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陌生人社交？人们为什么会信任社交媒体上结实的陌生人？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弱关系”和“陌生人”的理论？作者通过田野调查，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本文已获授权，作者许德娅、刘亭亭，来源《新闻大学》，转载于质化研究 质量（id：zhihuaya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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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都市人利用移动应用进行陌生人社交的原因和机制，重新思考两个社会学关键概念：“陌生人”和“弱关系”。通过质性访谈，本文发现基于地理位置移动应用的使用方式分为三种：寻找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工具性使用；休闲性使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强势弱关系”的概念，指涉如下过程：基于陌生人社交平台建立的弱关系，可以帮助用户寻找亲密关系、实现社交功能、获取经济利益、进行娱乐消遣，即体现出部分“强关系”的性质。对话经典文献，本文进一步提出“熟络陌生人”的现象：在急剧城市化、人际关系原子化、频繁城乡城际人口流动的语境下，都市人逐渐对陌生人去敏感性，在移动应用上渴望与陌生人交流。

01

问题的提出

理解社交媒体和人际关系的互相形塑，离不开多样媒体（polymedia）这一概念。多样媒体指的是人们的媒体使用不再单一，在同一时间使用多种媒体；人们对媒体的选用也不再仅仅基于成本和功能的考虑，而更多基于对约定俗成的平台性质认定。例如，人们主要用微博追踪和查看公共机构和公众人物的信息，而在微信和QQ上倾向于维护亲人、同事、同学、朋友等熟人关系。这些社交平台性质的异同也已为学界广为讨论。

然而，以陌生人亲密关系为主要功能倾向的社交媒体尚未被深入地解读。这些主打陌生人社交的移动应用以地理位置定位服务为核心功能，并且可以通过性别、年龄等条件来筛选用户，高效地促成身处附近并互相感兴趣的陌生人认识彼此。这种基于地理位置的并以亲密关系为主打的平台，有国外学者采用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说法。

例如，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的Tinder、Grindr、OkCupid等平台，日渐成为“亲密关系基础设施”，意味着数字媒体平台能够通过地理位置校准、精密算法匹配的技术，为人们建立亲密关系提供商品化的新媒体服务（Race,2015）。然而简单的标签并不能体现在特定时代情境中，这类移动社交平台的意义，更无法反映裹挟这些应用流行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旨在提供对“亲密关系基础设施”的本地化、情境化理解，本文考察当代都市人为何以及如何利用基于主打陌生人社交的移动应用，并将这个现象置于强弱关系理论、陌生人概念和中国当代陌生人社会形成的政治经济脉络中来理解。在设置研究问题时，本文避免落入技术决定论的盲区——认为这些亲密关系基础设施导致了人们社交方式的变革。

相反地，本文采用人类学当中的总体性路径，把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交往看成是社会变革当中的一部分。本文着重研究在过去20年间急剧城市化、频繁城乡和城际人口流动、媒介平台多样化等多重宏观语境之中，陌生人社会的出现以及当代人际关系变动和重构。本文的实证材料来自两个阶段的田野调查。第一阶段，我们在北京、上海两地采访城市居民的移动社交平台使用；第二阶段，我们关注珠三角工业区农民工打工者的移动社交平台使用。统领本项研究的关键研究问题是：人们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陌生人社交？人们为什么会信任社交媒体上结识的陌生人？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弱关系”和“陌生人”的理论？

在进入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之前，本文先回顾研究问题当中涉及的强弱关系理论。本文主张：强弱关系理论本质上属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微观理论要保持对当代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必须对应整体社会在宏观层面的变化做出调整。如果强弱关系理论不能将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跟宏观层面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则会显得僵化和过时。

本文对于陌生人社交的研究将对该领域提供两方面的贡献：第一，勾勒出城市居民陌生人社交的基本样貌，对陌生人和陌生人社交的概念做本土化的解读并提供社会学解释；第二，目前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多集关注政治和经济层面，轻视个体参与和社群形成，对于互联网用户的参与、互动、情感需求重视不够，本文也将在这一层面做出回应。

