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常意义上的流散文学，指在国家和文化间有跨界生存经历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在这种异邦流散之外，还存在本土流散、殖民流散两大重要流散文学谱系。有些作家尽管未曾实现地域流散或徙移，却长期生活在异邦文化的浸淫中，其创作同样具有身份焦虑、种族歧视、家园找寻、文化混杂和边缘化体验等各种流散表征。作为“非主流”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英语文学普遍具备上述三大流散表征。这种流散症候是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冲突与融合后的产物，是经过殖民、反殖民和民族解放运动冲刷与洗礼的结果。认识和把握非洲英语文学的流散表征，并据此对流散文学基本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各地的文学现象、创作发生和文化成因，揭橥其复杂的源流嬗变和深层的世界文学文化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关 键 词：流散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异邦流散；本土流散；殖民流散

　　作者简介：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袁俊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英语文学在近一个多世纪里势头强劲，从最初英国文学一枝独秀，到美国文学崛起后花开两朵，再到爱尔兰、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的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索马里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文学创作的强劲崛起，再到沃莱·索因卡、纳丁·戈迪默、德里克·沃尔科特、维苏·奈保尔以及库切和爱丽丝·门罗等“非主流”英语文学作家相继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等多项国际重要奖项，似已出现“喧宾夺主”的势头。①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流散文学的名与实，重新阐释流散文学的边界和核心等问题。二战以后，作为“非主流”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英语文学逐渐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南非的艾捷凯尔·姆赫雷雷、彼得·亨利·亚伯拉罕斯、辛迪薇·马冈娜，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布奇·埃默切塔、本·奥克瑞、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安哥，加纳的阿伊·克韦·阿尔马赫，索马里的纳努丁·法拉赫，津巴布韦的陈杰莱·霍夫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毫无疑问，非洲英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英国的殖民扩张及殖民统治密切相关。尽管英国对非洲大陆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是逐步深入的，各个民族、国家遭受殖民统治的状况也不尽相同，但是非洲各民族国家的英语文学“均肇始于对英国文学亦步亦趋的模仿，继而经历了一段旨在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艰难抗争，最后终于在国际化和民族化之间寻求到了相对的平衡，呈现出与英美文学交相辉映的景象”。②与此同时，非洲英语文学的兴起与繁荣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深厚的诺贝尔奖情结、重点作家研究一枝独秀、对后殖民理论以及流散英语作家的厚爱、对作家作品主题思想的偏重和对中外作家作品比较研究的痴迷，一直是中国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③然而，如何认识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英语文学，如何把握非洲英语文学呈现出的总体特点并对之进行正确评价和定位，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由白人移民及其后代统治的国家不同，非洲各民族国家大都遭受过殖民与反殖民以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刷与洗礼，这种相似的历史遭遇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在创作方面表现出相似的文化特征。非洲英语文学呈现出与西方对非洲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紧密相连的本土表征、流散表征和混杂性表征等特色。尽管非洲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文化上依然无法摆脱其宗主国的多方影响，因此，非洲往往“被看作是文化上的整体，而不是地理上的整体”。④这种影响是深入骨髓、潜隐于血液甚至无意识之中的，看似平静自然，实则激流暗涌。非洲原住民身处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张力之下，其脑海中同时拥有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说的那种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在非洲意识和西方意识的夹缝中生存，既依附又剥离，呈现出本土流散的状态。他们不需要跨越国界就处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具有流离群落的特性，一如流离群落具有本地原住民的特性”。⑤非洲由于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其流散群体较之其他地区要复杂得多，形成了本土流散和异邦流散两大流散群体。其流散表征也与其他流散群体迥异，而生活在这里的白人及白人后裔形成的殖民流散更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些都促成了非洲英语文学特有的文化表征和独到的审美蕴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研究和把握流散文学特别是非洲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有助于中国学者掌握世界文化尤其是非洲文化研究话语权，实现新时代语境下的文明互鉴，构建中非文化关系新体系，更有助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⑥

