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洋谋生:毛里求斯华人移民历史与现状

毛里求斯位于印度洋西南端，马达加斯加以东约800公里处，靠近非洲大陆，属热带气候，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珍珠”。毛里求斯人口以印度人为多数族群，其中印度人掌控政界，华裔与欧裔移民人数较少。毛里求斯曾经历种植园殖民时期[3]，先后被荷兰(1638－1710)、法国(1715－1810)与英国(1810－1968)殖民。1968年3月12日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奉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1992年3月改行共和制。尽管在官方以及教育领域主要使用英语，但由当地人发展出的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语，仍在各族群以及族群内部日常交往中通用。毛里求斯大部分国民信仰天主教，华人虽也信仰天主教，但也有不少人信仰佛教和民间宗教。

据记载，1654年5月1日，第一位华人随荷兰人登陆毛里求斯[4]。较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则始于18世纪中期，大多来自福建、广东。起初是将毛里求斯作为前往马达加斯加乃至非洲的中转站，随后才逐渐定居于此，其中少部分在种植园劳作，大多则以经商为生[5]。毛里求斯华人大部分来自华南地区，以广东客家人为主。殖民统治之下的经济拓张与劳力需求，成为华人来此的主要动机。但是，与加勒比海和南美洲的华人劳工有所不同，除契约劳工外，毛里求斯还有一部分以经商为目的自愿迁徙的华人。其中，一部分华人在毛里求斯成亲后又再携家室迁至南非。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当地华人移民的持续流动，也成为毛里求斯华人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

毛里求斯的广东移民多来自南海、顺德地区，自称南顺人。1840年后，还有一批来自新加坡、槟城和加尔各答的华人劳工[6]。1860年后，来自梅县的客家移民逐渐增多。1874年，毛里求斯有广东移民2 000人，客家移民1 500人，福建移民500人[7]。1949年后，来自中国的移民逐步减少，华人人口进入自然增长阶段。据1972年族群人口调查显示，当时毛里求斯华人人口约25 000人，占全国人口4%，以客家人为主[8]，其余祖籍有南顺、福建、湖北、山东、上海[9]。2016年，毛里求斯全国人口129.35万人，其中华人人口近3万人，占总人口2.3%[10]。

相对福建、广东移民而言，客家人一直往毛里求斯迁徙，较为年长的客家人仍能讲客家方言，其中一部分还能说普通话，许多人与中国家乡保持往来。通过当地华人的传记，我们得以了解客家早期移民的大致状况，如Louis Ng Cheng Hin为其祖父Jean Ng Cheng Hin所写传记。Jean Ng先生1858年出生于梅县，1884年经由印度到达毛里求斯，他的兄长已早先到达。Jean的第一份工作是在St.Hubert乡村的杂货店打工。之后，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商行和烟草公司，并成为Adam＆Co航运公司的正式代理，负责毛里求斯与中国之间的航运，期间，他还从中国招募不少工人。此外，他还是新华学校的联合创办人[11]。

另一位知名的客家移民为Lim Fatt Voon，生于1882年，年少时来到毛里求斯投靠三哥，旅居9年后返回中国，准备将妻儿带来。二战前，他们一家居于香港新界元朗，其后代中杰出者为Man Chiu Lim Fatt先生，即现仁和会馆会长[12]。

早期的中国移民，鲜有女性移民海外。1881年，毛里求斯仅有8名华人妇女[13]。1911年，华人妇女人数增至355人，其中134人来自中国[14]。因此，早期华人男性移民大多与当地女性通婚。而今，人数较少的福建人大多不会讲汉话，语言上基本被同化，抑或再次移民至其他国家。当地广东人通常讲克里奥语或英语，部分新移民继续讲广东话与普通话。现在毛里求斯的华人绝大多数为客家人，据客属会馆负责人估计，客家人约占华人人口的90%，一部分客家人仍会讲客家话，但年轻一代大多讲克里奥语。

