道，广西也有三道，称为桂林苍梧道、左江道和右江道。这时候，不仅唐代的“大地名”岭南道变成了广东下面的“小地名”，而且“岭南”成为广东的专属，而与广西无干。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个岭南道的衙门就设在广州。

虽然行政区划名称和范围的变化并不能立刻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对于南岭以北或中原地区的人，总还是将两广地区泛泛视为“岭南”，但在明清之际，把岭南直接与广东挂钩变得日益普遍。笔者以为，这是广东的经济文化地位提高、与广西的差距拉大，以及广东人地域认同观念加强等因素的结果。[40]在清初，特别是在“三藩之乱”平息后，广西稻米沿西江大量进入广东的过程也是广东移民大量进入广西拓垦定居的过程，这使得明代开始的广东士大夫传统、商人与商业精神、神明崇拜等向广西传播的过程进一步加速，最终造成了广东对广西的“文化霸权”。但正如前述，在广东的知识精英那里，以“岭南”专指广东的观念至少在明代中叶就开始萌发了。

到清代中叶，广东的各界精英为进一步甩掉文化落后的帽子而做出努力，嘉庆时兴起的学海堂就是一个象征。“岭南自昔多诗人而少文人，阮文达公开学海堂，雅材好博之士蔚然并起，而南海谭君莹最善骈体文，才名大震”。[41]关于学海堂的历史，程美宝的“追溯岭学”论之甚详,[42]此处不赘。但究竟何为“岭学”？笔者意即岭南人之学，也就是广东人之学，既包括广东学者对经史的看法，也包括他们对广东文化的弘扬。学海堂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陈澧曾回忆说：“澧从学时，先生掌教羊城书院，刘朴石编修彬华掌教越华书院，时广州省城翰林惟两先生，士民尊敬之。刘编修选粵东近人诗为《岭南群雅集》，行于世。”[43]谢兰生、刘彬华都是嘉庆年间广东的文化名人，特别是后者将广东诗人的诗作合集，冠以“岭南”之名，显然就是把“岭南”与“广东”直接划了等号。

此外，广东人对文化的弘扬也离不开当地的商业环境：

近刻《粵雅堂丛书》百八十种，校雠精审，中多秘本，几与琴川之毛、邬镇之鲍，有如骖靳。每书卷尾必有题跋，皆南海谭玉生舍人莹手笔，间亦嫁名伍氏崇曜。盖伍为高赀富人，购书付雕，咸藉其力，故让以己作云。顷阅《南海县志》，知伍氏所刻书尚有《岭南遗书》六十二手种、《粵东十三家诗》、《楚庭耆旧集》七十二卷，复影刊元本王象之《舆地纪胜》，皆舍人为之排订。编挡截贝，阐滞扬幽，贤主嘉宾，可谓相得益彰矣。[44]

伍崇曜是十三行总商，他出资支持刊刻《粵雅堂丛书》，后被张之洞高度赞扬。他所资助刊刻的《粵雅堂丛书》《岭南遗书》及《粵东十三家诗》，无论用粵、粵东还是岭南冠名，都指的是同一个地方。

至此，从明代中叶开始，经由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到清中后期的学海堂，再到清末民初“岭学”之说的出现，广东的知识精英完成了对“岭南”这一概念的垄断。

在这一时期，将“岭南”视同于广东也不再是广东人的孤芳自赏，外来的他者也非常自然地以“岭南”与“广东”甚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对应。乾隆时期的官员查礼是北京人，精于诗词书画，他在广州期间曾留下不少诗篇，如《广州元日寄履方仲兄》：“元日风和景物妍，羊城旅馆绕晴烟。岭南气候殊中土，蓟北春光隔远天。”又如《雨行兴安山中怀杭大宗编修》：“闻说重阳后，君将返故 岑。大宗自广州寄书云：重阳后当归杭州。蟹人船可趁，椰子酒须斟。寂寞珠江水，凄凉榕树林。岭南刊有集，归去忆题襟。”[45]诸如此类，说明岭南岭北之人对此已没有什么分歧。

五、结语：“岭南”建构的历史意义

由前述可知“岭南”这个词用来专指广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汉代，人们还多用“南越”“百越”来称呼两广地区，至南朝时期“岭南”的说法才日益普遍。这个变化是中原与岭南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对岭南地区的了解日益增多的结果，同时这一变化以唐设岭南道、岭南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而得到确定。从此以后，“百越”这类“以人名地”的称呼便成为一种历史的过往，即后人所谓“岭南，古百粵地”[46]

不过，这种称谓的变化只是反映了他者、特别是中原人看法的改变，由于传世文献的局限，汉魏六朝时期土著如何称呼和看待本地的记录实在难以发现，所以我们也只是讨论了“一面之辞”，也即在此背后的帝国扩张的版本。无论如何，“岭南”或者“岭外”的说法也还是自居北而南视、或自居内而外视的结果。虽然它逐渐替代了“百越”或者“南越”，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它对于中原人来说边徼蛮荒之地的印象，故常被人视为畏途。《新唐书》提到一个叫陈少游的官员被派到广西去做官，便曾哭诉“岭南瘴疠，恐不得生还见颜色”[47]犯罪的官员被发配到岭南，在唐宋时期史不绝书。

但也正是从唐宋时期开始“岭南”一词虽仍旧，但内涵开始与前不同。这种不同通过双向的表达显现出来，一是内地到过岭南的人的表达，虽然仍是他者，但已非道听途说；二是岭南本地人的表达，尽管这些我者之所以有了自我表达的可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主流文化传统，但毕竟与他者有所不同。比如前述周去非只能算是个“准我者”，但讲到五岭时，就不是只强调区隔的意义。像韩愈这 样在岭南做过官的人，就知道“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48]岭南便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窗口和珍稀资源的来源地。

一个资源丰饶、可供往来的地方，还称不上是人文荟萃之地。南宋淳祐时所修《南海志》是这样描述本地情况的：

惟广素号富饶，年来寝不逮乎昔，而文风彪然日以张。虽蕉阜桄林之墟，蛎田蟹窟之屿，皆橐渠斋庐，币良师以玉其子弟。弦歌争相，挟艺得读上都者数甚啬，每连联登名，与中州等。惜人士重于簦笈远游，所以登其□衹乡举一途，故仕进者鲜。[49]

说这个地方比较重视教育，所以虽然出去读书的人很少，但考中的比例却与中原地方差不多。可惜多数人不愿意出去读书考试，单靠本地乡举，做官的人自然很少。

到了明代丘浚、陈白沙、霍韬的时代，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要大声疾呼，改变人们对岭南人文落后的印象。包括屈大均强调使用“广东”这个概念来取代“岭南”，就是因为“岭南”或多或少带有某种人文落后的贬义。在他们看来，广东文化已是中国文化版图中的一块自然的拼图，是可以与“江南”“中州”等等并列的，已经成为“海滨邹鲁”。

到了清代，特别是晚清，广东知识精英的自卑心态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对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的自信。“岭南”这个词被再度寻回，甚至成为广东的专属名词。这标志着这个词不再象征着偏远和瘴疠，而成为令本地人自豪的、经常被用来修饰特色文化和地方历史传统的区域文化地理概念。

按：作者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原文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本期责任编辑：史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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