02文献综述

（一）强弱关系的理论回顾

在对人际关系强度进行实证研究的体系里，“陌生人”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弱关系。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从社会关系测量学的角度，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做出如下界定：人际关系的强度取决于双方结成关系的时长、交流的频率、交流调动情绪的强度、关系双方所感受到的亲密程度，以及关系双方是否有互惠的责任（Granovetter,1974）。强关系通常存在于频繁接触的亲属和朋友之间，以及职业上同质性较强的人际网络当中。因此，强关系也通常伴随着更高的信任感、责任感，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个体之间的互动也更为深入。相应地，弱关系则指那些交流频率低、认识时间短、情绪强度和人际信任感都比较低的关系。信任主要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产生自人与人之间，后者则更多依赖法律和政治环境（叶林，2013）。

强弱关系有各自的优缺点。一个人所拥有的强关系网络，规模相对较小，知识结构、经验和背景的相似性也更高，所以强关系网络中存在较高的信息重复性，且个人可能为了满足成员的情感依赖而影响个人发展（Granovetter,1974）。由于具有强关系的人们更为相似，仅仅在强关系当中与人相处，难以带来新的资源。而弱关系的网络更为广泛，能够接触到更多异质信息，反而可能带来关键的资源。格兰诺维特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由弱关系主导的社会（Granovetter,1973）。人口成分相对异质、组织松散和个人主义文化盛行，造就了这种社会结构。格兰诺维特还指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弱关系能够帮助人们在建立互惠合作关系的同时，避免情绪、责任的过分投入，以更高效的方式将人和机会结合起来。

国内学界对于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讨论，受到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框架和边燕杰教授的研究影响很深。边燕杰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显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是围绕强关系（亲属与朋友）运作的（Bian,1994），因为弱关系虽然能够带来更广阔的也更多元化的信息，但无法像强关系一样给予切实、持续且强大的支持。我们认为边燕杰描述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是较为符合的。但如果继续沿用到当今的中国社会，则无法体现出社会环境的变化给这种关系带来的影响，也无法解释互联网对于人际关系造成的革命性影响。虽然以上理论深刻地指出了人际关系的强弱程度和它们不同的功能与特质，其缺点在于对人际关系做过为简单的二元区分，欠缺变动空间。1983年，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完善了强弱关系理论，深刻地探讨了两种关系并非绝然对立。在现代社会，哪怕是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可以穿越遥远的社会距离，通过某种桥梁建立弱关系。弱关系通常也以一种类熟人关系（acquaintance）的形式存在。尽管这一关系中人与人的心理距离相对遥远，却可以提供新奇的信息、另类的资源和多元的视角（Granovetter,1983）。

当今时代，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4G/5G技术的发展为弱关系的建立、演变和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土壤。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到，互联网特别适于发展多重交叠的弱纽带；弱纽带正适合促使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群相互连接，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得以扩展（Castells,2001）。然而，本文对于以下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怀着谨慎的批判态度：网络用户之间没有亲属关系、缺乏对彼此的了解，在匿名的世界里结识，人际信任感相对较低、情感支持相对较弱，因而较可能结成低效、无用、脆弱的弱关系。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传统的以强关系为主的关系对于很多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来说已成限制，跳脱已有的圈子、寻找新鲜的关系、认识不同的人和世界，成为很多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

（二）当代陌生人社会与社交媒体研究

中国当代都市正朝着陌生人社会发展，这种变化镶嵌在几个宏观的历史进程中。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展开了深刻的重组，市场日益成为调节国民经济的核心力量。1978年以后，户口制度的逐渐放宽以及土地制度的全面改革更是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王琳，2019）。随着“单位”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弱化，重视人际关系和服从权威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巫微涟，2008）。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结构日益分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便利程度急剧提升，非同质性的群体逐渐聚集，流动性的城市空间和高密度的生活方式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

由于人口政策，独生子女仍然是目前都市中年轻人的普遍状态。相对而言，缺乏与兄弟姐妹交流并独享父母宠爱的独生子女有着更强的孤独感，其中独自在都市中生活的个体更是缺乏社交。此外，从农村到都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跟原生家庭成员距离遥远，也难以从原有的熟人关系网络中得到日常的支持。在这样一种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原有的各类强关系随着不断的城市化、市场化、个体化进程而逐渐减少减弱，弱关系的重要程度正在不断提升。以上这些，都是陌生人社会产生的宏观背景。