此外，毛里求斯远离中国本土，在过去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往来两地，并非易事，这也是当地华人克里奥化的另一重要原因，除去克里奥语的日常运用外，人名也体现出明显的地方化特征。在毛里求斯，父亲的全名，将作为儿女的姓，如我们认识的一位华社领袖Chan Foon Kan CHAN SHE PI，他的姓氏“Chan She Pi”即他父亲的全名。因此，毛里求斯华人的姓名便带上了独特的地域特征。18世纪以来，毛里求斯华人渐渐转向以经商为生。20世纪70年代，当地华人响应政府“工业爱国”的号召，投资工业自由区建设[15]。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交通航运的迅猛发展，新移民逐渐移入，来源扩展至中国其他省份。目前，毛里求斯华人经济发展日趋多元，从事商业与工业者约占75%，自由职业者和公职人员约25%。其中商业中又以零售业为主，全岛现有华人商店约四千家，其中首都路易港约有一千多家，而经济实力较强的华商也开始涉足进出口、工业、船务、银行、保险等行业[16]。

二、华人社团:文化适应与公共空间

华人移居世界各地，社团在其地方适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早期华人移民多以契约劳工为主，但在其获得自由，并在当地定居之后，社团亦随之成立，以便于在异国他乡联络情感，拓展关系，互惠互助。在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团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早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华人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乃至宗教信仰成立的社团众多，成为凝聚华人社会的重要力量。自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以来[17]，华人社团研究成为透视华人社会的极佳棱镜[18]。其中，大多研究关注社团的组织形态与社会生活，而施坚雅则着力考察华人社会的领导结构[19]。通过华人社团的研究，我们不但得以管窥华人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差异性[20]，进而理解华人移民的迁徙历史、与地方社会及中国家乡之关系，以及华人居住国与中国的外交往来等。因此，对不同时期的华人社团领袖及成员的访问，可以从生命史的角度，理解各地华人的社会生活、跨国关联乃至中国政治经济转型与发展对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华人移民的聚居，大多与商贸相关，毛里求斯也不例外，商贸发达且交通方便的路易港自然成为华人最初的居住地。1817年，路易港已出现“中国村”，而居于乡村的华人，平时也会到路易港进货出货，期间多借住于各方言群的会馆。因此，他们有时也将会馆称为“旅馆”，如“仁和旅馆”。如今，在路易斯港的城市空间中，最能感受到华人文化氛围的，便是散布于唐人街中的各种华人庙堂、会馆、学校，充分体现出唐人街作为族群空间的文化特质，同时与周围殖民时代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述，我们的调查也是从参与财神诞午宴开始的。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唐人街逐渐成为当地颇具特色的文化景观与旅游观光地，华社领袖乃至市政机构，都期望借旅游以及各种华人文化展演，重新激发唐人街的活力，并将它作为毛里求斯多元文化的重要体现。

在毛里求斯，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华人社团当属客家社团。最早为嘉应同乡会，成立于1861－1874年间，之后更名为仁和公司，进而更名仁和会馆。其实，会馆正式名称为Heen FohLee Kwon，为仁和旅馆的客家话发音。从前，来自路易港之外的客家或华人移民可以暂居会馆，这也是会馆被称为旅馆的最初缘由。1874年，客家人建立了自己的关帝庙，并成为当时客家社团的总部，为与早期福建移民修建的关帝庙加以区别，该庙以关羽之子关平命名，关平庙的侧殿中还供奉着历代客家先贤的牌位，寺庙庭院一侧则设有土地伯公神龛，门前对联为“和气乃致祥，仁道必获福”。如今，仁和会馆是毛里求斯最为活跃的华人社团，新总部设于Dr.Joseph Riviére街，由财神庙以及位于庙旁大楼二楼的办公室组成，还附设华侨书报社活动中心。财神庙大门牌匾仍为仁和旅馆，办公室则挂有仁和公司的标牌。寺内供有财神像，神像下方供有五方龙神神位，与梅州客家地区相似。我们访问当天(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恰好是财神诞，很多华人前来上香祈福。中午，会馆在二楼大厅设宴招待同乡，吴副会长邀请我们加入，席前，本地出生的林会长用克里奥语致辞，他仅懂得一点点客家话。