　　一、“流散”的嬗变和空间的位移

　　“流散”(Diaspora)一词由古希腊词源发展而来，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赋予新意。它原特指犹太人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前往异地的独特经历，后来语义逐渐拓宽，大写的Diaspora逐渐演变成小写的diaspora。在中国学界，对diaspora的理解和翻译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diaspora被译为“族裔散居”，指的是“某一种族由于外部力量的强制或自我选择分散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情形”。⑦另外，根据语境需要，这个词又被译成“移民社群”。在《全球化关键词》中，diaspora被译成“散居”，“指任何离开原住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团体或族群……散居共同体最明显的特征至少可体现于其身份的跨国性。”⑧在《族裔与属性研究最新术语词典：英汉对照》中，diaspora则被译为“离散”，“用以描述一种类似的文化联系，其范围涉及其他分散的族群或穿越国界迁徙而来的群体……这一术语被用来松散地描述一个分散的知识形式或思想的传播与亲密互动”。⑨有的学者认为把diaspora译成“飞散”比较合适，因为“‘飞散’的译法既贴切diaspora希腊词源的本意，又准确道出希腊词源在当代文化实践中复兴的事实”。⑩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有些人把那些主动移居海外、但仍有祖国背景、且与之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作者称为离散作家，但是“其中有些人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自我‘流散’的，这种流动的和散居的状态正好赋予他们从外部来观察本民族的文化，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描写本民族/国家内无法看到的东西。”(11)所以他认为把它译作“流散”比较贴切。还有的学者认为“离散”和“流散”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赵健秀、汤亭亭、谭恩美等作家对中国的认知是通过长辈的讲述、唐人街的见闻以及书中的阅历，他们自身并没有在中国本土生活的切身经历，与哈金和白先勇等有“在场”经验的作家描写中国式“日常生活”不同，他们只是从局外人(他者)的角度描写奇闻异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过，何谈‘离’呢？事实上他们是全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产物，处于一种流散的、无根的状态。”(12)所以，对北美华人/华裔作家群体来说，要根据作家经历和作品内容才能判断到底是“离散”还是“流散”。除了译为“族裔散居”“散居”“飞散”“离散”“流散”以外，diaspora还有“侨居”“大流散”“文化离散”等译法。总之，学界对diaspora的翻译大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文本语境，并且各有各的理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

　　其实，从以上各种译法及阐释中可以看出，除了译法略有不同、内涵稍有宽窄、语意稍稍有所侧重以外，对diaspora的译法或阐释总体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表示的意思基本趋同。有学者在《“Diaspora”的汉译问题及流散诗学话语建构》一文中详尽分析了这个词语的不同译法，并从历史继承性、时间上的延续性、空间上的延展性、学理学缘上的传承性以及逻辑性等层面判定“流散”这一译法最为妥当。“在汉语文化传播语境中，‘流散’之译使流散诗学理论话语建构获得了灵活性与学术张力。”(13)总体上说，“流散”一词显然更为贴切，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萨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论述了流亡带给人们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14)流散者与故园之间的裂痕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是流散群体的共同特征，除此之外，流散者还具备其他特点。威廉姆·萨夫兰(William Safran，1930-)于20世纪末曾给出的界定“流散”的标准，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1)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已经从一个特定的原始“中心”分散到两个或更多的“外围”，或者说是外国的地区；(2)他们保留了关于他们最初的家园的集体记忆、愿景或神话——它的物理位置、历史和成就；(3)他们认为，他们不会——也可能不被——他们的居住国完全接受，因此感到被部分疏远，并与之隔绝；(4)他们把他们祖先的家园看作是他们真正的理想家园，是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或应该)在适当的条件下最终返回的地方；(5)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共同致力于维护或恢复他们原来的家园安全与繁荣；(6)他们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以个人或间接的方式，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团结维系在一起，这是由这种关系的存在所决定的。(15)

　　萨夫兰在这个界定中强调了地理的位移、对故乡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铭记、对居住国的态度和认知、返回故土的意愿以及民族意识的作用等方面，可以说基本概括了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流散现象的特征。流散者正是处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夹缝中游离、挣扎、抵抗、融合、认同，他们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中依附与剥离。“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16)

　　从上面对diaspora这一概念的翻译及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个体或群体的地理位置的徙移。(17)如“离开原住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团体或族群”、“其范围涉及其他分散的族群或穿越国界迁徙而来的群体”、“飞散之所以为飞散，一定包含两个和多个地点，一定将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联系起来”(18)等。有学者指出，流散涉及时间、空间和文化三个层次的跨越。时间上的跨越把流散者的时间划分为过去和现实，空间上的跨越使得流散者同时处在故乡与异乡的纠缠中，“流散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一种跨越，有着流散经历的个人或群体往往会面临母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的巨大差异。”(19)流散者“从‘这里’到‘那里’，从一个真实或想象的故园到令人喜欢或讨厌的异国。”(20)有学者指出，流散之所以成为流散必须具备三个核心要素。它们是“散布”(dispersion)(要么是创伤性的，要么是自愿的，而且通常跨越国界)、“家园定位”(homeland orientation)(无论是真实的家园还是想象的家园)和“边界维护”(boundary maintenance)(动员和保持群体团结的过程，甚至承认存在边界侵蚀的反过程)。(21)但不管是时间上的跨越、空间上的跨越还是文化上的跨越，都有意或无意强调了一个前提，即地理位置的徙移。那么，地理位置的徙移缘何如此重要？

