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车间是实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的一种脱贫实践与创新，其作为产业链延伸的平台，承接了大量生产加工环节，为完善产业组织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非遗”为基础的扶贫车间，成为文化底蕴深厚地区脱贫致富的新路径，扶贫车间植根于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与党和国家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搬迁、东西协作以及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等战略紧密相连。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制度、政策和产业布局上保障扶贫车间可持续发展动力，将是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一、现实背景

扶贫车间以发展地方产业、创造就近就地就业为主要目标，以产业转移、易地搬迁、乡村工业、传统文化技艺等为政策契机和发展基础，利用当地既有的资源、文化和劳动力条件组织生产，是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探索与重要实践。

适应农村现有人口结构，鼓励就近就地就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结构。2019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达2.9亿，而那些无法外出获取工资性收入的留守人口，则需从当地寻找就业或创业机会。通过发展产业，让留守人员就地就近就业，成为政府贫困治理的思路之一。

[人社部：全国农民工总量近三亿人.2020.人民日报.http://www.rmzxb.com.cn/c/2020-06-05/2588889.shtml.2020年6月5日]

借力东西协作平台，承接转移产业。伴随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正在加快产业的转型向外转移。各地也基于自身情况积极承接转移产业。东西对口协作帮扶是我国减贫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扶贫车间就是开展东西产业合作、进行劳务协作的重要手段。

发掘特色资源，延续乡村工业传统。在脱贫攻坚背景下，扶贫车间的产生和发展，与地方性的资源和文化特色以及不同的乡村工业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拥有刺绣传统的内蒙古科右中旗、作为“中国羽绒之乡”的河南台前县、以及素有“中国发都”之称的山东郡城县等地均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特色文化与手工业传统发展扶贫车间。

助力易地扶贫搬迁，凝聚社区力量。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6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就如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进行了系统安排。扶贫车间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岗位，有助于迁建后期群众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社区治理;搬迁社区也为扶贫车间的运转提供了劳动力，推动了车间的建设和发展。

二、顶层设计

扶贫车间连接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在实践中通过发展乡村工业以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以及发展创业增收脱贫。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6月在宁夏考察时重点强调了扶贫车间的重要作用，强调兴办扶贫车间目的是扶贫，要坚持扶贫性质，向困难群众倾斜，多招收困难群众就业。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虽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但省去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还能照顾家庭，一举多得。企业参与兴办扶贫车间，体现了先富带后富，很有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地脱贫的思想以及对扶贫车间的定位，国家各部委对就业扶贫以及扶贫车间的积极引导，为全国扶贫车间的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道路选择和战略部署。在中央顶层设计和发展思路的指导下，全国各地不断探索创新，使扶贫车间成为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通过就业实现脱贫的重要抓手。

图解：2020年6月8日下午，习近平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扶贫车间，同正在加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交流

三、地方实践

20世纪90年代，山西忻州地区妇联就开始了“总厂在城镇，分厂在乡村，车间在家庭”的扶贫开发实践尝试。在精准扶贫阶段，首先对扶贫车间进行探索的是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董口镇，其模式是“车间驻村、居家就业、群众脱贫、集体增收”。调研发现，陕西平利县返乡人士创办的“家庭手工业工厂”早在2014年被当地领导干部发现并被逐渐发展成为扶贫车间的另一种形式——“社区工厂”。随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扶贫车间”的创新形式和做法，如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古族刺绣扶贫车间、河南省濮阳市的“农村就业加工点”、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等。近年来，扶贫车间在全国各地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为打赢全国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地方力量。

图解：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董口镇“小窝棚”

(一)多样的产业类型

各地扶贫车间的生产活动类型非常多元，涵盖了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多个行业类别。从产业的发展缘起来看，可分为本地传统产业和外来转移产业。在地方发展战略考虑和政策推动下，部分地区的扶贫车间初步呈现了一定的产业聚集效应，如陕西安康的毛绒玩具产业和山东鄄城的人发产业等。

(二)多元的经营主体

各地扶贫车间的经营主体非常多样，主要包括4个类型：1.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发挥辐射延伸作用;2.外来企业创办;3.返乡人员创业领办;4.基层党建引领创办扶贫车间。

(三)多种组织经营方式

1、居家型：居家型是扶贫车间最原始的形态，产业大多集中于独立性强、工艺简单、可计件计酬的产品加工、手工编织或刺绣等类型。例如：蒙古族的刺绣产业和山东鄄城以及河南范县等地的藤编家具类扶贫车间都属于居家型的扶贫车间。

