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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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辩证法

2024-05-26 21:13|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自卢卡奇始,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问题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以及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解释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本文将对这三种观点作简要的勾画,并力图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

 

一、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

 

卢卡奇是最早试图从辩证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卢卡奇在总结当时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会随着经济危机而自然崩溃的观点丢掉了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法,丢掉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阻碍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承当者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因而对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卢卡奇试图以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革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通过赋予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在马克思方法论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在历史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以唤醒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

卢卡奇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方法的本质。”[1]所谓总体的观点,就是“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2]。它的基本原则是:强调整体对于局部具有方法论的优越性,局部的本质有赖于从整体上进行说明,而整体却不能归结为孤立的局部的总和。据此,卢卡奇极力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推崇的自然科学孤立静止的研究方法。他说,虽然孤立化的研究方法对于个别研究领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社会,就会掩盖社会的整体的本质。因为用孤立、直观的方法看到的事实往往是一种假象,它与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真正事实大不相同,甚至是颠倒的和相反的。卢卡奇说,为了能够从现存的“事实”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就必须了解这些事实本来的历史制约性,抛弃那种认为它们是直接产生出来的观点,而代之以对这些事实进行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也就是说,必须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他强调,如果抹杀了或摒弃了这种总体的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理解。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总体的辩证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缺乏总体的思想,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制约性,只是在永远有效的范围内去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因而只能停留在直接的物化的认识水平上,而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趋势。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惟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3]

    为了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卢卡奇在强调要把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理解的同时,循着黑格尔关于“真理不仅被把握为实体,而且被把握为主体”的思路,把总体理解为同一的主体-客体自我实现的历史过程,并通过用无产阶级取代黑格尔绝对观念实体,把无产阶级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同一的主体-客体的化身。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高到在历史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地位上。他论证说,总体不仅决定认识的客体,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只有当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在现代社会里,只有阶级才能作为一个总体。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不可能达到总体性的认识水平,惟有无产阶级才能突破物化意识,达到对总体的认识,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自身的阶级地位。无产阶级对自我的认识也就是对社会总体的认识。

在卢卡奇看来,一旦无产阶级意识成熟为社会总体的认识,也就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为这时的无产阶级意识已经成长为过程本身的意识,成为带有实践性质的意识,无产阶级也因而真正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成为改造现实的决定性的力量。卢卡奇指出:在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的辩证统一中,“阶级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反映,也是它的动力。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思想的主体,一下子打破了无所作为的困境,即由纯规律的宿命论和纯意向的伦理学造成的困境。”[4]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对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永恒不变的观点和消解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宿命论,进而论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使他的理论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并最终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这种辩证法的解释虽然葆有强烈的革命性,但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了科学的特征。

 

二、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不满卢卡奇以来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带给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污染”。为此,他提出一种结构辩证法,试图以此来消解卢卡奇及其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解释为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观点,进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我们可以从他对结构因果观的主张中看到这种结构辩证法的基本特点。阿尔都塞指出,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因果观有两种:经验主义的线性因果观和理性主义的现象因果观。线性因果观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它把原因和结果看作单线性的一物及于另一物的传递关系,这种模式源于伽利略、笛卡尔,又为考茨基、布哈林等人所推崇;现象因果观的模式是把所有结果都看作是一个内在本原的衍生物,虽然它可以描写整体对于部分的优越性,但这一整体却是没有结构的。这种因果观在莱布尼茨、黑格尔那里得到典型表现,又为卢卡奇、柯尔施等人所摹仿。阿尔都塞认为,与上面两种因果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因果观是一种结构因果观。结构因果观把本质变成疏散在它的要素中的结构,变成一种内在于它的结果中的原因。

从因果观的比较中可以看到,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并不否认总体或整体概念,但这种总体不同于卢卡奇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总体,而是一种结构的整体。“多元决定论”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结构整体观的观点。阿尔都塞通过比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总体概念后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简单原始的矛盾既是总体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它是唯一决定性的力量。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原始简单的统一体消失了,代之以有结构的复杂整体。“每个矛盾、结构的每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各环节间的一般关系,都是复杂整体的本身的存在条件”。[5]虽然在复杂结构的整体中各个要素具有主从关系,但却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要素还原为或归结为另一个要素。在这一复杂整体的过程中,各种互相联系的矛盾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矛盾虽然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结构整体而实现的,所有矛盾都在促使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起了本质的作用,这正是有结构的统一体的本质特征。阿尔都塞对此指出:“总之……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在起作用,而且为同一个目的在起作用,尽管这些矛盾的产生原因、意义、活动场合和范围不尽相同,有些矛盾甚至根本不同,但它们却‘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因而不能再说只是一般矛盾单独在起作用。……这些‘不同矛盾’之所以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其根据在于它们特有的本质和效能,以及它们的现状和特殊的活动方式。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机构分不开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6] 

从结构辩证法的立场出发,阿尔都塞公开反对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整体就是结构,是现存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仅仅是横向的,对它研究无需历史的参与。他论证说,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现实资产阶级社会,虽然这一社会被看做是历史产生的结果,但要理解这一社会,远不能从这一结果的起源理论那里得到,而只能从“机体”即社会现实结构的理论那里得到,在这里无需起源理论以任何方式的介入。他说:“关键问题是:这种共同存在,‘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的这种联系,各个环节的互相依存关系不能在‘运动、顺序、时间的逻辑’中来考察。”“必须把思考的顺序颠倒过来,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够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的形式,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7]这与卢卡奇强调历史向度的立场截然相反。