仁和会馆在唐人街拥有房地产，这也成为社团运作的经济保障。仁和会馆成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客籍商人与客家族群的权益，以及调解族群内部的纠纷。同时，会馆也在新华中学的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华小学建于1912年，由客家商人Lai Fat Fur、Koo Venpin与Ng Cheng Hin发起创建，仁和会馆出资出房。1947年，学校拥有18间教室，39名教师，一千余名学生。20世纪5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子女送往政府学校学习英语和法语，华文学校学生数量有所下降。1972年，学校中学部停招，至70年代中期，小学部停招，只留下周末培训班[21]。2004年，毛里求斯政府将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语言考试成绩纳入小学六年级考试总分，这为华语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22]。毛里求斯另一客属同乡会为毛里求斯客属会馆，该会馆历史上为亲台湾的华人社团，但随着时间流逝，如今毛里求斯华人不再因政治因素而强调亲中、亲台的区别。该会馆会长与中国大使馆以及台湾驻毛里求斯办事处均保持良好关系。在招待我们的午宴中，他还邀请了毛里求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李氏宗亲会秘书，以及仁和会馆副会长共进午餐。可见，虽然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但私交甚笃，也充分体现出由私人关系叠加而形成的华人社会执事关联。而这种多重联结，也成为社团多样化状况下共同开展活动的重要纽带。

毛里求斯的广东人也有自己的同乡会——南顺会馆，这是毛里求斯历史最悠久的会馆，因其成员来自广东南海、顺德而得名。会馆1859年成立，原名“南顺会公司”，1894年正式注册。会馆最初地址靠近跑马场，入口处可见南顺会馆四字。会馆兴建的关帝庙、天后宫都在附近。会馆还建有培英小学。现今的会馆大厦建于2004年，名为“南顺世袭大厦”。除去同乡会，另一个历史悠久且仍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为1908年成立的华商总会。华商总会最初名为华商公所，成立之初仅为零售商业行会，随后向政府注册为全国性华人经济社团[23]。作为自助团体，其创建目的是为保护和促进华商利益，协助新移民，提高华人社群福祉。近些年来，华商总会致力于推广保护路易港唐人街的文化活动。

在1991年，一个与唐人街相关的社团——唐人街文化协会注册成立，并负责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包括春节期间的文化表演，主要是舞龙、舞狮、太极及其他武术表演。1996年，当地华人还专门成立了春节委员会，负责春节庆祝联欢活动。2004年起，华商总会与路易港市政府、中国文化中心及其他华人社团合作，举办每年一次的唐人街饮食文化节，并出版纪念刊物。

除同乡会外，毛里求斯华人社会中还有众多宗亲会，如李氏陇西堂(SocieteDe Secours Leong See Tong)、温氏宗亲会(Wan Society)、林氏集义会(Lim Sip Nee Society)、张氏宗亲会(Cheong Shu LiKwan Society)、朱氏互助会(Chu Mutual Aid Society)、叶氏宗亲会(Nam Young Tong Ip Society)、梁氏互助会(LeungMutual Society)、陈氏世昌堂(Oy King Sar Chan)、钟氏敦睦堂、彭城堂等等。其中温氏宗亲会创建于1930年，当时集合了温、陈、吴和其他姓氏。之后，陈、吴两姓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宗亲会。在女性方面，毛里求斯华人女性社团主要有三个:华光妇女联谊会、华人妇联会、Plaine Wilhems妇女联谊会。在老人照护方面，毛里求斯有两所华人敬老院，分别为福禄寿联谊会以及华光敬老院。

教育社团在华人公共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毛里求斯华人教育社团包括华人中学协会、华人中学福利会(1942年成立)、华人中学家长会、新中同学会。随着毛里求斯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从中国留学归来的华人还成立了毛里求斯中国大专院校同学会，创造了传统血缘、地缘、业缘以外的新型社会关系。此外，华人社会中还有与文化、体育相关的社团:如1984年成立的Fa liung俱乐部，主要负责组织体育、康乐活动;1950年成立的Ya Chow体育俱乐部，则专注于篮球运动。近年来，一些文化类型的社团得以重建，如2006年成立的毛里求斯中华舞狮队、福舞组、玫瑰山太极与舞蹈团(1981年成立)等等。

