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为中国这种体量的后发农业国，想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其发展路径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制造剪刀差，用农业部门支持工业部门。

然而对农民来说，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凭啥支持你啊？工业？谁寄吧是工业啊？我认识他吗？

在20世纪50年代，我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佳水平。然而即便如此，你想说服农民在大幅增产的情况下主动削减生活水平、勒紧裤腰带支援工业生产依然是天字第一号难题。1952年国内粮食产量达到历史巅峰水平，总产量3278亿斤，然而粮食供销压力却愈发增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增产的粮食被农民自己给吃掉了……

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1]

食用粮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商品粮的减少，而粮食投机商人闻风而动，竟然死灰复燃，主席这些人都很头疼——两白一黑之战是打赢了，可问题是不能每年都来这么一次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而且现在要搞工业发展，工业人口是由国家保障粮食供应的，粮食市场的大幅度波动意味着收购粮食时会消耗大量本来可以节约下来的资源。所以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必须进行粮食统购统销。

陈云将其比作“两捆炸药”：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2]

所以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从1953年开始，国内学习苏联经验，开始对粮食进行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

也就是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这东西不是你说买就买、说卖就卖的了。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然后，一五计划在1957年超额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以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也搞定了。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干这事的同时还力战美英法三国，在北边抗美援朝跟联合国军血战，在南边支援越南把法国人给打跑了，从东亚到东南亚，中国的状态就是……

不是吹NB，是真的很NB好吗。因此在这种氛围的主导下，整个国家的发展基调开始倾向于更加激进，这中间的种种细节我们不谈了，以免这个回答挂掉，但简单来说，1957年之后整风运动最终发展成了“反右倾保守运动”。官方党史是这样讲述这段历史的：

自1955年下半年后，毛泽东一直在探索如何以较高的速度来发展经济。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为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中长期农业发展规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整风反右中，毛泽东更加确信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在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四十条”，给右派进攻以口实。这次会议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实际上改变了八大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果既能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状态，又能保持科学冷静的头脑，尊重客观规律，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可以顺利发展的。但是，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订的，忽视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在宣传和经济工作中实际上又片面地强调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党中央于1957年10月25日公布了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提出“大跃进”的先声。[3]

很多人都以为大跃进的总体思路就是激进地发展工业，其实这不是大跃进的核心，大跃进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粮食。你没有粮食，别的都是白扯。所以主席亲自挂帅，搞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来也被称为40条）。

那么这个《农业发展纲要》中定下的计划发展目标是多少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问题。

那就是主席这个人，能在27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么你猜，他搞这个农业40条的时候，有没有征求过各地基层的意见？

当然征求了好嘛！

问题是咱们前边说过，一五计划完事之后，全国上下的形势看起来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因此大家普遍都倾向于过于乐观地对未来进行估计：

许多现在看来过高的生产计划，在当初制定的时候是经过反复计算，看起来‘有根有据’的。问题在于，要确确实实地掌握‘根据’，并不是十分简单容易的事。当时，在生产活动中以及别的许多方面，的确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和‘奇迹’。常规已经被打破了，人们都感觉到新的局面出现了。由于缺乏新情况下的新经验，缺乏科学知识，有些地区找到的‘根据’并不是完全真正可以作为根据的[4]

后来许多被证实为错误的激进政策，在制定之初都是看起来非常科学的：旧中国农民占有生产资料非常少，因此建立合作社之后最大限度利用生产资料，会不会增产？肯定会啊！旧中国小农经济没办法搞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现在人民政府把群众集合起来之后搞水利工程，会不会增长？废话肯定会啊！

然后用这个经验继续类推，那可不就是增产指日可待么？

对未来过于乐观的估计，甚至导致了一些地区出现了各种奇葩的现象：工人不干了，教师不当了，进城？老子进了高级社钱哗哗的来，傻子才™进城呢

（山西）结果不仅妨碍了副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造成农民不进城，城市劳动力的紧张。[5]（江苏）现在按劳取酬了，不识字不要紧，在家劳动可以多得工分[6]

所以农业40条出来之后，各地马上自行加码，大力发展农业。而发展的第一步，显然就是树立典型。各地自然条件优越，原本就有增产潜力的地方被选中，成为了第一批卫星升起的地方。

