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机制、课程标准:如何编好学校思政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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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机制、课程标准:如何编好学校思政课教材?

2024-07-11 23:53|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在全面审视与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教材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内在逻辑后,回应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如何创新思政课教材编写的体制机制和教材内容?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由此,全面审视与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基本历程与内在逻辑,创新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对于切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思政课教材建设史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建设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德智体兼全的新社会未来的主人成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提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在此背景下,学校思政课围绕培养具有正确的思想意识和革命气质的社会新人,开启了上下求索的艰辛历程,思政课教材建设也随思政课程的命运变幻而“波澜起伏,忽而冲上浪尖,忽而跌落波谷,在曲折摇摆中颠簸前行”。

    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被提上重要日程的标示性事件是1979年5月《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一文的发布。《问题》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如何分工衔接,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从此,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成为摆在思政课建设中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也成为思政课教材建设的一条主线、一个硬骨头。根据各个时期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举措与发展重点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尝试探索、初步推进、全面铺开、系统发展、深化改革等五个历史阶段。

    其一,尝试探索阶段(1978—1984):重构课程,避免内容重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解决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在思政课教材内容上的大量重复,实现大学与中学思政课的衔接,党和政府以优化课程设置为重要举措,力图通过课程设置上的一体化来实现教材建设的一体化。这一时期主要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等重要文件,在高校探索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中学探索开设了《青少年修养》《法律常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政治课程。但是这一时期高校思政课教材的编写主要是自编为主、国编为辅,而中学的两套思政课教材则是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因此不可能在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上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却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起步阶段,为后续探索奠定的坚实基础。

    其二,初步推进阶段(1985—1993):顶层设计,强调循序渐进。

    不同于尝试探索阶段的各自为阵和修修补补,初步推进阶段的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工作有了顶层设计上的新突破。1985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通知》不仅对大中小学思政课的主要内容和要求进行了分段规定,而且明确提出“编写出几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新教材,是改革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学的中心环节”;更成立了全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统筹规划课程设置、教材编辑审定等相关工作。这一系列重要举措都旨在根据青少年不同时期的思想、知识和心理发展特点,建设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思政课一体化教材体系。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复杂性使得其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跋涉过程。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开始注重对其进行顶层设计,但是成效却并不明显。1992年5月24日,教育部何东昌部长在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教科书、教材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概念太多,生动的、有说服力的事实太少,这要改。……不能把中学的课程变成大学某个理论课程的浓缩,中学政治常识不能变成大学政治学的浓缩。”

    其三,全面铺开阶段(1994—2003):加强统筹,注重整体衔接。

    在初步推进阶段的顶层设计基础之上,中共中央进一步将思政课建设放到整个德育工作之中进行统筹考虑,从更加宏观与系统的层面对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将思政课置于德育工作系统之中进行全盘考虑,也是首次将“整体衔接”作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与要求,这意味着思政课教材的一体化建设不仅仅是纵向阶段上的一体化,更有横向要素上的一体化,即思政课教材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管理等教学要素的一体化,标志着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其四,系统发展阶段(2004—2013):强化管理,注重有效衔接。

    进入21世纪,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课程内容重复,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的顽疾依然存在。同时,面对中共中央发出的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道德素质和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建设的迫切要求,教育部进一步加强了对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于2005年出台了《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力图“把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基本素质教育贯穿始终,使大中小学德育纵向衔接、横向贯通、螺旋上升,不断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为此,《意见》不仅明确提出“坚持把有效衔接、分层实施、循序渐进、整体推进作为根本要求,始终保持学校德育的生机与活力”;而且对大中小学各阶段德育的目标、内容、课程设置和教学实施等进行了整体设计与明确规范;更成立了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大中小学德育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审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其中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统筹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设计、大中小学德育课程标准制定和教材编写,以保证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内容的衔接。这是新世纪以来首次对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系统考虑与顶层设计,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五,深化改革阶段(2014至今):革新机制,注重有机衔接。

