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焕良 档案春秋

在中西文化交流汇通的历史上，有一位不得不说的上海籍“全能科学家”——生活在400多年前的他，不仅精通数学、农业、军事，也对天文历法有着深厚造诣，率先将圆形地球概念引入中国，在译著中为我们生活的星球定名“地球”，并采用24小时制，将国人的“十二时辰”改成了“廿四小时”。

他，便是明代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当时，中国使用“大统历”来推算农历，但已不太精确，徐光启便建议使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来改进中国传统历法，并着手编纂《崇祯历书》。但怎样引起崇祯皇帝对西洋历法的兴趣呢？他思索再三，决定将一幅采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绘制的星图装饰在一架屏风上献给崇祯——这就是著名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代表了当时天文学的最高水平。

这幅东方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星图”，如今就陈列于上海市档案馆展出的“大道同行 海纳百川——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到‘一带一路’的上海实践”档案文物展中。让我们跟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人员的解读，一起“仰望”浩瀚星空，了解这幅具有划时代意义杰出星图背后的故事......

“大道同行 海纳百川——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到‘一带一路’的上海实践”档案文物展上，《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观众驻足观赏，感受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摄影：陈梦泽）

迢迢群星，皎皎河汉。走出洪荒的先民，所萌生的最初好奇，也许就是这抬头可见的日月星辰。

星图作为观星测天的记录，最久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明清之际，在传统星图测绘基础上，引入欧洲世界天文学成果，成就了会同中外、兼收并蓄的全新局面。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即是成图于明崇祯年间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当时世界上最为全面精准的皇家星图。

1634年《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千百年来，它都是深藏皇宫的灵台秘籍

东方文化中，天文、历法、星占被认为与人间世事紧密相连，这种知识与观念的交缠，再经由一整套政治化的阐释，成为先商以来传统中国用以建构国家、政治、文化乃至信仰的重要思想资源。

商代四方风名甲骨刻辞拓片.

为更加精准地“观象授时”，古代中国发明、改进各类天文仪器，不断精研数学工具。对于数目繁多的群星，为了方便观测及记录，不同文明将众星划分成群、联合成象，分作不同星座或星官。

区别于地中海世界取法诸神与奇珍异兽的星座系统，我国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星宿秩序——“三垣二十八星宿”并推动“星图”测绘不断丰富、成熟。

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绘有龙虎图案及“斗”字。斗字周围，则书写有二十八星宿名称，这也是迄今所发现的完整二十八星宿的最早记录。

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星宿图》摹本

至汉代，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独创《天官书》一篇，记录有星官91个，包括恒星500多颗。到东汉末年，我国已经出现比较科学规范的写实性星图。据蔡邕《月令章句》记载，当时天文史官已经使用一种名为“官图”的星图，其中“天璇，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东。其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伏，官图内赤小规是也，谓乎恒星图也”。

漫长的古史岁月，儒家学说地位不断强化，以其“天人感应”等理论，愈加牢固地将天文、观星以及历法推算等知识、技术与王朝统治、世间法统绑定共生，融为一体。

天文观测、星图编绘、历算推演等学问，在其不断积累科学性的同时，神秘色彩却始终笼罩未去。“绝地天通”的通灵之术，是历代王权所垄断的禁地。连带所积累的图典书籍，一概不许民间私自修习研读。星图尤其紧要。作为灵台秘籍，有限而珍贵的星图，常常深藏秘府。

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

从公元前104年到17世纪，无论传说中的《夏小正》或汉《太初历》、唐《大衍历》，包括元代郭守敬编制《授时历》等在内，古代中国对历法进行过近百次修订，官方颁布的历法超过48种。

徐光启主持的最强星象学团队

明王朝建立后，依“授时历”稍作调整，更名为“大统历”继续使用。历经两百余年，到万历朝时误差已经积累过多，且缺乏有效的推算校正，以致于多次出现日食、月食预报不准的情况。同时自元代传入的回回历，也具有相似的问题，据此进行的交食推算也难堪众望。及时修历便成为共识。

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积极推进探索与贸易。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揭开了中西历法交流的崭新篇章。

1605年，利玛窦致信罗马，请求“派遣一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中国人）对行星的轨道、位置以及日、月食的推算却很重视，因为这为编纂历书非常重要。”

1612年，礼部奏请遴调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等入京翻译西法历算著作。这一时期精通天文历算及数学等近代科学的西方传教士进入北京，正符合历法的现实需要，成为“改历”的重要转折点。

李根《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

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钦天监据“大统历”“回回历”所推算的日食时刻、食分均不合观测实际。同年五月十三日，崇祯帝允准徐光启修历。徐光启受命组建历局，延揽中外精通天文历算学士，着手系统编译欧洲数学、天文学著作，制作新型观测工具。

17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东西方科技交流活动就此开启。

徐光启这位自上海走出的晚明宣扬西学之人，被誉为中西会通第一人。崇祯二年至六年，居官自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后任文渊阁大学士，主持并亲自参与译书修书事宜，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此外，徐还遴选钦天监熟悉历法之人及历科天文生进入历局，缮写译著、学习测星定时等西洋新法。

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 来源：上海徐汇

改历修书的实际工作主要由来华传教士承担，他们之中，德国籍邓玉函贡献最大。他是伽利略好友，同期加入“山猫科学院”。他长于医学、天文学、博物学并精通多种语言，入华后也积极学习汉语，将天文望远镜传入中国。崇祯三年邓玉函病逝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随即被召至北京，协助徐光启继续改历工作。