图解：科右中旗巴彦忙哈苏木葛根敖日都嘎查贫困户在刺绣

2、车间型：车间型是扶贫车间最基本的形态，在建设方式上，或采取企业自建，政府奖补、或采取政府集中建设、或采取村集体经济建设的方式，结合产业类型，合理选点，布局村庄，很多地方形成了村村有车间的格局。

图解：陕西省安康市的标准化扶贫车间

3、基地辐射型：基地辐射型强调生产基地的辐射作用，由点及面，以同样位于乡镇或村庄的总厂为生产基地，在适合的行政村或自然村设立分厂或分点，由总厂统一分配订单进行生产。生产基地辐射的形式利用了产业的结构特征及适度规模效应就近布局，较好地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

4、园区型：园区型通常是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整合资金，规划产业园区，出台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企业入驻。园区型扶贫车间更容易发展为大型企业，在接收大型订单、招聘技术工人、规范组织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5、网络型：网络型的扶贫车间利用龙头企业的规模效应，以及对整个产业链条的整合作用，依次布局各个生产过程，实现了分层、分环节生产。

四、扶贫车间的影响和成效

扶贫车间通过对贫困人口结构性特征的精准把握，真正做到了就业扶贫精准到村、到户、到人、到岗。在脱贫攻坚时期，扶贫车间解决了贫困群众就近就业问题，增加了贫困群众的收入，起到了明显的带贫效果。同时，扶贫车间还间接带来了众多社会经济效应，如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村级治理能力、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等。

(一)带贫益贫效应

据统计，截至2020年，全国累计建设扶贫车间32688个，吸纳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43.7万人。培育贫困致富带头人四十一万余人，带动406万贫困人口增收。为扶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扶贫车间给村民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其次，扶贫车间也拓展了留守人口的生计方式。与此同时，大多在扶贫车间就业的贫困人口都学到了技术。

最后，在参与扶贫车间的过程中，贫困人口的社会地位也得以改善。

(二)突出的产业发展效应

扶贫车间带来了突出的产业发展效应。第一，中西部地区以扶贫车间为载体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产业布局。第二，有效助推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三，作为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扶贫车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的社会效应

除明显的经济效应外，扶贫车间还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第一，通过在扶贫车间就业，农村留守妇女、低龄老人、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扩大了社交范围，这有利于营造和谐家风。第二，扶贫车间通过密切多方主体的联系，增强了村党支部的凝聚力。第三，就业岗位的提供使得群众有事可做，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四，在扶贫车间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实现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扶贫车间的发展相耦合。

五、扶贫车间的经验与创新

“扶贫车间”作为一种新兴的就业扶贫和产业扶贫模式，近几年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走出了一条群众增收、产业发展、多方共赢的脱贫新路径。此间，不少地方性的典型经验和创新争相迸发。

(一)扶贫车间的地方设计和安排

扶贫车间的各类安排上，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二是契合当地的人口结构特点。

在空间布局上，地方政府会根据劳动力分布的密集程度和企业的需求，兴建标准化厂房或者加工车间，形成“下楼上班、上楼居住”的底商型扶贫车间、“总部在园区、车间在村庄”的网络状扶贫车间、“基地出订单、生产在村庄”的基地型扶贫车间等。

图解：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锦屏社区利用搬迁居民楼一层门店建设扶贫车间

在工作时间和社会服务安排上，扶贫车间充分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特征，实行弹性工作制。山东菏泽市的扶贫车间甚至会根据农忙时间统一放假。此外，扶贫车间也会根据预估可用劳动力数量进行订单调整，并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如陕西安康市恒安玩具厂针对“宝妈”特别设置相当比例的临时工，使其可利用碎片时间工作;河南台前县在扶贫就业基地设置“微型幼儿园”、“老人休闲区”，务工群众可以带着孩子和老人上班;陕西平利县老县镇也在社区工厂旁相应设置了儿童空间，并配备专职看护人员，负责维护安全、辅导作业等。

图解：社区工厂儿童空间

在办厂规模上，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扶贫车间主要呈现出规模小、成本低、技术含量低的共性特征，可灵活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也存有应对危机的韧性空间。