在过去短短十年间，互联网在中国经历了极速的发展，社交媒体、网络游戏、视频直播等，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沉浸式社交空间，人们对于虚拟世界和互联网平台的依赖越来越强。与陌生网友建立联系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的社交范围逐渐扩大。我们注意到，既有的中国社交媒体研究中，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平台——以熟人社交为主的QQ和微信，以及提供公共空间、依赖名人效应的微博。从2011年至今，微信逐渐发展成一个集即时通讯、社群通讯、移动支付、信息集合为一身的“超级社交媒体”（Chen etal.,2018）。微博则具有去中心化、个人化的传播特质（De Luca et al.,2016）。

国内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以“治理”和“控制”思路展开的居多，集中关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钟瑛，2006）。已有研究显示，各级政府和官方媒体迅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互联网生态，并制定了相应的舆论政策（Sullivan,2014）。与之相比，主打陌生人社交的平台极少被探讨。已有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皆发表于英文期刊，注重于向英语读者介绍应用本身，或提供对用户的描述性概括（Liu,2016;Xu&Wu,2019），本文拟以陌生人社交平台为研究对象，力求在理论层面对相关问题作出探讨。

我们在此明确操作性的研究问题：什么样的人在使用主打陌生人社交的移动应用？这些用户为什么能够信任陌生人？这种信任体现了中国社会何种变化？

研究方法

03

本文对移动社交平台的探讨基于北京和上海都市区域和珠三角工业区的田野调查，这种研究设计正是基于数字鸿沟的假设。目前的中国城市与农村，大都市与小城市的差距依然存在，这种差距会影响对于各类手机应用的使用（Qiu,2009）。由于田野调查所选取的不同场合，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阶层背景和工作性质也不同。因而北京、上海的都市区域，跟珠江三角洲工业区相互补充，正好提供一种跨越地域、阶层和职业的理解。

第一阶段的研究关注北京和上海移动社交平台的用户。从城市本身之于全国的意义上讲，二者是全国最发达的城市，移动社交平台用户数量众多，利于开展研究。研究共在线采访55位用户（40位男用户、15位女用户）。作者在每一个地点打开陌陌账号，无筛选地与出现在附近的每一位用户打招呼。作者通常以“你好”或者“Hi”开始对话，在对方回复后，向对方说明自己的身份及研究需求，邀请对方参与研究并进行访谈，并在访谈结束后确认对方的回答可以在研究中使用。作者在北京、上海均选择了工作日上班和休息时间以及周末，在中心商务区、旅游区、休闲区等不同区域，与列表上的陌生人打招呼。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没有限制，而是尽可能多地邀请愿意参与研究的陌陌用户接受访谈，从而包含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的研究对象，增强研究的代表性。55位用户中，有9位愿意接受作者面对面的访谈。此外，作者还在陌陌位于北京的公司进行了两天的访谈，了解部分公司员工的看法。

第二阶段集中于珠江三角洲，主要在深圳市、广州市和东莞市的工业区展开。研究深入访谈的对象包括64位女性、25位男性。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自从1980年代开始，大批农民工从中国各地来到这里打工。大量的农民工以及高学历人才的进入为珠三角提供了各个层次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腾飞。针对打工者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发现该区域的受访者在线上访谈中通常言语简短，因而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数据。因此，我们做了不一样的尝试，作者首先在东莞市清溪镇永成电子厂实习并居住了8个月，随后在深圳名为“手牵手”的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实习4个月。在2014年5月至2016年6月，作者结交了很多农民工朋友并有意询问他们是否认识网恋的打工仔/妹，从而成功地进行滚雪球取样。

本文发现，对农民工打工者而言，城市环境里充满了陌生人，通过线上平台结实陌生人相当普遍。QQ、陌陌和百度贴吧是他们最重要的移动社交平台，能帮助他们找到恋人和好朋友。这两个应用上附近的群组功能，也能帮助他们找到“老乡群”。此外，QQ上的“漂流瓶”，陌陌上基于地理位置的交友，以及一些联机网络游戏，都是这些打工者经常使用的移动社交平台。在以下的讨论之中，将重点探讨陌陌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平台对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形塑。

04超越强弱二分：移动应用上的“强势弱关系”

