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5月15日16:41

　　16-18世纪的中西文明交流实质上是传统中国与正经历着一场大变革的西方文明的一次大接触、大碰撞。一个传统的中国面对一个张扬的欧洲：传统中国仍在王朝统治的夕阳余晖中鹅行鸭步，步履蹒跚；山雨欲来的欧洲却在大踏步地走出中世纪，一路上血雨腥风。这样两种生长于不同的空间环境、又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异域文明邂逅相逢，在商业、宗教、文化和政治上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联系，从而演绎了一段久久令人寻味的活剧。那么，中西初识阶段里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形象是否有某种整体性的特点，是否内涵某种一以贯之的立足点与意图？这正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一

　　上卷《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一书对这个时期以传教士为主要媒介、以礼仪之争为突出特征的中西文化关系史进行系统的探索。就交往过程本身而论，16-18世纪的中西交往与此前和此后相比都有鲜明特点，因而能够自成一章。与前一时期相比，首先是路线不同。16世纪末期之前，或者中国与欧洲只能通过西亚、中亚、南亚而间接交往，或者通过欧亚大陆的陆上路线进行个别接触。16世纪末期，随着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张，欧洲人得以从海路频繁造访中国。其次是来华人数大量增加，并且其中许多人得以在地理和文化两方面深入中国。

　　与19世纪的中西交往相比，本期交往的显著特点则首先在于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有别。16-18世纪诸多来华欧人中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体是耶稣会士这个群体，19世纪则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承担类似从前耶稣会士的角色，谈论交流使者只能以个人而不能就群体论。其次，16-18世纪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而19世纪中西交往的双向互动表现明显得多，且西学东渐的分量较占优势。

　　该成果上卷主要是讨论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要媒介所引发的早期中西交往，交往过程中各种渠道如何向西方传播关于中国的知识，各渠道在传播过程中又如何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最后归结于礼仪之争所引发的东西方文明的碰撞。首先概述1500-1800年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往状况，介绍这300年间中西交往中欧洲方面与中国方面的时代背景，交往的主要渠道即中西贸易、使节和传教士，以及借助这三条渠道西传到欧洲的中国知识。早期商人和使节给16世纪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美丽、富饶与强大的中国形象，但他们的限制在于，无缘深入中国并长期居留，不懂中国语言也看不透中国文物。16世纪末博学而又受人尊敬的耶稣会士进驻中国，他们在一个因物质文明发达而令欧洲大众目迷五色的中国形象之上又推出一个令欧洲知识分子兴奋不已的拥有高水平精神文明的中国形象。

　　耶稣会士的活动从源头上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理解，因此概述之后便着重描述作为此时中西文化交往首要渠道的耶稣会士对于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以及对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传播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礼仪之争。16-18世纪的中西交往从传播内容上看是一个以中学西传为主的过程，从传播影响上看，中国文化对这时期的欧洲的影响远大于传教士介绍的西学知识对中国的影响，所以具有突出的单向交流特征。本书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学西传”，并且旨在刻画清楚这个西传的过程和对此过程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即礼仪之争。这次“中西初识”起因于西欧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需求和天主教会长期不懈地征服异教徒的愿望，国家利益与教会利益的结合与冲突在16世纪兴起的耶稣会身上有鲜明体现。并且面对半封闭的中国边境，惟有耶稣会士以其灵活的适应性传教方法得以入驻中国内地，并担当起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任务。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他们介绍中国的方式引出了长达百年的既是文化冲突又夹杂利益纠纷的“中国礼仪之争”，加上其前因后续，这两百年的“初识”阶段基本上就被礼仪之争所笼罩。礼仪之争不仅是明清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基本背景，也是中学西传的基本背景，还奠定了这一时期欧洲人认识和评价中国的重要知识基础。

二

　　下卷《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紧承上书，探讨那些由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国知识与启蒙时代的欧洲文化碰撞后的电光石火和回响余韵。所谓“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二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这一时期欧洲看到的“中国”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描摹并在某些地方经其他旅行者粉饰，而且中国的模样从17世纪到18世纪没有很鲜明的出入。但这100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对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但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作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该成果下卷旨在揭示这一点，因此紧扣欧洲社会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不同时期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