此外，毛里求斯华人社会还建有不少寺庙及与之相关的社团，成为华人跨越亲缘、地缘、阶级的交往渠道。在我们所了解的十余座寺庙中，多为华人民间信仰的庙宇。其中，香火最旺的为普济寺(Pagoda Poo Thee Chee，在毛里求斯，华人一般用“Pagoda”指称庙宇)。普济寺由仁和会馆会长林梦超先生的曾祖母于1950年发起兴建。普济寺一楼正殿供奉释迦牟尼、观音和其他佛教神祇，二楼供有印度风格的释迦牟尼像，三楼供有由泰国政府赠送的泰式释迦牟尼像，体现出华人佛教信仰的多元与杂糅。颇有意思的是，一楼正殿还供有惭愧祖师的神龛，为梅州客家人所尊奉的神祇，显现出寺庙中的客家元素。

在路易港的Les Salines，面朝大海之处，坐落着1842年由福建、广东移民兴建的关帝庙。庙外随海风摇曳的棕榈树，使关帝庙显现出一种异域风情。庙中各种碑记，依稀可见当年闽、粤华侨活动的身影。庙中供有福建先贤陆才新(1796?—1874)的牌位，关帝庙即由其倡导所建。与各地关帝庙相似，关帝、关平与周仓的塑像被供奉于正殿，正殿一旁供有福德土地大伯公神位，有趣的是，关帝庙中的诸多神像旁都有注音标识，以方便不懂中文的当地信众辨认。关帝庙曾经是华人社会民间议事机构与慈善中心，2012年，关帝庙还举办了建庙170周年的庆典。如今，关帝庙由福建人、南顺人以及客家人共同管理，后两者均有各自的社团。关帝庙的负责人则由三个华人社团领袖轮流担任[24]。此外，还有中国侨民文物协会和关帝联谊会、仁和会馆的财神庙等，其它主要的民间信仰庙宇有供奉玉皇大帝的毛里寺玉帝天坛以及南顺会馆的妈祖庙。现存天坛建于1950年，每年华人会聚集于此，庆祝玉皇诞。

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多元发展，映射出当地华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华人同乡会与庙宇反映了华人的早期移民历史以及华人族群内部的多样性，其余的宗亲会以及与体育、福利、文化、妇女相关的组织，也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当地华人的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国之文化联系。这些社团及其提供的公共空间，也为华人移民重塑“家园”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场所。而华人商会以及新型校友会的发展，则体现出当地华人超越血缘、地缘联系，构建更为广泛的华人社会组织的需要。于宗教层面，天主教、佛教以及华人民间信仰在华人生活中的相互交织，更体现出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的多元、杂糅的信仰生态。华人学校以及作为族群空间的唐人街，则有助于维系华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活力。呈现于唐人街社团、寺庙各处的芳名录，记录着代代华人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和贡献，以“物”的形式强化着华人属性与认同。于社团发展模式而言，毛里求斯与马来西亚非常相似，尽管由于人口数量较少，其规模与复杂程度不及马来西亚。

三、中国崛起:跨国流动、经济联接与文化纽带

事实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早期的毛里求斯华人就重视与中国保持往来。毛里求斯知名的华人领袖邓旭升，1930年出生于梅县，1935年父亲亡故后随母亲迁至毛里求斯。中学毕业后，他在学校教了十年书，同时成为《华侨商报》的兼职记者。之后，邓先生开始从商，并成为众多华人组织的重要代表，并担任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第一任主席。邓先生支持新中国，并积极致力于推动中毛两国的友好往来[25]。1968年3月12日，毛里求斯宣布独立，周恩来总理向拉姆古兰总理致电祝贺。1972年4月15日，中毛两国决定建交。双方一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十分重视推动与毛里求斯之间的友好往来，双方联系、互动频繁，华人社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世纪80年代后，毛里求斯的工业自由区建设吸引了不少中国内地、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的华商，中国企业开始大量进入毛里求斯，也由此带来大量的工作移民。他们未必会在此定居，但他们的进入，对当地华人社会带来不少影响。而毛里求斯大力发展旅游业，也为华人餐饮与酒店业带来不少商机。此外，中国政府尤其注重与当地华人社团的往来，希望以此发展中毛两国友好关系。1988年7月1日，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在路易港成立，这是中国文化部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中心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教室以及展厅，并向公众开放。1989年，广东佛山市与路易港市缔结友好城市。