传统媒体，例如报纸、电视，都曾经提供过红娘的服务，开发过约会节目或“找朋友”栏目（Li,2015）。然而，移动应用的发明带来了关于现代亲密关系的“数字革命”，为生活在都市的成年人提供了无数潜在的朋友或伴侣（Baym,2010）。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已成为强大的“约会中介”，通过集聚大量用户信息和精准算法，为用户提供配对功能（Race,2015）。来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15%的美国成年人使用过约会网站或约会应用，每年的使用量还在稳步增长（Smith&Anderson,2016）。在西方社会，约会应用已被视为能够帮助用户找到伴侣的有效手段（Hobbs et al.,2017）。

移动约会应用的出现给研究者提出了以下问题：人们如何看待平台上的陌生人？这样一个笼统的问题其实包含着很多次级的研究问题：人们为何使用约会平台？他们为何信任平台上的陌生人？对于陌生人的信任，是否使得经典社会学理论上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概念变得松动？

我们的研究发现，基于地理位置移动应用的使用方式分为三种：第一，寻找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第二，工具性使用；第三，休闲性使用。按照经典的强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2005），基于移动应用的社交理应被归纳为一种“弱关系”：因为在移动应用上认识的人交流深度有限、认识时间短甚至未必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只有某一部分需要或者兴趣的交集。然而，本文却发现，在中国社会快速从乡土熟人社会走向都市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弱关系”明显显示出强关系的性质，且带有模糊性、流动性，这些性质很难在原有的强弱关系理论框架当中得到解释。

基于此，本文提出“强势弱关系”的概念——由于社交平台让用户可以游走于各种功能和目的之间，且随时可以进入和退出，与需要长期维持的熟人关系相比显得既新鲜又轻松，还可以转化为“强关系”。具体而言，用户凭借移动约会应用建立陌生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近三分之一受访者提到使用移动社交平台的动因是在陌生网友之间寻找身体层面和情感层面的亲密关系。移动社交平台自带地理位置定位技术，集定位与社交于一身，且内置语音、视频等聊天功能，颠覆了20世纪末期人们的网恋想象与实践。曾经人们的网恋对象可能是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长相、身材，仅靠文字交流。如今的网恋定位在附近的陌生人之间；彼此从陌生人到亲密关系的转变，往往发生在很短时间内（Liu,2016）。

我们还发现，由于社会整体上对男女的道德期待不同，导致男女用户寻找亲密关系的体验完全不同。为了能够接触到女性样本并保证她们能够提供尽可能坦诚的回答，北京和上海的研究未邀请女性用户进行线下访谈，而是给予她们更多隐私空间。在珠三角则是深入女工宿舍，通过人际交往的方式获取深入的信息。我们发现，在北京和上海，移动社交平台的男女用户比例约为5:1，在珠三角的工业区这个比例要更高；部分女性用户选择经常隐身。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珠三角的女性，只要上线就会有无数男性试图添加她们为好友。

使用移动社交平台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希望通过移动社交平台找到自己的结婚对象或“灵魂伴侣”——即强关系伴侣。上海的Hyde说他用这类平台是“为了找合适的恋爱对象”。另一位上海的用户“缘分天空”则表示：“希望可以找到一位女朋友，恋爱事业共赢”。以亲密关系为目的的用户几乎只用“附近的人”这个功能，且会花更长时间和更多精力在移动社交平台上筛选和聊天，从而尽快找到合适的陌生人。在作者的访谈中，有两位北京的受访者已经和他们在移动社交平台结识的人走入婚姻殿堂，而他们现在使用这类平台都是不再出于寻求亲密关系的目的。例如，有一位是在移动社交平台寻找居住在附近的“球友”。他们都表示，由于之前的成功经验，因而对这类平台及平台上的陌生人更加信任。

第二，将移动社交平台用于工具性使用的用户，会更有意识地选择功能版块，不仅信任社交平台上的陌生人，也信任社交平台本身。移动社交平台不仅仅有“附近的人”这一个功能，而是一直以来都希望通过兴趣小组、游戏、附近群组和活动等功能吸引用户。在近年更新的版本上，这类平台更是增加了直播、短视频、电商等功能，定位转向多功能的社交媒体。因此，尽管移动社交平台最初出现的面貌以及大众对于这类平台的理解与亲密关系分不开，但是切实使用移动社交平台的用户不会将这个移动标签化，而是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自己需要的功能。