崇祯六年（1633），主张“会通以求超胜”的徐光启病逝。

据《治历缘起》载，自崇祯二年至七年（1635）十二月，历局先后五次向朝廷进呈历书共137卷（含恒星总图8幅、恒星屏障1架），以及象限大仪、日晷、星晷、地平仪、窥筒（望远镜）等天文观测器具十数种该历次所进呈的译著撰述及星表星图等，后被统称以《崇祯历书》，是当时中文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

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对崇祯历评语称：“其中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罗巴历学之蕴。”可惜据此推算编订的新历未被采纳施行。

直至清入关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献清朝。清廷将依新法制定的历书作为官定历书颁行天下，定名《时宪历》，成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夏历原型。

《大清顺治二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 （来源见水印）

和古人一起仰望“星辰大海”

崇祯六年（1633）九月二十九日，徐光启奏称包括《恒星总图》8幅在内新成历书30卷已完成绘制。次年七月十九日，李天经题报“《恒星总图》8幅，系该局依经纬表，点定刊刻成图者。臣复督在局陪臣（即汤若望）等易之以绢制，为屏障八面。”这幅屏障为绢本屏风，乃汤若望本人出资，制作完成后交由李天经呈进，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星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汤若望人物铜版画

岁月沧桑，这架制作精美的屏风早已不复存在，目前所见《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均为刻本。除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内府旧藏本（简称一档本）外，另有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图书馆、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诸家藏本。这其中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所藏明印设色本，或许是最接近汤若望所制作进呈屏风本原貌的版本，而一档本则是装潢最为堂皇富丽的版本。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明印设色欧洲藏本

目前所见，一档本星图为屏挂式木印填色纸本，全图分作八条幅纵向拼组，天球着蓝色、星座点染为金色。每幅面横56.2厘米、纵172厘米，现存原裱横56.2厘米、纵202厘米，拼合后全图横449.6厘米、纵202厘米。

星图主体为北、南赤道星图，各占3图幅。首题为徐光启署名《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总述了制图缘由、成图规则及增补新测定恒星事由，重在阐述星图的重要性。图尾则为汤若望所署《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本部分则专于介绍观测制图及调和东西天文学传统以期折衷画一的技术路径。

两幅主星图由外而内共刻画5道不同标示的圆圈，分别为：

1.标注二十四节气及十二宫，值得注意的是此十二宫宫名以中国传统十二次及十二时辰命名，如玄枵子宫、降娄戌宫等，二十四节气与之对应标注，如降娄戌宫为春分点。

2. 以春分点为起点，分圆周为36格，顺时针自一十至三百六止。

3. 以深浅间隔的色块对应圈2的36格刻度，每格内标记5组，以示10度。此等分圆周作360度的标记方式，在图末的《图说》中称赤道经度，名为“平度”，为西方度量规范。

4. 自春分点起，分天赤道圆周为360格，每格计100分，施以藕色。这是中国传统度量方式，标示太阳周年视运动365.25度。《图说》中所指“一岁太阳行天一周之数”，即“日度”。

5. 也即最内侧圆周，对应圈4度数标注传统二十八宿名称及相应距度，即每宿的覆盖范围。如翼距轸二十七度七十六分，此度与分即依圈4中国传统度量方式。

星图内部分航海十二星座标注，包括飞鱼、水蛇、孔雀等

除最基础的天赤道分度及标注体系调和画一东西方两大传统外，本星图改以春分为起算点明显依从欧洲星表，但在星座标识上则又沿用传统星官命名和划分体系，只是对于旧图不载或中国境内观测不到的南天诸星，以原名翻译，标入图幅之中。如《赤道南图》内近南天极的火鸟、水委、蜜蜂、飞鱼等，为大航海时代以后航海家们船行南部大洋所发现的新星座，又称“航海十二星座”，均参照中国风物及习惯译写标注。如此，将中国传统星图的三垣二十八宿总计1461颗恒星增为1812颗，并引入星等概念，将此1812颗恒星区分为六等，依照图例以大小不等圆点标识。

北、南赤道星图及前后图叙、图说外，该星图还绘出中国传统古星图《古赤道星图》及采用欧洲黄道坐标绘制的《黄道星图》以及4幅西式天文仪器图（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5组10幅五大行星在黄道经度、纬度上的运动轨迹等16幅辅图及相应图说注记。

一档本星图内的科学仪器及图说

徐光启在全图“总叙”中写到：“道有理数所不能秘者，匪言弗宣；有语言所不能详者，匪图弗显。”正是有《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这种历尽劫难而幸存的图，我们才能更加真切直观地感受这场发生在明王朝最动荡飘摇时期的这场科学革命运动的伟大，体会那些浮海万里来到中国，引入欧洲最新科学成果，推动东西方科学、文明交流交融的先贤们的伟大。

2014年，《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虽然从现代科学的层面，这组古老的星图早已失色。但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视野中，将永远熠熠生辉。

位于上海陆地之巅的佘山天文台，延续上海的天文传奇

校对：王礼荣

编辑：乘号

版式：龚紫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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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位400多年前的上海籍“全能科学家”，为何给世人留下一幅“星星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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