毛里求斯乃进入南非的重要中转站，历史上，华人移民大多经由毛里求斯再移民非洲。如今，毛里求斯政治经济稳定，并且关乎到中国走进非洲的战略布局。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毛里求斯，在当地公司或是中资企业工作，还有一些自由移民，希望来此寻求更好的生活。近年来，毛里求斯的华人新移民包括来自内地的劳工以及来自粤、港、台地区的投资移民。在路易港市，大部分餐厅的厨师都来自中国。而由于广东厨师薪水较高，有的餐厅也开始雇佣来自其他省份(如江西)的厨师，自然也会带来中餐口味的流变。他们的到来，丰富了当地华人的饮食方式。当然，也有一些厨师最终因为行业竞争、劳资关系等问题，在合约结束后选择返回中国。

在各种毛、中联系与文化交流的机构中，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可谓独树一帜。2013年8月，我们去中心拜访时，恰逢中心举办武术、舞蹈以及民间剪纸培训班，老师由中国派驻。其中剪纸艺术培训尤为突出，中心展厅还陈列了学员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充分体现了毛里求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交融，如用剪纸艺术剪出毛里求斯的国鸟“渡渡鸟”，以及一些原住民的图腾等。中心还设有汉语培训班，分为入门、初级、中级、高级等不同班次，吸引了不少当地年轻人，包括非华裔。同时还有一些年长华人参与，以求进一步学习普通话。中国文化中心也会配合当地华人社团举办各种活动，并牵线搭桥，促成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如协助华商总会，邀请中国歌舞剧团参加唐人街饮食文化节，并举办巡回演出。2010年4月10－11日，来自河北的艺术家参与了当年的饮食文化节。2011年5月7－8日，24名来自福建的歌舞演员在饮食文化节中演出等。

随着中国崛起及其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毛里求斯主要的华人社团都开始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并借此开展各种地方文化活动项目，宣扬中国语言与文化。这与当地华人社群的“克里奥化”，需借助外力，推动中文教育息息相关。1981年，毛中友好协会成立。1986年，华人社团联合会成立，宗旨为“组织全侨性活动，推动华侨华人社团团结，促进华侨华人公益事业”，并致力于联合地方华人社团，推动毛中友好关系，同时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十八届年会纪念刊物前言中清楚表明了联合会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政治立场:“在政治上，华人社团联合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26]。由其组织的三次世界华人研讨会都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其研讨主题为“现代世界中的华人族群”。华人社团联合会的成立，有赖于各传统社团的合作与支持，再度体现出在地华人社群中多重纽带的交互关联。同时，当地华侨特别留意将华人历史、地方社会与中国的公共记忆关联起来，并在社区空间中予以呈现，由此强调华人特性及其与中国之纽带。如在仁和会馆旧址旁兴建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园，园内立有广东省人民政府赠送的孙中山像，并刻有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博爱”的碑文，园门对联为“振兴中华秉承天下为公，统一中国共赴世界大同”。而毛里求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祝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则分别由当时的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毛里求斯艺术文化部长、商业部长出任，纪念园则由山西天利建设有限公司赞助承建。

