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缘先生与南大图书馆李钟梅

李小缘(1897-1959)，中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原名李国栋。1897年2月9日生于江陵府(今南京)。191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1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馆长兼图书馆学系主任。同年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备工作。协会成立后，任副执行部长，编目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1930年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九·一八”事变后返回金陵大学任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教授。1939年起任研究所主任。1948年后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直至去世。

立志报国要建理想图书馆

　　李小缘先生6岁入私塾，12岁读金陵中学附属小学，既而又升入金陵中学。辛亥革命时，他率先剪去发辫，以示反抗清朝政府。1910至1920年间，先生风华正茂，志存报国，当时的中国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帝国列强侵略压迫，很多有识之士都在苦苦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先生想到的是建图书馆，提出“不开民智、伸民权、利民生则已，苟欲行之，则非建设吾人理想之图书馆不可。”1915年，李小缘先生考取金陵大学文理科，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任金陵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为了探索知识，实现理想，他决定出国深造。南京大学图书馆学课程最初是由美国图书馆学家、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克乃文(Harry Clemens)于1913年开设的。当时美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被称为“四新”：思想新，作用新，设备、方法新，建筑新。克乃文先后推荐洪有丰、李小缘、刘国均等一批青年学者到美国留学，使金大图书馆成为当时的东南知识重镇和图书馆人才基地。　　1921年，李小缘先生先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求学，后获学士学位；同时在纽约州立图书馆任书目员。次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社会学，1925年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此间李小缘先生虽获国际奖学金且申请到清华官费，经济状况仍是困窘。1922年至1924年，李小缘先生不得不连续三个暑假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中文编目工作，终获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一职，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员。这段工作经历，使先生切身感受到当时美国图书馆藏书之丰富，学习到许多书本上、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徜徉于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图书馆，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图书馆救国理想。

临渊羡鱼  不如归而结网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1925年，先生放弃即将得到的博士学位，回到祖国。　　回国后先生担任金大图书馆西文部主任，当时中籍部主任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家刘国钧先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是著名农学史专家万国鼎先生，流通部主任是陈长伟先生。不久，李小缘先生兼任图书馆学系主任，1928年任馆长。　　李小缘是20—30年代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他归国时，中国教育界正酝酿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他与袁同礼等积极参加筹备事宜，是发起人之一。他一方面全方位介绍西方经验，为各系统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网络而奔走呼号；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高校学术性图书馆的建设。早在1926年他所作的“藏书楼和公共图书馆”演讲中就阐明图书馆不仅是文化教育机构，而且是“传播消息及知识的总机关”。先生痛切感到，要振兴中华，开启民智是首举；欲开民智，又以兴办图书馆为有效途径之一。因而他到处演讲、讲课，从理论认识到制定规划乃至具体组织措施，都作了高瞻远瞩和合乎科学性的阐述。在第二阶段后期，先生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推动建设高校学术性图书馆，并率先垂范，建立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校学术性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为金陵大学图书馆)。为实现自己的图书救国理想，先生一生不仅在图书馆学及各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推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建设做了许多具体的开创性工作。通过撰文、演讲、来往各方游说、向政府提交提案等各种方式，先生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他具体负责筹备了1929年1月在金陵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年会，亲自计划出版了第一份全国性图书馆刊物《图书馆学季刊》。