　　个人或群体由于各自原因离开祖国前往异域完成地理位置的徙移后，接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母国文化因素与异国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也就是说，地理位置的徙移是个体或群体与异域文化产生冲突的前提，如果没有地理位置的徙移就不存在文化上的跨越，也就不会造成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引起广泛关注的流散现象。由此可见，对于有些流散现象来说，地理位置的徙移是其前提，此时的主要问题是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有些流散现象则未必产生地理位置的徙移，而是由于深层文化变迁和主流文化徙移之后产生的身份焦虑、认同困境以及抵抗心理等。

　　二、非洲原住民的异邦流散

　　我们把那些唯有产生“地理位置的徙移”之后，才面临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的个人或群体称为“异邦流散者”，主要指移居到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人民，或迁移到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地区居民，也指具有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人员。这里的流散是跨越国界(或具有国界性质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地区)的流散。异邦流散者从一国到他国，从一种文化传统到另一种陌生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一系列的流散症候。

　　与异质文化冲突相伴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流散者的自我身份认同。流散者携带在母国习得的经验、习俗、语言、观念等文化因子来到一个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进程迥然相异的国度，必然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作为“1948年之后第一位成功的英国黑人女性小说家”，(22)布奇·埃默切塔(Buchi Emecheta，1944-2017)在出版一系列作品后，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作家，我几乎已被公认为白人了”。(23)然而，布奇·埃默切塔的黑皮肤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1977-)在《美国佬》(Americanah，2013)中塑造的伊菲麦露和奥宾仔是典型的异邦流散者。他们在英国和美国为获得“合法”的身份吃尽了苦头。没有身份就不会得到他人和寄居国的认同，不被认同就被视为“非法”或“异类”而遭到歧视、排挤和驱逐。(24)在伊各尼·巴雷特(Igoni Barrett，1979-)的第一部小说《黑腚》(Blackass，2015)中，主人公弗洛一觉醒来变成了一位白人，在享受了“白人”的各种优待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屁股仍旧是黑色的。更让他害怕的是，“他臀上的黑色会漫入他的视野，并且慢慢地往外爬，直到吞噬了一切，充分地彰显出他是一个冒充白人的骗子”。(25)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虚假身份和自我认同之间产生了矛盾与冲突。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是”其“所是”，而在异国，他们“是”其“所不是”，“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26)可以说，身份“是指一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等)所具有的独特性、关联性和一致性的某种标志和资质，这种标志和资质既使它的身份与其他身份区别开来，又使它的身份可以归属一个更大的群体身份中”。(27)伊菲麦露返回尼日利亚之后，就离开了美国那个更大的群体身份而融入尼日利亚的群体身份中，在美国的那种身份焦虑也就不复存在了，“我感觉在拉各斯下了飞机后，我不再是黑人了”。(28)除了面临身份迷失的困境，在移居国，异邦流散者之前的身份统统失效，不得不进行身份重建。正如《美国佬》中的博斯所说的那样，“伦敦使大家平起平坐。现在我们全在伦敦，现在我们全是一样的，真是荒唐透顶”。(29)但是，身份重建之路何其艰难。