例如，上海的“白渡鸦”说：“我申请移动社交平台是用来学习炒股的”。北京的Samantha（女）则说：“朋友跟我说移动社交平台上有旗袍小组，我特别喜欢旗袍，就专门申请了账号加入那个小组，认识其他喜欢旗袍的女生。”上海的“福尔摩斯”说：“工作之后原来的朋友都离得太远，用移动社交平台就是为了周末找人一起打篮球。后来加入了一个附近的群组，到周末就会组织各种体育活动。”这些用户经常从线上交往发展到线下的活动，从而积累很多朋友。在东莞的移动社交平台上，有周末登山、吃货、在线游戏群等等，是许多打工者休闲、娱乐重要的平台。由于附近的人与群组功能有不同入口，这些用户一般只会主动使用群组和类似的功能。也有一小部分用户（包括保险经纪、房产经纪、英语私人教师）看到了商机，通过移动社交平台来招揽客户，赚钱营生。

第三，休闲性的使用范围很广，通常没有明确的意图，而只是出于休闲的目的。这类使用发生在业余时间，不在社会生产的范畴，没有报酬，但依然可能让陌生人之间建立强关系。这些以休闲社交目的为主的受访者大多数不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忠实用户，会强调只是想“聊聊天”“说不定能交个朋友”“随便看看”，愿意尝试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的可能性。这些用户的使用目的广泛，接受移动社交平台带来的自发性、随机性。Mark说：“移动社交平台不就是个聊天工具么，只不过跟微信这些相比，这类平台可以认识陌生人，尤其是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在珠三角地区，通过移动社交平台凑齐麻将友、篮球友，也是打工者们使用这类平台的原因。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使用移动社交平台，受访者对待陌生人的看法是类似的。有些用户在线下生活中缺乏接触陌生人的机会，有些用户则不擅长与人面对面交流。通过在线社交，陌生人之间匿名接触并自然地连结。这种连结的机会不再局限于邻里之间、工作场合或者朋友当中，而是拓展到一个城市中与自己相同或不同的陌生人。因此，陌生人社交是个体对生活圈子以外的陌生人感兴趣，并主要通过移动社交平台与之交流沟通的一种方式。陌陌的创始人唐岩（2014）认为用户“在城市里的社交关系大多和我一样，只是同事圈和行业圈，这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交网络而言，是很不人道与不能被满足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陌陌是一个相对更加开放的社交平台，一来他们既有的社交关系无法完全满足需求，二来他们的社交关系正在建立过程中，陌陌给了他们无限的可能与想像空间”。

05“熟络陌生人”：对“陌生人”想象的重构

原本依赖于强关系才能产生的互相了解、经济互惠、亲密关系，在当代社会社交媒体的介入之下，可以在陌生人之间发生。基于这一研究发现，本文进而探讨一个问题：移动社交平台出现后，当代中国人对于“陌生人”的集体想象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回顾陌生人的经典研究，齐美尔指出，陌生人不是“游荡者”(随时可以离开的人)，也不是全然的“外人”，而是一直以“外在成员”的身份永远存在于社区关系里的个体。在齐美尔的理解里，陌生人虽然与本地人有距离，但一直都在（Simmel,1950）。齐美尔的思想为帕克（Park,1928）的“边缘人”以及舒茨（Schutz,1944）的“新来者”理论提供了基石。迈耶（Meyer,1951）有关陌生人与城市的论述深化了舒茨的思想：陌生人指的是西方现代都市的移居者，哪怕到某个城市定居并接受了当地价值观，但由于既有背景仍然会保留移居者的身份。鲍曼（Bauman,1998）深入探讨民族国家中异乡人的状态，建立了陌生感的社会理论。他提出，因为异乡人带着不确定性，本地人出于对自身身份的强调产生防御机制，认为异乡人是异己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工业革命浪潮下，传统意义上基于血缘的人际关系逐渐瓦解，这是齐美尔等人的陌生人理论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背景相似。在齐美尔等学者的讨论中，陌生人的概念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脉络中出现的，最初无处不在的陌生人正是商人。商人注重外在约束的有效性，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以血缘关系定亲疏，而以信用和互利为基础（程立涛、乔荣生，2010）。但这些西方学者的论述，皆强调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地点或者空间，某一个人的身份是作为主人、陌生人的身份固定下来的。“Stranger”的英文解释是“unusual and unexpected,ordifficult to understand”，指奇怪的、不同寻常的、意料之外的人，这与当代中文语境里的陌生人有所不同。