中国方面也在积极参与地方华人社团活动，以加强其与中国之联系，当地一系列的社团和媒体于此贡献良多。1986年，毛里求斯中国音乐学校成立，教员和乐器都来自中国。1996年，镜报文友联谊会成立，通过向新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劳工免费提供华文杂志《镜报》，并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举办文化和社会活动，为其创造了一个文化之家。2005年，三语(中、法、英)地方华文报纸《华声报》(Sinonews：The Trilingual Daily)创刊，内容以中国时事与当地新闻为主。其他报刊还有《华侨时报》(China Times)，其编辑为来自苏州的新移民，她最初是在毛里求斯工厂工作，之后才来报社谋职。与其他地方华报不同，《华侨时报》以介绍中国时政新闻为主。我们曾去《华侨时报》社参访，报社条件尚可，设备相对简单，仍在使用旧式油印机，报刊发行量有限，大抵是当地能够读写中文的华人较少的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在改变着毛里求斯当地的经济形态。2006年，毛里求斯向中国出口526.3万美元，从中国进口3.15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毛里求斯的第三大进口国[27]。2010年，已有17家中资公司进入毛里求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机场、桥梁、医院、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或进出口贸易。2013年10月31日，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使得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更加便捷，中国游客也成为毛里求斯旅游业发展的一大动力。2014年上半年，赴毛里求斯的人数达到3.2万人[28]。如今，在路易港集市中，大量的中国商品(衣物、瓷器、日用品、家电等)寻常可见，毛里求斯本地的传统手工业也受到较大冲击，甚至毛里求斯传统的三大支柱产业(蔗糖、旅游、手工业)也在发生转型。而毛里求斯作为中转站的地理区位与人口流动的传统，也影响着当地华人的迁徙与定居:一方面，陆续有华人新移民进入毛里求斯，但大部分出于工作需要，未必最终选择定居于此;另一方面，当地第三代华人很多在英国、法国、澳洲、加拿大留学或定居。我们的报道人中，几乎每家都有类似的状况，甚至一些年长华人，也有随子女再移民的打算。因此，在这来来往往间，新的跨国社会领域逐渐形成，同时又使当地华人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面临着更多新的变数。

结论

毛里求斯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华人跨洋流动的中转地，早期福建人、广府人和客家人远渡重洋，来此寻求发展，抑或择机再度移民，构成毛里求斯华人迁徙的历史景象。如今毛里求斯华人虽以客家人居多，但从华人社团以及唐人街、庙宇等华人文化景观中，仍能感受到华人移民流动、寓居的印迹。无疑，华人社团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特征，依据血缘、地缘、业缘、神缘等传统关联形成的宗亲会、同乡会、商会、庙宇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变迁，也成为观察各地华人社会生活的极佳路径。在毛里求斯，以方言和地域特征形成的华人社团成为当地华人社会活动的主力军。在成立初期，各会馆担负了提供暂住、婚丧场地以及成员互助的社会功能，这在仁和会馆的早期记录中均有反映。如今，传统的华人社团依旧在华人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宗教社团如教堂、庙宇等则体现出泛华人的色彩，利于华人次族群跨越边界，并为其社会生活提供了象征意义与组织功能。事实上，一些华人庙宇本身也是地方华人社群的活动中心。在东南亚，很多庙宇即是华人社团的前身，如一些天后宫即是海南会馆的前身[29]。在缅甸曼德勒，福庆宫即为福建同乡会会址，仁济古庙同时也是广东同乡会等。毛里求斯亦复如是，如我们所见，由早期福建移民修建的关帝庙，最初便是华人族群的活动中心。后来，随着广东、客家移民的增多，他们才各自成立社团。一般而言，社团成立后，主要负责组织、处理华人社会的世俗事务，而华人次族群社团的成立，也反映出华人族群的内部差异，以及方言群体的认同政治。

从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发展与变迁中，我们不难看出自由移民的特征以及华商的重要作用。较之加勒比海与南美洲地区而言，除去契约劳工外，毛里求斯早期华人移民中还有数量可观的自由移民。他们大多以经商为生，因此较易聚居于港口和商贸城市，路易港的唐人街也由此而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毛里求斯作为中国与非洲的中转站，特殊的人文地理区位，也使当地华人移民历史颇具流动特征，这也反映在华人人口结构以及各类华人社团的兴衰变化中。而迁徙与流动，作为毛里求斯华人社群的地方特质，随岁月流逝，逐渐沉淀于唐人街以及各类庙宇、会馆的空间布局与构型中，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