　　与异质文化冲突相伴而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边缘化处境。初抵第一世界国家的移民带着新鲜感、陌生感，观察、体验寄居国的街道、建筑、饮食、语言和交往方式等一系列的异域景观和文化习俗。与从第三世界移民而来的群体相比，寄居国的人口群体庞大，习俗迥异，占据国家的主流，移民就算有入乡随俗之意愿，也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他国文化，获得他人认同，边缘化处境在所难免。在他乡，移民往往是边缘人，孤独感思乡情，如潮水般涌来，如烟雾般不散。另外，异邦流散者还面临着种族、阶级、性别等问题。作者奇玛曼达·阿迪契借助伊菲麦露之口说，“在美国有一道种族等级的阶梯。白人永远在上层，特别是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白人，又称WASP。美国黑人永远在底层”。(30)初抵美国的伊菲麦露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区区一百美元给一位白人教练提供肉体抚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打零工为生。她虽然有写作才能，但是不可否认，她的富二代男友柯特是她在一定时期之内生活无忧的坚实后盾。对于女性流散者来说，除了身份、种族和阶级等问题，性别压迫也是她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奇玛曼达·阿迪契的短篇小说《上个星期一》和《婚事》中，女主人公离开了贫穷、动荡的祖国，但是在异国他乡同样遭受着她们丈夫的欺骗与压迫。移居国一般被移民看做希望之乡，移民期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来到寄居国之后一般都努力工作，希望尽早取得合法身份，扎下根来，创造新的家园，但是故乡情怀毕竟又难以割舍，所以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关系也成了流散者情思萦绕的一个主题。南非作家艾捷凯尔·姆赫雷雷(Ezekiel Mphahlele，1919-2008)在其自传体小说《漂泊者》(The Wanderers，1971)中就表露出这种思绪。他在几个非洲国家中寻求庇护，但他“从未有过在家之感”。(31)伊菲麦露虽然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但她仍然心有郁结，思乡心切。那些手握英国或美国学位的尼日利亚人回到家乡创业，或办杂志，或做音乐，或做餐饮，他们过着她想要的生活。尼日利亚“成了她理应的归宿，她唯一可以深深扎根而无需时常用力把根拔出来、抖去泥土的地方”。(32)最终，伊菲麦露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回到尼日利亚。

　　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如索马里的努鲁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1945-)和娜蒂法·穆罕穆德(Nadifa Mohamed，1981-)就是两个典型代表。法拉赫长于小说、剧作和散文的创作，被称作“第二代”非洲作家中的领军人物，享有一定国际声誉。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一根弯肋骨》(The Crooked Rib，1970)自问世便受到评论家的好评。法拉赫半生流亡，却始终致力于描写自己的家乡索玛阿里，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以及亲视的历史展开淋漓尽致的描摹，是典型的异邦流散作家。索马里的另一个英语小说家是八零后的穆罕穆德，她的情况与法拉赫比较相似。她出生于索马里哈尔格萨市，到牛津大学读书后留在了伦敦，被评为“非洲39名40岁以下具有潜力和才能的作家”之一。穆罕穆德的两部长篇小说《黑曼巴男孩》(Black Manba Boy，2009)和《失落灵魂的果园》(The Orchard of Lost Souls，2009)同法拉赫一样，把故事背景都放回自己的祖国，反映那里人们的焦虑与挣扎。法拉赫和穆罕穆德一样，都是完成了异邦流散后再进行创作，其创作风格和主题关怀明显有别于未曾实现地域徙移的本土作家。

　　由上可知，流散者的身份认同、边缘化处境、种族歧视、性别压迫、家园找寻和文化归属等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异质文化之间的龃龉、冲突与融合，而这都是在实现“地理位置的徙移”之后出现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流散”。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流散”问题的阐释大多是从实施“流散”的个体或群体角度进行界说，同时把流散的原因归为被迫流散和主动流散两种类型。但是，如果把“流散”这个问题置于非洲大地上来考察，就会发现情况很不相同。欧洲的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使非洲大地形成一种跨文化语境，非洲原住民和欧洲移民就生活在这种跨文化语境之中。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实力是不对等的，即非洲文化表层上处于弱势，西方文化表层上居于强势。另外，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可以说，基本上每个人或群体都生活在跨文化语境之中。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之下文化冲突才有可能，但是跨文化语境中并不一定有文化冲突。文化是流动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主体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必定会吸收杂糅许多外来文化。正如萨义德认为的那样，“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别等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33)但是，一个文化范畴内的个体或群体往往有着天然的文化归属感与文化认同，尽管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但是文化的主体性认同是不变的。比如非洲人虽然穿牛仔裤、吃汉堡包、听欧美流行音乐、阅读欧美文学作品，但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而不是西方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就不存在流散意义上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困境等问题。