    21世纪初,大中小学思政课都进行了系统改革,高校思政课执行了“05”方案,中小学思政课在全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浪潮中奋勇前进,实施新全新的课程标准与教材体系,但这依然没有改变“高校、中小学课程目标有机衔接不够,部分学科内容交叉重复,课程教材的系统性、适宜性不强”等问题。为此,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课程改革阶段,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目标是,“基本建成高校、中小学各学段上下贯通、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科学合理的课程教材体系”;重要任务是,“统筹小学、初中、高中、本专科、研究生等学段(包括职业院校)。进一步明确各学段各自教育功能定位,理顺各学段的育人目标,使其依次递进、有序过渡。要避免有的学科客观存在的一些内容脱节、交叉、错位的现象,充分体现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统筹课标、教材、教学、评价、考试等环节。全面发挥课程标准的统领作用,协同推进教材编写、教学实施、评价方式、考试命题等各环节的改革,使其有效配合,相互促进。”

    同时,《意见》更将“编写、修订高校和中小学相关学科教材。教材编写、修订要依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等要求,加强各学段教材上下衔接、横向配合”作为全面深化课程改革阶段应着力推进的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改革加以对待。事实上,教材是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因此,自2016年开始,中共中央从国家事权的高度对大中小学教材一体化建设进行了总体设计与系列部署。2016年10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也在制度层面上明确了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2017年7月,国务院成立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2018年5月,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自此,决策、实施、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得以形成,为推进教材建设提供了全面的组织保障。

    思政课教材建设的内在逻辑

    从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始终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纵线,即不同学段与阶段上的教材一体化建设,主要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等不同学段之间,以及各个学段内部不同年级之间的纵向衔接;二是横线,即教育教学要素上的一体化建设,主要指教学目标、教材知识、教材组织等教育教学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纵线与横线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逻辑网络与建设图式,进而生动演绎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即系列化的教育目标设计是起点,目标导向的教材内容选择是核心,教学逻辑化的教材内容组织是关键。

    其一,系列化的教学目标设计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起点。

    在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历程中,我国一直非常重视根据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思政课教学目标进行整体化、系列化设计。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更加重视思政课目标规划在其教材体系以及课程改革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将“整体规划思政课课程目标”作为“完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的首要举措,并且对各阶段思政课目标进行了系统设计,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

    其二,目标导向的教材内容选择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核心。

    教材内容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系列化教学目标的设计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教材内容来支撑。因此,目标导向的教材内容选择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围绕思政课教学目标来设计教材内容。比如,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就在明确了各阶段教育目标的基础上,规定小学以“五讲四美”、初中以道德与法制、高中以经济与社会、大学以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为主要教学内容。

    教育部在2005年发布的《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中也在各阶段德育目标规范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应的教育内容,即小学阶段开展做人做事基本道理和文明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开展尊重国旗、国徽,热爱祖国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基本生活常识和安全教育;中学阶段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基本国情和时事教育,民族团结和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公德和劳动技能教育等;大学阶段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加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加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等。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不仅提出了“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在保持思政课必修课程设置相对稳定基础上,结合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形成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而且强调“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素养为重点,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如何编好思政课教材

    在课程论中,教材内容组织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但大大地影响教学效率,而且深深地左右主要的‘教育(或行为)’改革发生在学习者身上的程度”。也就是说,相同的教材内容,如果采用不同的组织方式可能带来迥异的教学效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的教材内容组织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关键。

    关于教材内容的组织方式,根据组织知识的主要依据,可以划分出三种观点:一是学科中心组织,即主要按照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组织和呈现教材内容,有利于学生获得系统化的学科知识,但不易激发学生兴趣;二是学生中心组织,即主要按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认识规律来组织和呈现教材内容,有利于学生对教材内容产生亲切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不利于高效率地获取系统化的学科知识;三是社会问题中心组织,即主要按照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为中心来组织和呈现教材内容,有利于获得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性知识与能力,增强其社会适应力,但主要适用于综合性学科。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教材内容的组织方式,各阶段大不相同。总体而言,高校思政课教材的组织方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几乎都是采取的学科中心组织方式;中学思政课教材的组织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体经历了学科中心组织、学生中心组织、社会问题中心组织三个发展阶段。

    2001年之前的一个阶段主要采用的是学科中心组织方式,当时各阶段的思政课教材主要是政治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体系的浓缩版;2001年至2017年,在充分考虑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与认知规律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了以生活逻辑为主线,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组织方式,因此带有明显的学生中心取向;随着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版的发布,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设计必修课程的整体框架,包括四个模块。模块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循历史进程,讲述为何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块2‘经济与社会’;模块3‘政治与法治’;模块4‘哲学与文化’。依托模块1的基本原理,讲述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显然,新时代高中思政课教材的组织方式已悄然从学生中心组织转为社会问题中心组织。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呢?《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课程内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也就是说,可以从有利于促进各阶段有效教学,即遵循学生各年龄阶段特点的教学逻辑的角度去考虑各阶段思政课教材内容的组织方式。由此,教学逻辑化的教材内容组织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关键。