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也表现出强烈的消解主体的倾向。同卢卡奇把主体提升到总体的地位相反,阿尔都塞把历史看作是“没有主体的过程”。在他看来,在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人只是关系的“承担者”和“使役”。如果一定要寻找历史主体的话,那么生产关系及其他关系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然而,“由于这是一些‘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主体的范畴”。[8]

可见,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与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正好站在对立的两极。卢卡奇的辩证法强调历史的研究却忽视了系统和结构的研究,试图维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却因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而最终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阿尔都塞的辩证法强调系统和结构的向度却轻视历史研究的意义,力图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却因以结构完全消融主体的地位而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失去了批判性和革命性。

 

三、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

 

伯特尔·奥尔曼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尔曼显然察觉到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两极解释既有深刻的一面,又有明显的片面性。他提出的内在关系辩证法,显示出了试图综合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合理因素同时又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进而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旨趣。

奥尔曼责备卢卡奇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者没有循着内在关系哲学的思路来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正确的解释。而在他看来,内在关系恰恰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的根据和支柱。内在关系哲学的基本信念是:构成整体的那些关系表现在整体的部分之中,每个部分本身与其他部分直至包括进入整体的一切事物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被纳入自身是什么的规定之中。在这里重要的是,关系与事物是不可分的,任何事物所处的关系都是该事物自身的本质。例如,同那种认为资本是一种事物,而它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事物的观点不同,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本身是一种关系,物质生产资料和劳动、价值、商品等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当做资本是什么的部分而深入资本之中。马克思把“事物本身”称为“它们的相互联系”。而且,这种关系在时间中向后和向前延伸,以至于资本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的过程中的存在条件,及其向未来发展的潜在都同样被看成了它是什么的部分。

奥尔曼把这种将现实当作由内在相联的部分构成的总体观与“原子论”的总体观和“形式主义”的总体观进行对比和区分。按照奥尔曼的看法,“原子论的观点”从笛卡尔一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这种观点把总体看成单个部分的总和,无论这种单个部分是事物还是事实。“形式主义的观点”出现在谢林、黑格尔以及许多现代结构主义者那里,这种观点认为总体是独立于部分之外的,并完全支配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历史主体就是整体先在的、自主的趋势和结构。据此,奥尔曼批评了阿尔都塞结构总体观,认为“阿尔都塞的根本错误在于误用了结构的概念,与黑格尔误用观念的概念的方式极为相同,即,在考察许多具体事例(······)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概括被当成了独立的存在,然而它被说成是决定着使它得以产生的事例本身。”[9]

奥尔曼认为,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在马克思由内在关系构成的整体那里,整体在结构上与其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事件、过程以及现实世界的条件——是相互依存的。在各个部分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发展中,整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使其在早期阶段的内在可能性变成现实。通过这种不断的变迁和相互作用,我们向后可深入现在的起源,向前可看到现在可能的未来,因此,这种不断的变迁和相互作用是这个世界首要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相互依存是结构性的即植根于相对稳定的联系中,所以,同样的相互作用给予了这种整体相对的自主性,使它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与它的部分发生关系。

基于这种总体观,关于事物的过程观(包含着事物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和关系观(把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做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就不是相互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例如,关于资本,马克思在把资本作为一个过程进行抽象时,完全将资本的原始积累、积累和集中(总之,资本的真实历史)作为资本本身的一部分包括了进来;而把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抽象则将它与劳动、商品、价值、资本家以及工人(或任何促成了它的产生和功能的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作为它本身的构成方面而放到了同一名称之下。总之,马克思借以思考和研究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要素都既被抽象成了过程,也被抽象成了关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奥尔曼同阿尔都塞最大的不同是,阿尔都塞强调结构性的关系而把自己的视野封闭在横向的现在关系中,并因而否定从现在关系中研究历史演变的可能性;而奥尔曼的内在关系下的现在不仅包括横向的关系,也包括了纵向的关系,而且任何一种事物都同时既是横向关系也是纵向关系。“这样一来,现在就不再是思想的牢笼,而与过去和未来一样,成了一个暂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与这一过程的其余阶段有着必然的和明显的联系。正是通过分析被以这样的方式加以思考的现在,马克思才自信能够看见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轮廓。”[10]以对资本的分析为例,奥尔曼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不仅仅是用来创造财富的物质生产资料,相反,资本还包括了这些具体生产资料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原始积累”,甚至包括一切使资本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财富成为可能的东西。而且,资本把现在正在发生的资本积累与它的集中和积聚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世界市场的发展和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影响统一起来了。他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增加剩余价值的趋势,和随之扩大生产的趋势,以及因此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包含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种子,这还清楚地表现在:资本日益社会化的特征,以及物质生产资料日益脱离资本家的直接控制,使资本家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还要多余”,[11]等等。

正是由于内在关系辩证法既关注结构的向度也关注历史的向度,奥尔曼坚持了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暂时的、过渡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观点,从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奥尔曼注重对关系的分析,而不像卢卡奇那样,简单地把社会总体归结为同一的主体-客体并最终用主体吞没客体,从而也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可见,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既超越了卢卡奇也超越了阿尔都塞,他为我们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注释】

[1][2][3][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77、77、91页。

[5][6]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6、78页。

[7][8]阿尔都塞、巴里巴尔:《 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9、209页。

[9][10][11]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8、208、80页

 

(原载《理论视野》2011年第2期。录入编辑:佳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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