(二)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引领

在扶贫车间的成长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角色定位也在不断转变。

1、统筹规划，政策引领。

从宏观层面来看，扶贫车间的建设与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易地扶贫搬迁、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战略协同推进。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各地方也依据当地情况，专门针对扶贫车间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

图解 各地根据扶贫车间建设实际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2、科学研判，规范管理

各地对扶贫车间的准入标准主要集中在产业自身发展、就业增收效果两方面，如河南范县坚持就业导向，以引进服装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实行严格准入机制，要求入选项目就业门槛低，能够下放主要生产工序到村里，能够保障贫困群众有稳定的收入。陕西安康新社区工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积极引进无污染、低噪音、低技能、低能耗、易运输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山东鄄城县依托本地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态绿色环保、就业门槛低、市场前景好、发展可持续、带动增收效果好等为标准，引入企业入驻扶贫车间。

3、联动各方，组织保障

在扶贫车间逐渐步入正轨后，政府角色也倾向于从管理转变为服务。为精准解决企业在技术、人才、融资等方面遇到的问题，2019年3月8日山东鄄城探索首创“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获得了企业的广泛认可。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自2014年起就开始试点探索在移民搬迁社区开办社区工厂，专职专责推动社区工厂建设发展，一对一为社区工厂帮办等级注册、工人招聘、企业贷款、市场开拓等事项。

图解 山东省鄄城县探索“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机制

(三)经营主体的创新和突破

扶贫车间经营主体不拘泥于原有经验的束缚，反而利用乡村社会的特点，勇于突破现状，积极开拓发展新的市场和销售网络，带动贫困群体劳动致富。如交通运输方面：平利县三秦电子加工厂老板陈正翠根据对当地交通情况的分析，舍弃物流渠道，选择发货成本较低的大巴运输。同时，经营主体通过从事多种类型的生产，或直接转产，来保障扶贫车间的运营和生产。如河南省台前县振宇羽毛羽绒有限公司的产品受季节限制较大，逐渐由羽毛产业扩展成夏季做蚊帐，冬季做羽绒被的生产模式。为改变销售渠道单一的状况，扶贫车间开拓多样销售渠道。如菏泽玉丰仿真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存玉探索发展了电商销售，通过培训员工专门负责线上销售拓宽了车间产品的销售渠道。

六、困境与挑战

扶贫车间的蓬勃发展，在脱贫攻坚带来显著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前期建设标准不一

早期的扶贫车间厂房建设不达标准、生产区与生活区重叠。在目前用地指标和综合成本制约下，这些早期扶贫车间的转型和更迭面临困难。

(二)同质化现象严重

扶贫车间的产品同质化严重，竞争力不足。为适应乡村社会弱劳动力、半劳动力的人口结构特点，扶贫车间所经营的产品一般比较低端，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且产品间差异小，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

(三)公益性和逐利性矛盾凸显

随着扶贫车间的发展壮大，其公益性和逐利性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政府虽然出台了专门的政策解决企业发展初期员工数量程度低、劳动产出少、企业无效益等问题，但实际上仍存在员工培训效果不好、企业亏损等现象。

(四)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

目前多数扶贫车间利润较为微薄，而且存在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问题。同时，国际形势变化和大型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车间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图解 各地就扶贫车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出台相关管理文件

七、建议与展望

展望未来，扶贫车间既面临着如何应对当下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找准自身定位、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积极探索新的产业与就业发展思路的问题。

(一)确保相关产业和就业可持续

首先，企业应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增强其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其次，政府部门需发挥整体调控作用，在政策、信息、资源、渠道等各方面为企业的发展做好服务和保障，以确保就业和产业的可持续。

(二)探索有效路径，合力推动扶贫车间多元转型

由于不同扶贫车间发展基础和潜力不同，其转型方向也就可能大相径庭。对于已有一定规模的扶贫车间，可通过纵向整合或横向联合的方式，壮大企业实力，拓宽盈利渠道和模式，减少因过度依赖单一工序或产品盈利的脆弱性，成长为具有发展潜力和持久生命力的企业。

(三)衔接乡村振兴，拓展绿色包容新业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所言，“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扶贫车间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积极转变职能，探索新型业态，用前瞻性的眼光抢占社会发展需求新高地。首先，应注意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创新和创意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第二，在产业和就业拓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与健康成本，创造更多绿色就业。第三，通过扶贫车间的空间布局、行业搭配、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资产和股权配置、社会保障等，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更好的分工和分配机制，使劳动者能够更好地共享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成果，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