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有儿童故事，有童话，那是二十年代末，我还在上海当学徒时期，当时我没有想到，儿童文学还会和我有缘分。以后，到三十年代初，我靠做临时工作来维持生活，这时候知道上海有个《申报》流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也是我受到教育的学校。我先后借了不少中外著名小说看，也看到一些童话、儿童小说这类书。我的一些文学知识，可以说多半是从这里得到的，使我成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后来我听说写了稿子投到报纸副刊，写得好的能登出来，我就不断地写，送到报馆去，都没有登。有一次，在《新闻报》副刊上登了一小篇，我见到自己写的稿变为铅字印出来，高兴得像得了宝贝。当时我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只是作为一种爱好练练笔。

我对儿童文学有兴趣，是一九三五年进了上海《儿童日报》，在那里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出去收报费，不久当上了助理编辑，这时候就学着写童话，也写小说、儿歌，我想到自己接触的生活也有可写的，但不会很好地掌握创作技巧，发表过一些，这些习作在抗战中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抗战初期我在四川农村一个流浪儿童教养院里当教员，自己编教材，和这些孩子打交道，了解到他们的悲惨身世，这段生活对我很重要，我认识到，穷苦孩子多么需要爱护、需要文化啊，他们的苦难也是祖国的苦难。我觉得有责任要好好写他们，我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其中有他们的影子。……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当时的需要，我写杂文、讽刺诗比较多，也写些小说，有给成人看的，也有给孩子看的。集中写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那是解放战争后期在上海，我认为童话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值得运用的文学样式。……

全国大陆解放了，我担任的日常工作和我搞儿童文学的兴趣完全结合起来了，我可以心情舒畅地从事儿童文学组织工作，但搞创作只能挤业余时间，尽管忙些，精神上却得到了一种特有的快乐。解放初期，我写得比较多的是儿童诗，也写些童话。有一段时期，大约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北方农村生活，写过一些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的作品。五十年代后期，我去浙江一个山区里落户，一连待了五年多，和当地的老乡们、孩子们一同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今天想起来，值得回忆的往事确实不少，这对我的创作有过很多帮助。

我是边学边写搞创作的，要学的一是熟悉生活，再就是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得到借鉴，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技巧。我能写些东西，主要是所熟悉的生活推动我要写，即使写童话，也是从生活的基础上得到了幻想。离开生活，就像一个人要往前走，却没有一条路，无所适从。所以，我们绝不能说写童话不需要生活。当然，童话是不直接反映生活的，它有了生活依据，才能去充分幻想，尽量夸张。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除了写儿童诗，开始摸索着写些极度幻想、夸张的讽刺童话，就从《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开头，连续写了一组。……我们为孩子们写作，有责任指给他们看看，对这些狡猾的苍蝇要提防。我们不能光逗着孩子们发笑，也要让他们皱着眉头认真思考一些问题，至少要让他们认识到，有些人的心地不是那么干净的，就像《木偶奇遇记》里的匹诺曹也会碰到那一对狡猾的狐狸和猫。在社会主义时代，主要还是歌颂新事物，童话虽然不像小说那样，可以直接反映生活，但怎样写好这方面的作品，也需要认真摸索、实践，以写出优美动人的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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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创作要跟着时代前进，仍然需要我们去创新，去探索，但创新不能完全抛开原有的好传统，光从形式上学着洋腔洋调，而且靠逗乐来代替优美的故事情节，那不算创新，也达不到美的境界。我们要努力写出真正对孩子有教益又有趣味的童话。在儿童文学园地里，童话是一朵颇具特色的花，我们的责任是怎样来精心浇水、施肥，让这朵鲜花放出更迷人的奇光异彩，得到我们孩子们的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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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儿童文学，现在的创作条件比起旧社会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今天我国的儿童文学队伍扩大了，新人辈出，好作品也层出不穷，在国际上有了较好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努力为孩子们提供上等的精神食粮，是个光荣重大的任务。我们的作品如果能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埋下美好的种子，开花结果，那是我们最大的愉快。我在晚年曾经碰到一些同志，有的是教师、辅导员，有的是共青团书记、编辑，还有其他行业的干部，他们很兴奋地谈起小时候读过我的作品，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使我更有信心把创作搞好。他们这种重视，比什么都可贵。

金近

（节选自《金近文集·前言》，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