中文语境中的陌生人概念，并非指涉异乡人、新来者或者边缘人，而是指没有建立定义或是特定关系、也不认识的人。如果我们对某个人有其他定义，就不会称之为陌生人。譬如说，如果一个人做游客打扮，我们多数不会称他为“陌生人”，而是称之为“游客”。陌生人是那些生活中经常见面却又未建立联系的人。全球资本主义推动着跨国移民和城乡移民的进程，在中国都市环境中这种陌生感也愈发普遍。在出生地、民族和性别的轴线上，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一定程度上混杂的。带着这种身份，每一个个体都跟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他们自己也是别人眼里的陌生人。魏书娥（2006）也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中文语境里的“陌生人”，不是齐美尔等人思想中的那种“陌生人”。德文der Fremde，在中文环境里被翻译成“陌生人”或者是“异乡人”。在齐美尔的五种中文译作中，数量上“陌生人”占到了三个，但是译者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度的区分或者说明。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论文当中，也多将齐美尔的理论称为“陌生人理论”。

中国当下的都市环境也有其特殊性。费孝通认为，从社会结构看，曾经的乡土中国是典型的血缘和地缘结合体，“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费孝通，1998:10）。熟人社会的概念和陌生人概念相对应，体现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随着中国从礼俗社会走到法理社会，从熟人社会到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从乡土到现代都市，陌生人的定义和范围逐渐变得更广。陌生人社会在近些年经常被中国媒体提及，通常强调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如何建立起相应的道德规范、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就成了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本文对于移动社交平台的研究，始于对陌生人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本文认为：虽然陌生人多少表达着“异乡人”或“边缘人”的意涵，但陌生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体现在急速变化的城市环境里，人们适应社会变化而形成的新型人际关系。

本文发现，移动社交平台的用户，正是基于中国特殊的都市环境理解陌生人的。传统社会广泛使用的俗语，“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拿陌生人的东西”，通常是父母用于告诫孩子，时刻要警惕不认识的人。背后的逻辑预设着陌生人是未知的，甚至跟骗局、陷阱、危险相关，可能心怀不轨、居心叵测，会威胁人身安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移动社交平台的用户对于陌生人的想象，则有别于以上看法。通过这类平台认识的对象，很少被受访者认为全然是陌生人，或者说处于全然陌生的阶段是相当短暂的。在这类平台认识之后，很快彼此就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和视频聊天熟悉起来。不仅如此，用户还会通过跨越平台的联系，例如从移动社交平台转移到微信或微博上，向彼此敞开更多的“真实”。访谈对象非常适应由陌生人组成的都市社会，虽然也会对陌生人有所提防，但“陌生人”通常意味着潜在商业合作的机会、生活互助的伙伴、深入交流的知心人，以及可以慰藉情感并建立密切关系的伴侣。对于需要警惕陌生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行为：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例如，一些用户，见面前，使用移动社交平台进行沟通，见面后则既有可能恢复到弱关系，也有机会把关系发展成强关系。整体来说，在当代中国的大都市中，部分人对于弱关系的想象，正在随着陌生人社交的流行得到强化，其中移动社交平台的用户则抱着对陌生人尤为开放的心态。

一位名为“快刀青衣”（2014）的用户在知乎上面的问题“陌陌用户过亿如何评价？这么多用户都在陌陌上做什么？”写下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去越南旅游的时候，在忘记宾馆的名字并且没有同伴或者导游联系方式的情况下，通过陌陌上“附近的人”功能找到了一位在越南的中国留学生，后者带他找到了宾馆。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很多移动社交平台用户提到自己也有类似经历。有人加入了电影群组，然后和其他电影同好一起拍了微电影。上海的Andrew说：“移动社交平台其实是能给人安全感的，因为它是近距离的，值得信赖。如果我们和朋友约着一起做点什么，距离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在一个城市还好说，如果不在一个城市，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但是附近的人不一样，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想法，一叫就能出来。”