惜书如命  爱馆如家

　　小缘先生一向抱定以学术奉献国家，曾设想“安得广厦六七间，辟为若干小室，为藏书空、金石书画室，理论写作室和《西人论华书目著录》室。屋内收藏丰富、布置雅洁，一缕清香，闭门读书”，这种超然一身，与世无争的想法虽然是不很实际的，但在那时战乱频起、世态炎凉的环境下，他所反映的对现实不满，洁身自好的思想品质，还是十分可贵的。而建于1930年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也正好为他提供了比较理想的研究处所。在这里，他对我国的文化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是由美国哈佛燕京社赫氏基金费助的，建于1930年，内设四个研究部门，一是中国文化史，包括历史、考古、艺术，二是民族学，三是目录学，四是语文学，集中外研究人员十余人，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考古学家商承祚都曾是该所的研究员。文化研究所初由徐养秋先生负责，1939年徐离任后，一直由小缘先生主持所务，并接受文学院的委托，建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先生亲兼主任，招生三班共四人，教授史部目录学。先生在文化研究所二十余年间，始终以阐明研究本国文化，培养本国文化专门人士，协助发展金大文、史课程建设，鼓励全校师生研究本国文化为宗旨，团结同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先生以图书馆学家办所，首先十分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当初哈佛燕京社年给金大经费1．5万美元，后不足此数，按规定援金的一半应归研究所。先生认为引用外资，发扬中国文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缘，务必用好。他认为“研究本国文化，可据资料，大别有二：曰史籍，曰古物。古物足以证史，亦足以纠史。而其弥补史阙，功用尤大”。因此，史籍之外，兼重考古。现在南大收藏丰富的图书、文物，倾注了先生多少心血，尤其是誉满全国的我校图书馆藏书特色，例如方志学，目录学、东方学等，多赖李小缘先生等打下的基础，仅所藏地方志今达3500余种，占全国第五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小缘先生主编了《金陵学报》十余卷，汇编印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丛刊》甲、乙两种，共出书30多种。1937年，金大迁成都后，他发起与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文化或国学研究所联合，负责编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八卷，大大推动了战时的文化研究。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章、专著，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不仅为金陵大学提高了学术声誉，小缘先生也由此被一些外国友人誉称为“国际学者”。　　抗战胜利，金大由成都复员回宁，美国人贝德士先行到达，接任图书馆长，李小缘先生到宁后，改为以贝氏为首，李小缘先生和陈长伟先生辅之的三人图书馆委员会，但贝氏长期病休，馆务实际由李先生执掌，1948年复又正式被任命为金大图书馆长。全国解放后，李小缘兼任金大古物陈列委员会主任，亲赴北京，将金大创办人福开森先生捐赠的一批文物精心运回南京，清点、消毒整理后，参加伟大祖国展览。福氏平生酷好中土文物，以四十余年之精力，费资百余万，精选古画，古玉古瓷、甲骨钱币数千件，除带出一部分外，余归金大，启运时，他在北京对女儿说：“得之于民，还之于民”，从而奠定了现在我校文物博物馆的基础。小缘先生梦寐以求想有一个博物院陈列文物，还曾通过金大同学会发动募捐，终因诸多原因而告吹。由于李先生在图书博物等方面的精深研究和丰富经验，1951年南京市人民政府特任命他为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1952年院系调整，李先生出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馆长为著名学者教授胡小石先生。在党的领导下，胡、李等全力负责馆务，使南大图书馆在短短的几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苦干实干  勤勤恳恳

　　当时，图书馆由副校长范存忠教授分工领导。馆长胡小石先生和另一位副馆长徐仲年先生，经常忙于教学，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主要靠李先生主持。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图书馆工作要相应改进，诸如书库饱和，阅览室奇缺等都要适当解决。李小缘先生和大家一起，计划扩建书库，加盖平房阅览室，加速新书编目，积极整理旧藏，合理使用经费，适度增订外文书刊，等等。他不仅听取汇报，而且亲自参加设计，以期及早完成。特别是外文书刊的征订，各系初选而后综合平衡，按经费量入为出，他总是亲自过目及时掌握。这些繁杂的日常事务，都渗透着小缘先生的辛勤劳作。　　平时上班，李小缘先生总是就便从收发室带回文件、书目、信件、挂号、订单，自己拆封，及时处理，天天如此，常年如此。他经常上下三楼，捧着一部部多卷集的线装书，为读者查找资料，解决疑难问题。新生入校，他及时组织报告，介绍怎样利用图书馆，怎样查阅书目，教育学生爱护图书，不要撕页，不要坐垫。为了配合教学，小缘先生亲手布置陈列文物，按时代按部类，条理分明，井井有序。　　高等院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但经常的服务性工作项目也很多，而且要求耐心细致、准确及时，李先生是两者兼顾，切实力行。待人接物，虚怀若谷，白发苍苍，风度慈祥。勤俭节约，即使拆封后的包书旧纸，也叠得整整齐齐，翻过来再写字作笔记。　　为了培养青年，迅速掌握业务，1956年春季，在南京图书馆汪长炳馆长等老前辈的倡议下，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决定利用暑假之际，举办江苏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李先生热情支持并经常参加活动，为青年馆员讲述《四书全书总目提要》、《说文解字诂林》等书反复详尽，不遗余力。这样谆谆教导援引后学，体现了长者的一片诚心。　　李先生也很重视在职学习，认为：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也是可取的形式之一，联系业务，言传身教，实践运用尤为重要。他白天忙于工作，入夜后，才能孜孜不倦地伏案读书，长年累月，从不间断，他勤奋学习的精神给全馆人员作出了榜样。　　李小缘先生曾经提出，一座著名的大学，必须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一座与之媲美的藏品丰富的博物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提高师生的知识素质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素有“个人必灭，公众长存”的理念，所以个人的藏书活动也有着极其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杨维庆在《纪念李小缘先生》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说李先生是藏书家，不是说他是私人藏书家，虽然他的藏书很多，但他是为国家而收藏，即是他自己心爱的藏书，最终也是捐献给国家，而且生前就有大批赠书和赠文物之举。”在他去逝后，他的儿子秉承其父遗嘱，将遗藏图书5600余册，捐献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 （原载《南京大学报》2007年3月10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