举个例子，陕西榆林归德堡后沟，在1954年就改名叫了“千斤沟”。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2月中共榆林县委研究决定在归德堡这边创造“千斤社、千斤乡”。

归德堡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是什么样的呢？大伙感受一下：

这地方是有水田的。

水田+丈量的时候多算一点面积，再集全县之力倾斜资源，你觉得能不能造出一个高产样本呢？

如果产量还不够高，那么再来一点统计学手段呢？

当然你这么搞，别人肯定是不服气的。

1957年春，归德堡、榆林城区、牛家梁等乡组织农业社干部和群众学习花园沟创"千斤社"的经验，一些农业社的干部和群众对花园沟创"千斤社"产生怀疑，认为"花园沟社不是亩大，就是虚报"，有些干部还认为"创千斤社、千斤乡是冒进了"[7]

然而问题在于1957年反右倾运动已经搞起来了，你怀疑创千斤社有问题？那是你思想右倾啊！你这是“稳健派”思想作祟，危险得很啊！

行，不就是创千斤社么？都是千年的狐狸，跟谁玩聊斋呢？

卷呗。

今年，陕西省小麦获得大丰收……据初步调查：盩厔、鄠县、高陵、长安和西安、咸阳、汉中等七个县市，平均亩产都达到四百斤以上；亩产五百斤以上的，有十万多亩；亩产八百斤的有两万多亩；大丰收的1956年还只有二十四亩达到千斤，今年一个飞跃，有一千五百六十亩地都亩产千斤以上。高额丰产田，已不再是零星小块，而是成块成片地出现了。[8]

这其中的关键之一呢，在于谁也不知道无底线的资源投入到底会不会换来不合理的高产——我们都知道深耕肯定能增产，但深耕对增产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我就说我亩产千斤是因为我深挖20尺，每亩施肥几万斤，你亩产不行？那是你功夫不到位啊！

卷，草泥马，咱们互相卷，卷死拉到。你不亩产千斤么？我™一千一！

而一般来说，省里对这种“千斤村”，那都是有奖励的。化肥，拖拉机，各种工业品，都是可着这些地方给的，所以大家非常有内卷的动力。

事情到这里，尚且还在正常人可以理解的层次上，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你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但征收的粮食显然会水涨船高，那么你要从哪变出来这些粮食呢？不能凭空变出来对不对？所以大伙吹的时候还都能克制一些。

结果由于全国各地喜讯不断，因此1958年中央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调整。原来由国家严格控制的统购统销模式变成了“差额管理，调拨包干”。这意味着各省在完成统销任务后，手里会有留下相当一部分的返销粮。从1958年3月开始，商业部门开始贯彻“大购大销”的农产品购销方针——反正粮食大丰收，咱们多征没关系啊，然后再多卖不就完事了，还可以调剂粮食品种。

1961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须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9]

这个点子堪称高明——我就算是自称大丰产了又怎么样呢？统销的部分是定量的啊，我征了过头粮，你没有多余的嘴吃下去，最后剩余部分还是要返销给农民的嘛，里外里就是左手倒右手，慌个毛线。

这下子完蛋了。

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亩产万斤”的大卫星是在1958年被放出来的——因为省里有返销粮食了，我造一个亩产万斤典型，那就把你们给卷死了啊！这不仅能赚取政治资本，甚至还能满足一些群众的炫耀心态。而至于征收造成的粮食缺口，我可以用返销粮填上啊！反正又不是省里所有市县都亩产万斤，有啥可怕的？

于是大伙一拍脑袋：整！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彻底失控了。

你一万？我™深耕密种，亩产两万！

好！拖拉机你开回去！

你两万？屮，老子给田里浇XX汤，亩产三万！

好！给你额外来辆大解放！

大伙一看卧槽，农民兄弟都这么猛？那我们不能落后啊！我们也要放卫星！

农业领域的“放卫星”迅速影响到了全国，最后我共和国超人层出不穷，大学生都屌炸了……

在体育上，我们系走在各系的最前面……我系出现了我院第一个一级运动员，拥有32个二级运动员……在文化生活上，人人提笔写诗，挥笔作画，走廊、宿舍到处是诗画。半个月来作诗3638篇、画287篇、剪纸184篇、歌曲129首、曲艺83首、剧本18本、舞蹈12个，已经演出98个节目他最后指出：“今后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进行得底，全面跃进再跃进，在体育上要向100公尺、长跑、跳远冲击，发射更大的体育卫星；在文艺上，到明年国庆节创造作品6万件，并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射卫星作品。”[10]

