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三个理由要求我们简要地关注一下美国文化和管理风格。首先，对美国读者来说，了解影响决策和行为的文化因素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自我了解可以帮助美国读者适应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伙伴共事。其次，对美国文化陌生的读者，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那些来自美国的商业伙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些知识将让每个人在处理跨国业务时都更加有耐心。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商业文化已经流传至世界各地，就像80年代日本管理实践被到处模仿一样。在美国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管理实践不一定在所有地方都适合。。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理解它们的基础将帮助每个人在采用、适应或拒绝美国实践方面做出决定。彼得·德鲁克的忠告在很多时候是适用的：“不同的人必须被不同地管理。”

关于美国文化是建立在哪些最重要的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一问题，存在不少分歧。下面只列出了那些跨文化评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观念：

“主宰命运”的观点·独立的企业作为社会行为的工具·基于效能的人员选拔和奖赏·基于客观分析的决策·广泛分享决策权·精益求精·竞争产生效率主宰命运”的人生观是美国的管理思维的根本。简单地说，人们能够充分地影响未来;它们控制着自己的命运。这个观点同样反映了这样的态度：虽然运气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未来，但相应地，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实现期望的决心和对时间的有效利用给了人们对命运的控制权。相反，很多文化里对生活都有一种宿命感。他们相信个体的命运是由一种更高的力量决定的，所发生的事是不能控制的。在美国，计划、控制、监督、承诺、激励、进度安排和截至日期都受到个体可以控制未来的观念的影响。回想第4章里，美国在霍夫斯坦德的个人主义量表中得分最高。在倾向于集体主义和宿命的文化中，这些好的商业实践可以被应用，但是涉及最后的结果就很难说了。毕竟，如果一个人相信未来是由一个不可控的更高的力量决定的，那一个人的付出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接受独立的企业是社会行为的工具这样的观念是美国企业的基本概念。一个企业被认为是有规则和持续存在的整体，以及独立的重要的社会机构。这样的认识能导致一种服务公司的强烈义务。有时候，公司是高于家庭、朋友或者其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的。这与墨西哥人持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强烈地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远比工作和公司重要得多。和个人能控制自己未来的观念相吻合的是，美国人相信人员选拔和奖赏必须基于效能。美国经理在选拔、晋升、激励或开除某人时强调为工作岗位选择最合适的人员，只要他们的绩效满足期望的标准，就留用他们，而且只要达到要求就持续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其他文化，友谊或家庭联系可能比组织的活力更加重要，选择的标准、组织和激励都与美国公司大不相同。在一些文化中，组织扩大规模来容纳尽量多的朋友和亲戚。如果一个人知道晋升基于人际关系和友谊而非效能，那就失去了一种基本的激励力量。另一方面，在很多其他文化中，来自一个群体的社会压力经常能起到很强的激励作用。

在美国，人们相信，企业决策应该基于客观分析以及管理者应努力追求科学化，这种强烈的信念深 深地影响了美国管理者对待决策的客观性和数据的准确性的态度。虽然判断和直觉对决策来说也很重要， 但大多数美国管理者相信决策必须基于准确的相关信息并获得这些信息的支持。因此，在美国的企业中’ 非常强调收集信息和在组织各个层面自由分享信息，以及在评估商业方案和决策时发表坦率的看法。在 其他文化中，这种依据事实和理性来进行决策的方式并没有那么重要;数据的准确性甚至数据的恰当 报都不是首要的条件。而且，现存的数据经常只是给少数人看的。美国企业中在处理数据时的坦率在一 些文化中不是容易地能做到的。

与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和基于效能的晋身相一致的是，应广泛分享决策权这一流行观念。虽然在美国企业中做决策并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但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即组织中的个体要求而且事实上也需要为持续发展承担决策的责任。因此，决策往往是分权式的，决策的能力和责任落到较低层次的管理者身上。在很多文化中，决策是高度集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认为，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权力或能力来做出决策。比如在中东，只有高层管理者才做决策。隐含在美国企业经营方式中的一个关键价值观可以通过精益求精来体现。美国永远是一个相对活跃的社会;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一个流行的问题是“这个能够做得更好吗?”体现在管理观念上就是’相信变化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不可以改进的。事实上，一个人通过效能来获得提升往往也和他改进的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切以结果说话;如果为了达成目标，有些做法必须改变的话，那么就改变。而在其他文化中，领导者的力量和权力通常不是取决于改变，而是取决于现状需要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前提上。

提出改进的建议意味着那些掌权的人失败了;低层次的员工提出进行变化的建议将被视为是对另一个人的威胁，而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敏锐的、充满活力的个人的建议。也许，西方管理实践中最根本的还是竞争是产生效率、改进和更新的关键的观念。戈登‘季柯在电影《华尔街》里最通俗地表现了这一点：“贪婪有益”。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写下了英语中最重要的一句话：“通过追求自己个体的利益，一个人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往往比他真正有心要促进社会利益的时候还要有效得多。”。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它通过证明竞争行为有利于社会和组织而为竞争做辩护。销售人员之间的竞争(比如，销售竞赛)是一件有益的事，因为它促进了更好的个人绩效’最终带来了更好的企业绩效。同理，企业之间竞争，使社会变得更美好。但是，在其他文化中，管理者和决策制定者往往不会接受这种“贪婪有益”的观点。相反，合作更加突出，效率是通过减少交易费用来实现的。后面的观点在像中国或日本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更加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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