　　作为宗教改革以来国王与教会和地方贵族长期争权夺利的一个显著结果，17世纪到18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结构表现为国王与教会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共存，教会失去了政治权利，但作为国家温驯的助手继续努力履行精神控制的职责。因此，1740年以前的欧洲仍是一个宗教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有思想讨论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进行。直到18世纪中叶，从社会结构到哲学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士、贵族和国王的联盟开始丧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思想家们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一方面批判之，另一方面努力阐明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意味着思想或言论的宗教合理性已经让位于其政治、经济或道德上的合理性。欧洲社会对中国事物的兴趣和态度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甚至传播中国知识的耶稣会士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大势所需。整个启蒙时代欧洲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17世纪中叶开始到17、18世纪之交，二是18世纪初到1740年前后，三是18世纪中后期三个大的阶段，该成果下卷就是根据这来组织内容。

　　在第一个阶段，耶稣会士为了维护自身传教政策和为礼仪之争辩护，在介绍中国时突出强调中国宗教的内容，即古代儒学与基督教有天然吻合性，而当代理学是一种遭儒学正道摈弃的无神论。从历史传统和文字传统上论证中国与基督教所奉之神的联系，也是对这种论调的辅助。耶稣会士的这种态度，配合当时欧洲社会的一切争论主要还是围绕着天主教会之宗教权威的问题展开，欧洲本土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也逃不出这个圈子，以致这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种争论的基本着眼点其实就是“中国的伦理与宗教”。

　　从18世纪初开始，进入上述第二个阶段，宗教背景下的讨论逐渐让位于有关社会发展的讨论，这在中国问题上也有所反映。“中国迷”不再由宗教辩护者们担任，而改由社会改革者承当，于是从前传教士著作中作为中国宗教和伦理优越性之佐证而附带出现的一些中国政治内容越来越多地被关注。另一方面，传教士们认识到这种要求后，为了继续吸引欧洲知识界的注意和同情，便有意识对中国政治制度加以系统介绍。这种情形在1740年前后几十年最为突出。在政治背景下，中国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点成为关注核心。

　　在第三个阶段，经过17世纪末期宗教背景下的讨论和18世纪中间几十年政治背景下的讨论，无论这些讨论本身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它们共同促成了18世纪中后期“中国”这一概念在欧洲社会中的高度普及，反映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人们熟知的上流社会艺术风格与生活方式上的“中国趣味”；反映在知识界，则“中国”成为欧洲人扩展了的世界知识的一部分，也成为言谈立论中经常可见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字眼。

　　不过，每一阶段事实上并非严格地前后相继，而是有相当时期的交叉重叠，因为每种社会现象从酝酿、发展、高潮到衰落，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以上所设定的时段只是就每种现象表现最突出的时间而言。

　　经过对启蒙时代的分阶段分析之后，将欧洲的历史脉络继续延伸，则可以看出18世纪上半叶是欧洲认识中国的分水期和过渡期。截止到18世纪初，欧洲仍深受圣经神学观念制约，因而在基督教普遍主义理想驱使下极力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以将中国已有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但这种宗教性的普遍主义理想随着教会权威衰落而动摇，耶稣会士在时代变局中失势也直接影响欧洲人对他们所塑造中国形象的重新估价。中西文化本身就有的巨大差异性，由此在中西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势中分明起来，直至欧洲人又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

　　这种认识一经在18世纪后半叶形成，又成为19和20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将中国定位为欧洲的对立面也正是19世纪欧洲人对自身特殊性深刻领会后的一个投影，随后中国的价值继续随着欧洲人自我评价的变化而摇摆，但中国始终被欧洲塑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甚至直至今天，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中国文化曾经在启蒙时代这个历史时期里为欧洲文化和社会的转型作出贡献，但欧洲还远远没有认识中国。

　　该课题研究由于采用了深入事件内部的视角，在欧洲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脉络之中审视这场中西交往，因而本研究对中国知识在启蒙时代的欧洲所扮演角色的评价有所创新，认为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不能用“赞美派”或“反对派”这样简单标签来概括。由此，本研究方能揭示出前面反复申述的一个事实，即自欧洲初次认识中国以来，中国就一直被欧洲放在她的对立面以便时不时地鉴照自己或反思自己；他们看待中国的眼光都具有功利主义色彩，是欧洲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文化意识、思想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折射。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并不标志这个时代是中欧交流史上的阳光季节，却是文化本位主义一种隐蔽但生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