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言志”命题是基于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

　　关键词：诗言志；诗学价值；神圣性；敬畏感；能俗能雅

　　“诗言志”,语出上古典籍《尚书·尧典》。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称之为“开山的纲领”[1]。我国是诗歌的王国，如果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诗歌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尚书·尧典》的产生时代虽有争论，最晚也应在秦汉以前，距今亦有两千余年。由此说来，“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说它是“开山的纲领”，依笔者的理解，第一，它对诗歌的认识在我国诗学史上是最早的，又因为那个时候的诗歌就等于是文学，所以它也就是对文学最早的认识；第二，它揭示并概括了诗歌的本质，即诗歌是言志抒情的。因此，学界一般都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之石。

　　说“诗言志”概括了诗歌的本质，是因为我国的诗歌一开始就是言志抒情的。这只要读一读上古时候的诗三百篇，即后来的《诗经》就不难明白。《诗经》三百篇，绝大多数都是抒情的诗，不多的叙事诗也都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如《卫风·氓》，就是一首弃妇的诗，诗中真实地反映了女主人公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所叙的故事算不上完整细致，抒情性却是很强烈的。同时，《诗经》在春秋时代具有实用的功能，大臣们要在朝堂之上向天子献诗陈志，诸侯之间盟会要相互赋诗言志，老师和门徒之间要教诗明志，得志与未得志的文人士子还要作诗言志。可见诗歌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是很大的，正因为作用大，凡有点文化的人，都会赋诗或用诗，所赋或所用之诗，也都是诗三百篇里的成诗，这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诗言志”，“言”的明明只有“志”，怎么又多了个“情”字呢？《诗经》是抒情的，那么在“诗三百”广被征引的风尚影响下提出的“诗言志”，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解释为诗歌是用来抒发情志的。当然，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也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尧典》文本：“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百兽率舞。”从这段记载看，诗歌一开始就是和音乐、舞蹈相伴而生的，这说明在我国上古，诗乐舞是一体的，三者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不能没有情感，“诗言志”的“志”，可以说就是“情志”，也可以说“志”是对思想和情感高度凝炼概括的一个词。《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论诗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里强调的是诗歌思想的不偏不倚，即要雅正。可见，孔子看重的是诗歌的思想价值，要求诗歌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汉代的《诗大序》用“温柔敦厚”的思想来解诗，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即诗是有情感的，但情感必须合乎礼义道德。后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宋代的朱熹等，也都强调诗歌的思想性。到了魏晋时期，随着思想文化多元局面的出现，开始强调诗歌抒发个体情感的作用，西晋的陆机《文赋》便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南朝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主张要“以情纬文”，梁代萧刚《答张赞谢示集书》则说“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更重视诗歌内心情感和外物的融合。上述两种情况，前者在诗学史上被称之为重志派，后者为重情派。梁朝的文论大家刘勰和钟嵘开始既重志，也强调情。唐代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则将两者合而为一，明确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这种情志并举的理论主张，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已趋于成熟，它既强调了诗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重视了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诗言志”的诗学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诗言志”作为上古典籍的诗学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又有怎样的诗学价值呢？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现代新诗诞生至今将近百年，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和几千年的古典诗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当下，诗歌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上，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却很少，产出的诗歌数量很大，能够赏心悦目、感人心者少之又少。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与今天的诗学思想过于贫乏不无关系。新诗发展以来，对外来文艺思想借鉴得多，传统诗学思想吸收的少，有时甚至完全被遗忘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今天的诗歌如何摆脱尴尬的处境，走出一条新路，不能不令所有关心诗歌的人深刻反思。笔者以为，从传统诗学中寻找思想的营养，对于丰富今天的诗歌创作，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子。就“诗言志”的诗学价值而言，起码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诗言志要明白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这是写诗的立场问题，也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好的诗歌，总是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代表着时代的精神，体现着时代的品格，发出的是时代的声音。当然，每一个时代有各自不同的风貌，在每一个时代风貌里，社会状况、经济状况、自然状况、人们的生活状况等等，总是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特点。进步与落后，繁荣与衰败，幸福与苦难等总是相伴而生，此涨彼伏。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物质条件，科技水平，甚至一个偶然的事件等等，都对诗歌写作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快速扩张，科技变革的日新月异，种族矛盾和地域冲突的频繁发生，思想文化的多元与流变等等，更是给诗歌写作带来诸多的困难。在这样复杂的写作场域里，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素材，以什么样的眼光选择素材，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技巧写作诗歌，都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如果没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像吃快餐一样随意而写，像穿时装一样任意乱写，甚至像街头叫卖一样想咋写就咋写，就不会有好的诗歌，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诗歌。好的诗歌发现人类进步的思想，表现人生真实的情感，批判假丑恶的东西，赞扬真善美的事情。好的诗歌，一定是生命本真的闪现，是心灵情愫的颤动，是生活赐予的感喟，是对人生酸甜苦辣各种况味的悉心体验。因此，好的诗歌需要敏锐的思想，需要悲悯的情结，需要犀利的眼光，更需要宽阔的人生大情怀。言时代之志，抒时代之情，就不怕没有好的诗歌出现。