    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比如,系列化教学目标体系和目标导向的教材内容体系已较为成熟与稳定,决策、实施、研究三位一体的教材建设工作格局已基本形成;但是,从现实来看,内容重复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教材一体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换言之,“教材管理中存在的条块化、碎片化、分散化等诸多弊端,严重制约着教材管理效能的发挥,迫切需要教材治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局部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

    管、研、编是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三个关键环节。其中,管处于领导地位,直接决定着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工作的总方向与总思路。当前,国家成立了教材委员会和教材局,2019年又在《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思政课建设被纳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重要议事日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科学制定教材建设规划;教育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对不同类型思政课建设分类指导。这一系列组织和分工是对思政课教材一体化管理体制机制的又一重要创新。

    然而,值得注意的,在众多的管理和指导机构中,需进一步厘清国家宏观管理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责任主体以及主体责任。

    教材研究为教材编写提供重要支撑。2018年5月,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标志着教材研究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创新,课程教材研究所下辖的“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小学德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中学德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与思政课教材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加强教材研究,健全教材建设支撑体系,提高教材质量水平,2018年教育部启动了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计划,并于2019年公布了首批11个研究基地,其中与思政课教材直接相关的基地就有5个,即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领衔的“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教材研究基地”,人民教育出版社郭戈研究员领衔的“中小学(含中职)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教材研究基地”,南开大学寇清杰教授领衔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研究基地”,北京大学顾海良教授领衔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吴潜涛教授领衔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研究基地”。这5个基地既有一体化教材研究基地,又有重点关注中小学思政课和高校某一门思政课教材的研究基地,布局良好。

    然而,从新时代对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要求来看,现有的研究体制机制还需进一步创新。其一,在研究人员的培养上,应在各相关二级学科下增设教材学研究方向,以稳定一批专业的研究团队长期进行深入、持续的科学研究,同时有利于培养一大批专业的教材研究新生力量。其二,在研究基地的布局上,应增设“高校思政课教材研究基地”,以对高校几门思政课教材之间的有机衔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三,在研究资源库的开发与利用上,应建立思政课教材数据库,包括各个时期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并且将数据库免费公开,供全国各地的教材研究人员使用,提高教材研究效率。其四,在研究条件的保障上,应围绕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凝练出一批亟需研究的系列课题,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以及各级项目中单列申报、重点支持,以在短期内聚集一批力量、攻关一批课题、产出一批较高质量的成果。

    思政课教材在使用时间上的长跨度性(从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阶段的各个年级都要学习)、学科内容上的宽领域性(涉及政治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以及研究基础上的薄弱性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思政课一体化教材的编写异常艰难。但是,新时代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又迫使思政课一体化教材的编写势在必行。鉴此,创新现有的思政课教材编写体制机制迫在眉睫。

    其一,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材编写委员会。其实这一制度早在2005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中就已提出,即“成立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审委员,统筹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设计,统筹大中小学德育课程标准制定和教材编写,保证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内容的衔接”。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确保这一政策落到实处。现在,随着国家教材委员会、教材局以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的相继成立,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材编写委员会正当其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材编写委员会主要应由当前各阶段思政课教材主编和编者构成,以后可以陆续将相关研究人员和后备编写力量扩充进来,委员会的成立能够为各阶段思政课教材编写团队提供交流平台与组织保障。

    其二,实行课程标准制,即一体化研制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并将课程标准作为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因为“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应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和评价建议”。换言之,通过编制一体化的思政课课程标准,可以对大中小学各个阶段思政课教学的目标体系进行操作化的界定,可以对各个阶段之间以及阶段内部思政课教学目标、教材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教学要素进行通盘考虑与整体设计,进而在一体化视域下确定各阶段思政课教学目标、教材内容、组织方式等教材编写核心要素,为科学、有序地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的一体化建设提供重要依据与编写准绳。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目前高校思政课教材没有课程标准,中小学各阶段课程标准也没有一体设计,这严重阻碍了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的一体化建设进程与质量。鉴此,当务之急是恢复高校思政课课程标准制,并且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标准制,通过科学的一体化课程标准为科学推进一体化教材编写铺平道路、奠定基础、提供依据。

    (本文作者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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