那么省里都有亩产万斤的了，你好意思报个亩产三百斤么？

不好意思，多少得虚报一点意思一下吧？就算你不虚报，难道就不怕别人说你保守右倾吗？有一段流传极广的、据说是登封县委书记在某大会上的自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家的普遍心态：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11]

（这段流传极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最原始的出处，所以姑且存疑。但是类似的心态却是在当时普遍存在的。）

然后沙雕的事情来了。

57年放了个小卫星，粮食征得就多。

结果58年又放了个大卫星，不仅放了大卫星，大家还攀比上了，结果等到征收的时候，都傻了。

粮食征不上来。

征不上来，返销个屁。

然后有大聪明一拍脑袋：就算虚报了，顶多虚报个一百两百的，还能虚报那么多？？这肯定是私下把粮分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啊！给我查！

去年收获时全县报亩产在一千斤以上，这个产量可能偏高，但是大丰收是可以肯定的。但是12月中旬以来，全县却开始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公购粮入库时，各个排连、公社即叫喊无法完成任务，纷纷报低产量。最低时全县亩产竟跌至298斤。许多公社叫喊不仅三餐干饭吃不到，连两干一稀或两稀一干也难维持；不仅大米饭吃不上，杂粮也吃不饱；有些地区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反而要求国家统销，连一向比较高产的地区，这里列举了好几个地方，都说没有粮食，开始吃番薯、木薯、稀饭。[12]

中央本来对58年的高产是有一些疑惑的，然而经过大聪明们的解释就豁然开朗了：喔，原来是有人瞒产啊！那好办啊，咱们反瞒产啊！

反瞒产的过程在一些地区是残酷的，此处恕我的笔无法形容。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后续的灾难就无法挽回了。

我们姑且不说“大购大销”这个点子本身的问题——就算你原封不动地把粮食退回去，一进一出那也是有损耗的——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大家之前都以为统销的销售额是相对固定的，可你全国都在虚报产量，中央信了。

信了之后怎么办？

那答案太简单了——既然我们发展农业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工业发展，那现在显然就要赶紧发展工业部门啊！

于是高指标压了下去。

指标一高，显然就要招工。

很快，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进入到了工业部门，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变得紧缺，二是这些人一旦脱离了农业生产，就必须依赖统购粮食才能生存！

58年下半年，我国企业职工数量从3100万增加到了5194万，其中1104万来自农村。按照每人年平均消费粮食456斤计算，一年要消费50多亿斤商品粮食。

种粮的人少了，吃粮的人多了。

这下齐活了。

于是59年上半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灾情——这就是根本的粮食生产与消耗出现了问题。而正常来说，这年完事之后无论如何都应该把粮食产量降下来一点了，结果就在这年，庐山会议召开了……

好，反右进入了新的高潮。

剩下的事情，我不打算细说。

总之，一是左的思潮影响下，与统购统销政策在1958年前后的微妙变化，使得亩产万斤的卫星和普遍性的虚报成为了常态。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自认为“差额管理，调拨包干”与“大购大销”政策表面看上去是可以勉强应付过度征收的，实际上粮食不会无损转移，在购与销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损耗。

三是“反瞒产”与“反右倾”导致了基层的普遍激进行为。

而上述三者最终为决策层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导致决策层决定将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转移到工业部门，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同时还刺激了城市的粮食消耗。

因此到了1960年，国内的整个粮食体系已经无力维系正常运转，这雷终于是爆了，再也瞒不下去了。中央被巨大的灾情彻底震惊了，然而结构性的粮食供给失衡已经不是技术性手段可以解决的了——1960年，国内基本上所有能动的交通工具全被动员起来转运粮食，甚至还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专门用于运粮。但是这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很多时候都是日调日销，甚至是拆东墙补西墙，比如春夏季节从南方调粮入东北，然后秋天再从东北调粮去南方，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运粮车辆已经出发， 接到消息说某地粮食没有了出现大问题紧急掉头的情况，然而大规模的灾荒现象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最后我国不得不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同时精简工业人口。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时决定1961年至1962年，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240亿千克至245亿千克。

大概能讲的就是这些。

发布于：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