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颇有进展，但受制于清朝的外贸规矩，这些药房诊所都局限于澳门、广州，而且在广州限制尤其大，必须打着只给外国人服务的幌子。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国门大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而上。各地的教堂拔地而起，往往不远处就是教会医院，西药也开始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

奇怪的是，屈臣氏的先祖不趁此机会，北上内地拓展市场，却转而南下去了香港，时间是1841年。原来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大批军队、商人、冒险家、传教士涌入，造成人口爆炸的同时，更带来许多新型病菌，再加上香港气候炎热潮湿，卫生状况十分糟糕。这些病菌就不是洋枪洋炮对付得了的。

危机中，西药商机出现了。屈臣氏的先祖将分店开到了香港，那座汽水工厂也随之迁来，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尚未习惯饮用此物，最大客户群体还是外国人。

与此同时，屈臣氏也来了。所谓屈臣氏，其所指人物英文名为Thomas Boswell Watson，若以汉语普通话音译，当为托马斯•博思维•华森，但按粤语发音，则将“华森”二字译作“屈臣”。

这位屈臣先生祖籍苏格兰，职业为医生，在1845年来华，并于澳门开设诊所，或许是生意状况不佳，又或许是香港市场更大，十年后他卖掉诊所，渡海入港。

在这里他的生意十分成功，不仅开设了一家规模可观的诊所，还在繁华的黄金地段买下店铺开设药房，名为香港大药房，并因此得以强势加入屈臣氏先祖的业务中。

当时香港大药房的股东很多，即便屈臣先生强势，也不太可能让这个药房立马随他改姓，何况他自己的生意也不错。不料此时刚刚年过30的他，身体状况欠佳，大约是水土不服，呆了没几年，就撑不下去，卖掉产业，匆匆回国。

临走之前，他将自己在香港大药房的股份留给了一个专攻药学的侄子。此人名为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缩写为A.S. Watson。

依靠专业所长，他很快成为药房首席药剂师，短短几年时间后，就得以与两名药剂师同伴接管了整家药房。在1862年，他叔叔去世两年后，打着A.S. Watson标签的药物便出现在了市面上。

随着业务的繁荣，A.S. Watson标签在香港成为知名商标，这位屈臣先生便趁势将香港大药房的名号在1871年改为了A.S. Watson & Company，粤语翻译即是屈臣氏大药房。

1871年，香港大药房更名为屈臣氏大药房。

就在精明强干的这位屈臣先生正欲大展宏图之际，他却突然放弃了这份锦绣事业，将其转让给了两个医生，约翰•汉弗莱与阿瑟•亨特。

不过约翰•汉弗莱与阿瑟•亨特倒是经商的奇才。接手之后，独具慧眼的他们发现这年头卖得最好的不是西药，而是汽水，遂大手笔投资在今香港中环士丹利街置地，建立一座新的汽水工厂，产品多达六类，屈臣氏汽水从此扬名天下。

在主打汽水的同时，他们还开始扩张屈臣氏的事业范围，方向则有两个，一为中国内地，一为海外。

1883年，屈臣氏在外国人甚多的菲律宾马尼拉开设了分店，主卖汽水。一年后又在当地建立一座汽水工厂。在中国内地扩张更是迅速，许多大城市都开设了分店。

到19世纪末，屈臣氏分店已多达30余家。其中以上海分店规模最大，有一座位于今四川北路一带的汽水工厂，产量颇大。至于名下售卖物品，更是丰富，除了药品、汽水之外，化妆品等后来世屈臣氏的主营产品也大量上市，甚至还卖起了时髦的照相机等物，俨然一个百货商店，而并非只是药店。

这也绝非屈臣氏一家所为，纵观当时入华的西药房，数量不少，仅上海一地到19世纪末便已多达十余家。但观其贩卖物品，除了西药外，更多的都是些化妆品、医疗器械、照相机、饮料、食物。

甚至还有一些利欲熏心的西药房，为了谋财，利用许多中国瘾君子的痛苦心理，炮制诸如“包戒洋烟断瘾散”一类的假药乃至毒药，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信与迷信

西药房一家接着一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当时的国人对此有何反应？

最初，国人的态度与对待一切洋玩意一样，极度排斥，更遑论信赖与接受了。这种态度的理论根据，也与排斥其他洋物一样，在于“华夷有别”，即洋人制造的西药，与传统中药差别甚大，多为“神仙难识”的药粉药丸，可能适用于洋人的身体体质，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显得过于猛烈了，甚至还有人认为国人吃西药等于服毒自杀。

事实上，此时尚未真正打开中国市场的西药房，也大多是依附于教会医院而存在。彼时主要业务是给这些医院提供药品，以及供应在华的外国人。由此看来，当年屈臣氏的先祖不北上内地，而是南下入港，去抢夺在华最大外国人聚居地的市场，还是颇具眼光的。

当然这只是初期的生存策略，站住脚后，这些西药房就想方设法要发展中国客户群体，在这方面他们采取了多管齐下或者说上下通吃的经营手段。

一是大做广告。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同时印刷大量海报进行推广。对于国人而言，这是从未见过的阵仗，此前的中医哪有一个这样干的？其冲击力可想而知。

大做广告的同时进行低价销售。因为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福利”，洋人开办的西药房不需缴纳关税，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得低价推广成为了可能。