　　实际上，非洲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下呈现出“是”其所“不是”的状态。非洲的原住民虽然没有“地理位置的徙移”，没有从部族或国家前往他国，但是由于欧洲的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使得非洲大地长期处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欧洲殖民者凭借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开疆辟土，一步步盘剥、霸占、侵蚀非洲的土地、主权和文化。在非洲，殖民者凭借坚船利炮以及强大的文化攻势“反客为主”，非但没有成为非洲的“他者”，反而使非洲成为欧洲的“他者”。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殖民者在非洲大力推行殖民教育，推广殖民语言，播撒西方宗教和西式价值观。乌干达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1946-)认为，“与此前的直接统治时代不同，间接统治国家的抱负是巨大的：塑造殖民地全体人民而非仅仅是他们的精英人士的主体性(subjectivities)”。(34)殖民统治时期，西方主要的目的是塑造殖民地精英阶层的主体性，到了后殖民时期，西方虽然采取的是间接统治的方式，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塑造全体原住民的主体性。实际上也正因如此，非洲原住民的主体性出现了问题。从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这个角度来说，非洲原住民在认知方面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完全认可西方文化，抛弃了本土传统；二是坚守本土文化，拒斥西方价值观；三是在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挤压下徘徊、迷茫、怀疑、痛苦、无所归属，有的心灵扭曲，甚至走向毁灭。第一种算是被彻底殖民化的典型殖民产品，第二种是坚决捍卫先辈留下的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前两种因为有较为清晰的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所以不会明显存在流散意义上的焦虑、无所归依等问题，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是由不同的信仰、价值观等问题造成的矛盾和对抗。第三种正是非洲原住民在流散语境中因文化冲突而身处困境，而这正是大多数非洲原住民的境地。也就是说，非洲的原住民虽然没有“地理位置的徙移”，没有跨越国界来到异国，但却有着切身的文化流散体验和精神熬煎。殖民者的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造成了非洲原住民的本土流散症候。

　　三、非洲原住民的本土流散

　　由于长期处于殖民统治的语境下，非洲原住民虽然殊少跨国经历，却大多处于“本土流散”的境况。所谓“本土流散”，是指非洲原住民虽然没有海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移民的经历，没有产生通常所认为的由“空间位移”而造成的文化冲突，也没有体会到闯入异国他乡而产生的身份困境、无根的焦灼、家园找寻、认同与剥离等问题，但由于殖民者推广殖民语言、传播基督教、侵吞土地、实行种族隔离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非洲原住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被迫进入一种“流散”的文化语境。他们失去了家园，在自己的土地上流亡；他们被迫接受宗主国的语言，甚至禁止使用本土语言，但是他们又无法完全抛掉部族语言；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产生了纠结与疑惑，在到底是做一名传统主义者还是基督教徒之间游移不定；他们的灵魂受到西方价值观的统摄，却又难以与传统文化完全剥离，从而在心灵上造成一种既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的中间状态。他们的文化立场，“是白人主流文化和当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所产生的多元混合文化，他们所使用的英语，不是纯粹的牛津英语而是夹杂当地土话的混杂英语”。(35)非洲英语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主人公受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双重熏陶而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故事主角要么有留学背景，要么在当地接受白人教育从而受到白人文化的洗礼，其中的某些观念已经内化为主人公无意识的一部分，既无法从本土文化的土壤中连根拔除，也无法改变当地居民的传统认知，从而既与外来文化不相融合又与本土文化产生冲突，处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夹缝中。这种源于现实的真实境地往往是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非洲英语文学中的这部分主人公虽然没有跨国经历，没有遭受通常意义上的异质文化冲击，但西方的殖民侵略与统治在客观上为其造成“跨国”效果。殖民者在非洲设立政府、教会、法庭，制定法律，兴办教育，对非洲原住民的文化习俗造成剧烈冲击，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状况。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g wa Thiong'o，1938-)在《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1965)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情形：

　　白人的到来给人带来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难以言喻的东西，这种东西朝着整个山区长驱直入，现在已进入心脏地带，不断地扩大着它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山里人的分裂，而穆索妮的死就是这种影响的恶果。……自从她死以后，时局的发展使人感到担忧，表面上人们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在多数人的心里，虔诚和背叛两种意识却在剧烈地相互斗争。(36)

　　这里的“山里人”虽有一国或一区域内的地理位置移动，但都没有跨国的生存体验。但是，白人的到来使他们脑海中同时存在着虔诚和背叛两种意识，这两种意识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占据主流，而是处在剧烈斗争之中。