在深圳市的田野调查里，我们还发现了一群通过移动社交平台的麻将群组成为朋友的用户，总数有12人。他们最开始结识是用移动社交平台搜索附近的麻将群组，最常一起做的就是打麻将和玩其他桌面游戏。一开始，我们天然地以为这群人已经相互认识很久，因为他们之间有各种经济上的合作、生活上的互助甚至是亲密关系。例如，当中一男一女是因为这个群组结识然后成为情侣。另外四个人（两对情侣）一起合租了房子，房子的客厅就是大家常常用来玩桌面游戏的场所。当中还有一个从事保险业务的经纪人，在他的料理下，群里好几个人买了意外险、养老险等等。这群人还会一起庆祝中秋节、新年等重要的节日。但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群人仅仅互相认识了还不到一年，他们从前是完全不认识的。其中，群主Kyle（男，35）这样形容他们的关系：“大家都是从各个地方来深圳打工的人，彼此是很信任的。我们在深圳也没有别的朋友，这些人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任何一个用户都可以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拥有各种社会关系，从而获得各类信息、满足各种需要、参与更多活动（Boulianne,2015）。在社交媒体时代，弱关系在数字平台上越来越普及，蔓延到相互靠近的陌生人之间。移动社交平台给我们这个现代化社会提供了一个更现代的可能性：人们不需要物理移动，只需要坐在沙发上，就可以与陌生人建立深刻的关系。另外，当代都市人具有多层次的角色，在工作中、家庭中、朋友中、陌生人中，都有不同的展现。由于陌生人和个体生活的隔离，在有些时候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任，让人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展现自我。来自上海的HY在咨询行业工作：“我白天工作太辛苦，就想能在移动社交平台上认识点人，晚上出来喝喝酒。这种事虽然和朋友也能一起，但是谁不喜欢喝多了说点大话或者是谈点心事，跟陌生人反而能随便说随便聊。”

06讨论与结论

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本文关注当代陌生人的移动应用社交。按照经典的强弱关系理论，基于移动社交平台的关系理应被归纳为一种弱关系：因为在这些平台上认识的人交流深度有限、认识时间短甚至未必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只有某一部分需要或者兴趣的交集。本文却发现，在中国社会快速从乡土熟人社会走向都市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弱关系不仅能帮助身处城市中的用户拓展自己的圈子以获得信息与工作机会，还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到合适的亲密关系，满足情感需求，实现强关系无法带来的陌生人社交功能。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弱关系”明显显示出“强关系”的性质，且带有流动性。

本文的另一发现是，存在于移动社交平台的弱关系可以为人们带来相应的利益：亲密关系、兴趣社交、经济利益、娱乐消遣。这些关系既可以维持在弱关系的程度，也可以转化为强关系。由于传统熟人社交所带来的强关系，以及主要基于工作而存在弱关系，无法给当代城市中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人际和社交支撑，具有多种功能的数字媒体恰好补充了这种缺失。通过提供移动社交平台，打开了以往所无法实现的社交意义。我们基于前面的实证发现，通过表格形式，将陌生人社交与已有社交的对比直观地总结出来，从而更为清晰地展现本文的贡献。

当代城市居民对于陌生人的集体想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结交朋友的人，不会对于陌生人有先入为主的负面评判，反而怀揣正面、积极的观念，想象陌生人可以是将来商业合作的伙伴、生活互助的伙伴、可以深入交流的知心人或者是未来亲密的伴侣。在传统的观念中，与可以提供帮助的亲人或邻居相比，陌生人似乎更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然而在当代社会，陌生人也可能成为雪中送炭的人（Tuan,1986）。正是出于对陌生人的信任，以及通过相近的地理位置建立起来的“缘分”。

本文存在的局限：第一，研究主要在北京、上海以及珠三角工业区开展，没有选择更多不同层级的城市进行采访和比较，东中西部不同层级的城市，陌生人社交必然存在显著差异。第二，研究者接触到的受访者大多是长期使用移动社交平台的群体，他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能否推广到其他人群尚待考证。第三，本文由两位青年女性学者开展，该研究所收到的回应，必然受到研究者性别身份的影响。第四，本文主要对准基于约会应用的陌生人社交应用，而目前广泛存在于中国城市中的陌生人社交，已经从约会应用扩展到社交媒体、工作应用等其他平台。后续研究可以探讨相关现象在不同地区和城市以及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表现及其内在学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