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小说家。在以往的认识中，汪曾祺的作品在题材和审美风格方面与“抗战文学”关系不大，而他与主张“抗战无关论”的沈从文之间的师生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印象。然而，如果将汪曾祺置入“抗战文学”视域，他早年创作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其小说创作的哲理性、家国书写形态的生成等问题，都会获得一个切实的理解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透过汪曾祺的战时写作，可以深化我们对“抗战文学”的理解和认识，看到“抗战文学”在“兵役”、“逃难”、“官吏腐败”等常规题材之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汪曾祺和沈从文、萧红、师陀等人的战时写作，构筑了“抗战文学”充满诗性之美的另一道风景，极大地拓宽了“抗战文学”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在汪曾祺早年作品中，《寒夜》、《除夕》、《复仇》、《醒来》都直接涉及抗战。前两篇战争痕迹较淡，只是墙上挂着的枪和临近的“战线”，让人感受到故事的战争背景。《寒夜》写战时村口大车棚里一群守夜人的乐观和淳朴；《除夕》写战线临近，日常生活被打乱。但这里没有离乱，没有恐惧，有的是对汉奸憎恨，对民间情义、父子情谊的平静书写。两篇小说叙述从容舒展，没有战时的紧张与促迫，让人感受到一种沉潜于日常生活情感之下的力量。汪曾祺是一位“他异”意识极强的作家，即使写“抗战”，他也会选择与一般性“抗战”书写极为不同的策略和路径。《复仇》发表于1941年，1944年又有改写。小说的意旨所归，则是作者对国共合作共同完成“抗战”事业的期待。《醒来》更为特殊，是一部带有实验性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位从缅甸战役败退下来的军官。篇幅极短，几乎没有故事，只写军官渴晕后“醒来”的过程。但这一奇妙的“醒来”是“一种感兴，一种喜悦，一种纯粹，一种超乎理性和情欲的存在。一种和平。一种健康的衰弱，一种新”。颇富激情的反复修辞，充满“赞美”与“预言”的力量，因为一个民族已经“醒来”。

　　值得注意的是，《醒来》在笔法上明显受到了普鲁斯特的影响，这倒提醒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以往对“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认识，是否可能存在偏差？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的救亡运动，压倒或者中断了中国思想文化启蒙的进程。“抗战”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全民“救亡”，对“启蒙”产生了无可逆转的冲击。然而，随着“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这一总体性论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言：“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在根本处意味着“别人的引导”，意味着向他人的学习和借鉴。而“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始终未曾中断这种学习和借鉴。特别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彼此交流频繁，极大拉近了中国与美、英、法之间的关系和距离，经由卞之琳、盛澄华、罗大冈、冯至、穆旦、萧乾等人的努力，欧美文学的最新成果得到及时译介，其影响也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得到迅速反映。汪曾祺早年对伍尔夫、纪德、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在艺术手法上的仿拟和借鉴，让我们看到除思想启蒙外，“启蒙”在“抗战文学”中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更为多样化的体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接触和交流中，欧美思想文化领域的最新潮流也被引入到中国。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就深深影响了汪曾祺的早年创作，《礼拜天的早晨》、《复仇》对“自欺”的剖析，《前天》对“偶然”的感思，《老鲁》及稍后的《落魄》对“存在”的观察与勘测，都显示了存在主义的痕迹。汪曾祺的战时创作让我们看到，“抗战文学”并非像以往所想象的那样，意味着“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思想和艺术上重新走向封闭。在某种程度上，“抗战文学”甚至超越、拓展了“五四”启蒙文学相对狭窄的思想文化视野，使“启蒙”获得了更为复杂、更为多样的可能性。

　　说到汪曾祺，人们自然会想到高邮。汪曾祺一生虽流居多地，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代表性作品，都是以高邮为背景而创作的。“故乡思维”是作家乡土之思、家国怀想的常态，这一“思维”背后却始终映衬着作者的现实情绪和当下感受。汪曾祺抗战期间创作的作品质朴、纯粹，故乡、家国被以“应该是”的方式加以想象和书写，既理想又抽象，充满了一种古典而又不乏浪漫的诗性之美。这样的写作，一方面沿承着废名、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路子，一方面也在家国破碎的现实情境下，书写青春感伤，遥想往日朴实、平易的日常生活的珍贵和美好。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