随着移民逐步定居和地方化，更多社团随之成立，从社团属性与运作中，亦可得见族群政治、国家关系与时代变迁。华人社会中还存在一些超越方言群差异的社团，如各地的华商总会，在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便起到联合各社团，居中协调华人社会事务的作用。如今的华人社团联合会，除借此加强与中国的进一步联系外，功能大致如此。而多种类型社团如妇女会、校友会、宗亲会的存在以及不同社团成员相互关系的交织，以及多重纽带的弹性交互与协调[30]，也反映出弗里德曼强调的华人社会的层级差别与复杂性[31]，以及施坚雅所强调的执事关联(interlocked relationship)[32]，这也是华人社团互助互惠、有效运作的基本动力。

在毛里求斯，流动与地方化，共同影响着华人的族群认同与社会生活。一方面，久居于此的华人涵化程度较高，他们大多讲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语。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联合一部分能读写中文的新移民共同处理华人社会的公共事务。虽然懂得读写中文的华人多少会轻视那些已然克里奥化的华人，但在毛里求斯，这并不重要。因为地方化的克里奥华人毕竟占据大多数，因而他们并不会因此被边缘化。而当地华人的克里奥化，也成为如今期望加强与中国联系的文化动因，毛里求斯华人对于增进毛中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热忱，超过东南亚及北美地区。

就历史而言，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也曾经历过亲中亲台的对峙时期，很多联合性质的社团，也在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地方华人社会与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关系。冷战之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更倾向于与中国大陆展开交流、合作，关于亲中亲台的议题开始逐渐淡化，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华人大会应运而生，各地华人开始运用跨国网络，建立新的联系[33]。对于传统的华人社团而言，基于与祖籍地的血缘、地缘关系，与中国保持联系，再自然不过。而中国的崛起及其海外影响力的提升，则使得更多的社团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往来，进而推动商贸合作与文化交流。鉴于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与非洲各国政府以及地方华人社会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

在此形势下，毛里求斯华人社团利用开展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联系，并通过宣传中国语言与文化，增进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往来，建立友好和谐的族群关系。从中国艺术演出、文化活动在毛里求斯的大受欢迎，以及当地居民学习汉语的热情中，可见一斑。而如此局面，也使当地更多华人社团倾向支持中国，并与之保持良好关系。而一些致力于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华人社团，如华人社团联合会、毛中友好协会等，也应运而生。当然，中国卷入全球化，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新移民与“中国制造”的进入，以及毛里求斯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等，需要从不同层面加以考察。

总体而言，毛里求斯华人社团体现出多元多样的特质，这与毛里求斯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多元文化政策、和睦的族群关系、华人的迁徙与流动、族群空间形成与延续以及华人社团各具特色又相互交织的特征息息相关。当然，进入全球化时代，毛里求斯的华人社会与社团生活融入了更多的新元素，如跨国联接、新移民、再移民以及中国关联等等，传统社团组织下的公共生活如岁时节气、节日庆典乃至组团访问中国等方面依旧重要，与此同时，年轻人开始在新型的社团活动，如文化、艺术、体育活动寻找自己的空间。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与非华人均参与到与中国相关的社会活动与文化交流中，并由此进一步理解变迁的世界与变迁的中国。中国政府自是乐观其成，毛里求斯华商总会每年举行的唐人街饮食文化节，在提升唐人街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加强了政府、地方社会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和谐往来，彰显毛里求斯多元文化的风采。无疑，对华人社团及其活动的持续观察，将对我们理解各地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关联大有裨益。

[1]Eriksen，Thomas Hylland，Us and Them in Modern Societie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Trinidad，Mauritius andBeyond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2); Pineo，Huguette Ly Tio Fane，“The Leg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Chinese in Mauritius”，in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eds.，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Press 1998)，Vol.II，pp.269－274; Yap，Melanie and Dianne Leong Man，Colour，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石沧金，“毛里求斯”，载《世界侨情报告2012－2013》，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本研究受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启动经费(23000－3281302)资助，特此致谢。此外，本研究之田野资料，也用于撰写Tan Chee－Beng，“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Mauritius，Trinidad and Comparison with theAsia Pacific”一文，发表于AsianCulture 第40期，2016年，第1－24页。

[3]Eriksen，Thomas Hylland，Us and Them in Modern Societie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Trinidad，Mauritius andBeyond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2).