　　殖民者在非洲长达几个世纪的侵略、扩张、奴役与统治使非洲原初的文化、政治、经济和人民的心灵状态都发生了巨变。在奇玛曼达·阿迪契的第一部小说《紫木槿》(Purple Hibiscus，2003)中，主人公康比丽的父亲尤金就是一位典型代表。(37)提安哥的小说《孩子，你别哭》(Weep Not，Child，1964)中的恩约罗格和《大河两岸》中的瓦伊亚吉也是如此。正如本·奥克瑞所说，在过去的那些年里，“非洲意识被欧洲意识所篡改”。(38)受到殖民侵略与统治的非洲再也不是原本的非洲，其文化、语言、宗教、经济、政治等都一改原初状态，融进许多西方元素。现在，非洲的语言、文化、宗教、经济、政治既无法完全复制西方，又无法回到殖民者入侵以前的样貌，只能在既非彼又非此的中间状态游荡，而这种中间状态正是流散现象的典型症候。可以说，“整个后殖民社会都处于流放状态，宗教和语言是最突出的两个领域”。(39)这是非洲原住民虽没有跨国界生存经历，却处在一种“本土流散”境地的主要原因。

　　另外，目前对流散的看法大都是承续犹太人的流散经历，这种继承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流散的类型是多么典范，犹太人的分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不应该定义后来的分散群体的性质或本质。”(40)也就是说，流散虽是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普遍现象，但是每个地区的流散都各有其独特之处，非洲的本土流散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本土流散必然产生本土边缘化处境。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或群体从母国来到异国一般会产生边缘化处境，比如从第三世界国家前往第一世界国家，或从欠发达地区前往发达地区。但是在非洲，欧洲移民在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期间，从母国来到非洲，不仅没有陷入边缘化处境，竟然“反客为主”。白人移民在非洲买卖土地，设立办事处，制定法律，雇佣非洲土著人工作。在这种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中，非洲人被迫处于本土边缘化的位置，也就是说，与一般认识上的边缘化不同，非洲原住民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来侵略者强制纳入边缘化境地。而且，时日益久，这种边缘化境地逐渐内化为非洲原住民的无意识。提安哥的小说《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1967)中的黑人卡冉加是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白人上司汤普森先生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奉命给汤普森太太送信时，他“把屁股搭在椅子边上，战战兢兢，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不停地微微作颤，两眼傻傻地盯着天花板和墙壁”。(41)当他面对自己的黑人同胞时，便一改畏手畏脚的模样，作威作福起来。在提安哥的另一部小说《孩子，你别哭》中，霍尔兰斯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厌倦了战争而从英国来到肯尼亚的白人移民，后来当上了地区行政长官。他以微薄的薪资雇佣当地黑人耕耘、管理他的大片土地，但他从没把黑人放在眼里。

　　以前他没认真考虑过这些人是强盗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这些人放在心上。他仅仅将他们看成农场里的驴和马，充其量是他农场里的一部分雇工，他不用考虑别的，最多只是给他们一点儿吃的和住的就行了。(42)

　　原来那些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到驱赶、排斥，成了自己土地上的流浪者与边缘人。另外，非洲原住民还处在一种双重边缘化的境地。非洲大地上不仅有白人移民、印度人，而且还有从国外返回的非洲人。部分从国外尤其是从英美等西方国家返回的非洲人带回了在第一世界国家的边缘化体验，以及所遭受的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和身份焦虑等心理创伤，并且在自己的国家再次面临压迫与排斥，造成一种双重边缘化境遇。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的小说《再也不得安宁》(No Longer at Ease，1960)中的奥比·奥贡卡沃(43)即是此类状况。

　　非洲大地就是一个跨文化的试验场，是异质文化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的具有“国际性”特点的场域。流散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是生成于异质文化土壤上的一种文学现象，它蕴涵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要素，但又是将异质文化的要素汇聚在一种文学事实上，并用一种文学现象呈现出来。(44)

　　这一点放在非洲英语文学上同样合适。非洲作家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进行写作，从而产生了独具非洲特点的非洲英语文学。当然，个别非洲本土作家在创作上极力迎合西方读者，强烈认同西方文化，极力摆脱非洲本土文学文化的影响，那是另一个问题。

　　由上可知，非洲原住民的本土流散是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造成的。那么，殖民者在侵略和统治非洲的过程中，带来了大量的白人移民，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播种，繁衍生息。在殖民统治期间和非洲各国相继独立后，他们及其子孙有相当一部分仍留在非洲，这就形成了另一种特殊的流散类型，即“殖民流散”。尽管“殖民流散”和“本土流散”是两种既类似又悬殊的流散症候，但是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非洲英语文学的流散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