西药房的许多老板还开动商业头脑，大量贩卖一些廉价特效药，如治疗眼病的硼酸、治癣疥的硫磺膏等等，而屈臣氏药房更是专注于“脱鸡眼水”“光鲜嫩面水”“涂面花露水”“去花柳水”等等特效药品。

同时，大量教会医院的免费诊治、免费送药，更是帮了西药房的大忙，如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的教会医院，一天免费诊治病人超过千人。即便到了后来由于接诊病人太多，许多教会医院出现财务问题，这种免费模式还是在维持。

1840年，美国首位来华医疗宣教士伯驾画像。

对当时中国境况很有些洞见的西药商们，深知打动那些官员尤其是大官员的心，是多么重要。故而早在鸦片战争前，伯驾就专程前去给林则徐看病，虽然因为相关规定未能见面一诊，却将几包西药送了过去，史称大有奇效。

屈臣氏的经营者更是用心良苦，上海分店开业之后，他们通过大力活动，得到了当时许多清朝大员的支持——至少“纸面”上支持。

1883年，上海分店出了一本广告册，名为《惠济全书》，其中重点并非宣传贩卖药物的奇效，而是刊印十七位清朝大员题赠给西药房的匾额。哪些清朝大员呢？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沈葆桢……

且看那李鸿章所题匾额，四个大字为“妙手回春”；左宗棠则为“仙术佛心”；沈葆桢为“慧心仁术”；曾国荃为“海西仙药”……

进口与国产

西药逐渐为国人所接收之后，市场规模剧增，以中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利润空间相当可观，各大西药房很是发了一笔横财，如在各地大开分店的屈臣氏在19世纪最后几年里，年利润以白银计算，就突破了十万两。对于当时的商业而言，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原本就有一些国人在教会医院或者西药房做学徒，历练一段时间后，目睹西药市场的红火，也有了出来开西药房的念头。

这方面的先驱乃是名为罗开泰的华侨，1882年他在教会医院的帮助下，于广州开设了历史上首家中资西药房——泰安大药房，业务发展颇为顺利，不久便开分店一家，并正式挂出“华人首创泰安大药房”的招牌。

蒸蒸日上的屈臣氏上海分店也遇到了中国对手，那是由顾松泉在1888年所创立的中西大药房。这位顾松泉十多岁便进入英国药房当学徒，经过近二十年训练，专业程度十分过硬。

感觉条件成熟后，他便与几个朋友合资创办药房，其创业资本不过几千元，却因为发展顺利，数年后资本总额即达到十余万元，年销售额已破二十万元，是为屈臣氏上海分店一大劲敌也。

但纵观晚清西药房之格局，总体来讲仍是由洋人主导，华商实力十分微弱。如上海一地，虽有中医大药房对屈臣氏造成强烈竞争，但大多数华商西药房都是资本总额不到万元的“小微企业”，根本无法与那些动辄资本就上四五十万的洋人西药房抗衡。

原因很简单。药从从西方进口。同样是卖，西方的药厂卖给西方人，自然要比卖给中国人的价格低了。进货成本一高，自然价格也就高，何况洋人西药房还有关税的豁免，华商西药房却是该缴的一样不能少，不该缴的还要看清朝官员的脸色全数奉上。

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华商药房也学洋人药房，广开销路，什么都卖，甚至还买来几本国外出版的药学典籍，照着上面的说明，进口一些廉价的原材料，自己生产起了药品来，名为“本牌成药”。

这种很有些山寨味道的经营方式，也折射出当时华商药房生存之不易，他们可没有屈臣氏的财大气粗，能直接盖一座汽水工厂出来。

后来一些西方药商干脆将制药厂直接开到中国来。第一家乃是英国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开设的耀华施德之药厂，其药物自然是优先供应洋商西药房，华商西药房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到清朝灭亡前，上海有华商西药房近30家，却无一家华商药厂支撑。而洋商西药房有22家，看似数量不占优势却是在资本上有压倒性优势，在他们身后还有6家洋商药厂支撑。

就在华商西药房举步维艰之际，却有逆转发生——一战爆发了。在一战爆发前，屈臣氏便匆匆关闭了在中国内地和菲律宾的所有分店、分厂，集中业务于中国香港。

洋人西药房和药厂如同釜底抽薪一般急剧萎缩，一些资金雄厚的华商趁机入市，建立起大批药厂来。不过这些药厂的投机性质太大，加上原料来源依然是西方，因此并未发展壮大，反而随着一战结束，进口西药卷土重来而失去竞争力，纷纷破产，一度到了残存十几家的境地。

1941年12月13日，在日军的炮火声下，屈臣氏为其百年诞辰“庆生”。差不多两周之后，香港守军投降，日军进驻。

就在屈臣氏的经营者同许多英国人，还在幻想日军按照国际法对待他们的时候，这些侵略者已经以飞快的速度强行接管了屈臣氏的药房与工厂，其中那家以生产汽水和蒸馏水而闻名的“屈臣氏非酒精饮料制造厂”，被划到了日本海军名下，改称为“日本海军饮料制造厂”。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屈臣氏的原东家才收回产业，并在同年9月1日正式重新开张，只不过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这家英籍外企的命运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朗。直到后来华商李嘉诚于1963年收购了屈臣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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