[4]《华人登陆毛岛360周年纪念碑落成》，http://chinatownmu.com/huarenshetuan/huarenhuodong/2014/0516/

[5]Yap，Melanie andDianne Leong Man，Colour，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p37;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6]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99－300页。

[7]仁和会馆:《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建馆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96年。

[8]Pineo，Huguette LyTio Fane. 1998. “The Leg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the Chinese in Mauritius”，in Wang Ling－chi ＆Wang Gungwueds. ，The Chinese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Vol. II，p 269.

[9]朱慧玲:《非洲侨情及其特点》，载《八桂侨刊》，2002年第1期，第42－46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求斯共和国大使馆网站http: //www.ambchine.mu/chn/mlqsgk/t1241953.htm.

[11]Ng Cheng Hin，Louis，“A Pionner inHakka Emigration to Mauritius”，in 3rd World Chinese Conference(souvenirmagazine). (Port Louis: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Societies，2012)，pp. 54－57。

[12]Lim Fatt Family. N. D. The Journey Beyond: The Story of Lim FatVoon and his Children.

[13]陈巧玲:《华人移居毛岛简史”，载第三届世界华人研讨会(纪念刊)》，华人社团联合会，2012年，第28页。

[14]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88页。

[15]黄小用:《二战后非洲华人经济发展探析》，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32－136页。

[16]朱慧玲:《非洲侨情及其特点》，载《八桂侨刊》，2002年第1期，第42－43页。

[17]Freedman，Maurice，“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History Vol 3，No. 1，1960，pp. 25－48.

[18]如Carstens，Sharon A，Chinese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Society: An Examination of Function and Meaning. Occasional Paper No. 37.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rast Asian Studies，1975); Cheng，Lim－Keak，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āng Structure(Singapore: SingaporeUniversity Press，1985); 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 See，Chinben，“Chinese Clanship in the PhilippineSetting. ”Journal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1，1981，pp. 224－247; Liu，Hong，“Old Linkages，New Networks: The Glob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oluntaryAssoci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55，1998，pp. 582－609.

[19]Skinner，G. William，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

[20]Freedman，Maurice，“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History Vol 3，No. 1，1960，pp. 25－48.

[21]Lam，Ah Noo，“The Life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in Brief. ”In 3rd WorldChinese Conference (souvenir magazine)(Port Louis: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Societies，2012).

[22]新华中学校长An NooLam 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华中学简介。

[23]石沧金: 《毛里求斯》，载《世界侨情报告2012－2013》，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24]感谢福建华社领袖陈梦德先生的接待，并引领我们参观关帝庙，陈先生曾担任华商总会主席(2010－2011)。

[25]2013年8月29日，访谈于邓宅。

[26]FMS，Federation ofChinese Societies (Mauritius)18th Anniversary Souvenir Magazine. (Port Louis:FMS，2006)，p5.

[27]http://mu.mofcom.gov.cn/article/zxhz/hzjj/200705/20070504686462.html.

[28]http://m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9/.

[29]Tan，Chee－Beng，“Tianhou and the Chinese in Diaspora”，in Tan Chee－Beng，ed. ，Routledge Handbookof the Chinese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pp. 417－429; Yen，Ching－hwa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0]孔飞力: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

[31]Freedman，Maurice，“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History Vol 3，No.1，1960，pp.25－48.

[32]Skinner，G. William，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

[33]Liu，Hong，“Old Linkages，New Networks: The Globalization ofOverseas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55，1998，pp.582－609.

【文献引用格式】段颖,陈志明.跨洋流动、地方适应与中国联结——毛里求斯华人社团与社会探析[J].海交史研究,2017(01):92-104.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执行主编：佛子

编辑：李菲、林敏霞、王华、小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