　　其次，诗言志要清楚以什么来言志，用什么来抒情。诗歌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诗作者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篇》），又说“君子登高必赋”（《韩诗外传》卷七）。前一句是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后一句讲君子登高见广，能赋诗述其感受。这两句都是从写作主体的品格修养来谈的。诗作者为什么要有品格修养？这是诗歌的本质所决定的。诗歌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不是用来吃、穿的，也不是当物件来使用的，是要传播给他人看的，是会影响读者的。一个诗人没有好的品格修养，写出来的东西格调不高，别人看了，接受了，就会有不好的影响；如果看的人多了，不好的影响就会扩大，甚至整个社会都会变得低级趣味了。这样的诗对读者无益，对社会有害，也就变成精神垃圾了。可见，品格修养对作者来说有多么重要！同时，诗歌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既需要有生活源泉的灌溉，也需要艺术营养的滋润。没有生活源泉的灌溉和艺术营养的滋润，精神劳动就会疲弱，就会乏力，就产不出健康的果实。那么诗作者怎样才能既有德行，又有生活的矿泉和艺术的才能呢？一方面要像古圣贤说的登高见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善于向生活学习；另一方面要修身养性，“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文心雕龙·神思》）积极向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精神品格的人，有生活积累的人，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写作者有了美好的精神品格、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就不怕写不出好的诗歌，更不怕成不了真正的诗人。

　再次，诗言志要懂得诗是神圣的，对诗歌要有敬畏感。《尧典》所载 “诗言志”是在“神人以和。……百兽率舞。”的景况中相伴而生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也有相近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这段文献真实描述了他们的宗教及娱乐活动：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可惜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篇目推断，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这些歌辞即是原始的诗歌，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可见诗歌是古代先民们劳动的产物，同时也与原始祭祀活动紧密相关，一开始就具有神圣性。笔者总以为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就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成为文学的桂冠的最原初的质素。可惜诗歌发展到今天，节奏和音乐的特性越来越模糊了，诗歌的神圣性似乎要被我们忘却了，对诗的敬畏感也荡然无存。这也许是现在任谁都可以写诗，任谁都想以诗的名义乱涂乱写的祸因吧，这实在是诗歌的悲哀。今天重温“诗言志”的诗学内涵，不能不重塑我们对诗歌的神圣感，要怀着虔诚之心、敬畏之感去对待诗歌。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境界，就不怕写不出好的诗歌，诗歌就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重新成为文学的桂冠。

　　另外，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提出的时代，正是我国诗歌由初创走向成熟的时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亦载：“《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尽管后世不断有学者依据各种史实否定这种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诗》三百篇一定是在上古大量的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筛选编订而成的。至于是谁编定的姑且不论，但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一种诗学理论的诞生，一定是在大量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诗言志”即是如此。第二，诗歌从初创走向成熟，也一定是经历了由俗到雅的过程。没有俗，就不可能有雅，俗和雅是诗歌的两种品格。当然这里所说的俗，绝不是低俗和庸俗，更不是媚俗。诗歌的俗，是指诗的素材是原生态的，艺术表现的手法也是稚嫩的和本色的，这样的诗歌往往带着生活的本真面貌，有着泥土的芳香和鲜活的生命气息，充满了人性的天真和诗性的意趣。它使诗歌永远保持新鲜的活水，促使诗歌走向高雅的殿堂。因此，诗歌写作应该由俗到雅，雅俗兼具。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善于向生活学习，善于向民歌学习，善于发现生活中本真的东西，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吸收其中的有益营养，提升诗歌写作的内涵，不断创新诗歌的结构形式，丰富诗歌写作的表现手法，努力提炼诗歌的语言，由俗到雅，雅俗相互促进，长此以往，当下诗坛那种粗鄙化和低俗化现象就会大为改观，诗歌就一定会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文章来源： 作者：张保宁《中外文论》2017年第1期。

　　注 释：

　　[1]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