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寓言是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文体

寓言是一种的历史悠久而生命力强大的影响广泛的文体。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寓言算起，它已经有了5000年的历史。寓言的产生时间仅仅晚于神话与原始歌谣；但是，在科技昌明的近现代，神话早已经失去了产生的土壤，而寓言创作却仍然兴旺蓬勃。寓言的足迹遍布五大洲的各个国家。任何一个发展到了文明社会阶段的民族，它可能没有其它文体品种，而不可能没有寓言。

东亚“寓言”的词源来源于《庄子》。《庄子·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郭象的注解“十九”说：“十言而九见信。”可见，庄子认为寓言的特点是假借另外的事物以说明道理，寓言说理的成功率非常大。可惜，庄子没有强调寓言的故事性，以致古人把寓言理解得过于宽泛，甚至把寓言等同于一般的比喻或者抒发理想的作品。

西方寓言主要有四大类型：1、fable型：以伊索寓言为代表，大多是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如：。fable这个词有寓言、童话、神话的含义。 2、Parable型：以《圣经》寓言为代表，大多是人物故事，富有宗教色彩。如：。Parable这个词有寓言、比喻的含义。 3、Allegory型：一种长篇的双重结构的文体。如：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斯宾塞的长诗《仙女王》。 4、morality plays型：具有寓意或道德教训的戏剧。如：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的寓意剧。这四个类型概括起来，可以称为allegoric tale。

1902年，林纾、严璩合作翻译古希腊的Aesop’s Fables，取名《伊索寓言》。他们用“寓言”对译fable。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就把“寓言”与fable等同起来。其实，两者并不等同。东亚的“寓言”作品，也有与西方相近似的四大类型。如：中国的，韩国的，日本的等，属于fable型；中国的，韩国的等接近Parable型，它们是人物故事，不过没有宗教色彩；中国的《后西游记》（梅子和），韩国的《鼠狱说》（林悌），日本的《河童》（芥川龙之介）等是Allegory型；中国的《中山狼杂剧》（康海）等是morality plays型。那么，东亚所说的“寓言”这种文体，实际上应该相当于英语的allegoric tale。

日本20世纪初编纂的《大日本国语词典》，已经出现“寓话”这个词。1925年山崎光子翻译的《伊苏普寓话集》出版，正式用“寓话”对译fable。韩国学者孙晋泰编纂的《朝鲜民谭集》1930年在东京出版，也用“寓话”称呼fable型故事。日本与韩国所说的“寓话”，可能基本相当于fable型。

东西方“寓言”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双重结构，言在此（表层）而意在彼（里层）。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具有两大要素：一是故事，一是寄托在故事中的另外的意义。故事可称为“寓体”；作者所寄托的另外的意义，称为“寓意”，或称为“本体”。两要素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一个要素就是别的文体。两要素也是充分条件，只要具备它们就是寓言。因此，我给寓言下的定义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

现代关于寓言的定义非常多。有的定义没有突出主要的本质的特征，而强调了一些非本质的特征。比如：强调“篇幅短小”、“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角”、“虚构性”之类。实际上寓言不一定短小，也不一定以动物为主角；至于“虚构”，则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寓言创作的关键不是一般的所谓“虚构”，而是巧妙地处理故事现实之间的距离，或是拉开与现实的距离，或是拉近与现实的距离。只有距离适当故事，才能使读者感到是“另有寄托”。寓言的故事大概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人物故事，这类故事应该写得“荒诞”，即《庄子·天下》所说的“悠谬”、“荒唐”，以拉开跟普通人物故事的距离，使读者觉得故事中蕴涵着另外的意义。如：庄子寓言，拉封丹寓言，卡夫卡的寓言小说《变形记》。一类是非人物故事，这类故事应该拟人化，以拉近跟人类的距离，使读者觉得这是“使唤动物来教训人类”（拉封丹）。如：伊索寓言，佛经寓言，韩国寓言。

寓言不一定短小，但是大多数短小。然而，它的容量不小，可以容纳许多东西。严文井先生把它比作魔袋。用佛教的话说就是：“纳须弥于芥子。”“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我们认为寓言在人类文化中有四个方面的巨大作用：人类群体文明进步与个体成长的启蒙作用，人类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载体作用，展示各民族文化特征的橱窗作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轻骑作用。这四个方面奠定了寓言的文化地位。

二、 寓言具有启蒙或桥梁作用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本质是完善人类自身，从而使人类更好地适应环境。寓言在完善人类自身方面曾经起过并正在起巨大作用。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寓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助产士，对人类群体有启蒙作用。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有三大里程碑：语言的产生——神话的繁衍——理性思维的发展。寓言产生在人类发展的第二里程碑与第三里程碑之际，对人类群体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这是因为，寓言的寓体（即故事）连接神话（原始）思维；本体（寓意）连接理性思维。如：伊索寓言故事的主人公，动物占80%，神话人物占10%。世界最早的苏美尔寓言（狐狸向恩利尔神求角），庄子的开篇寓言，其寓体都是神话故事。但是，上述寓言的寓意是理性的，即用非现实的故事模拟社会现象，宣传理性思维的成果，宣传哲学道理。正如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说的，而“要发现模拟之点，哲学思维是必要的”。为什么要用寓言故事宣传理性思维成果呢？因为只有这种宣传，在当时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在理性思维尚不发达的古代，使用寓言说理是一种大智能。他在《古人的智能》中说：“当人们的心灵仍然很原始，对于敏锐和思辨的事情未熟练甚至无耐性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去接受那些不能直接刺激感官的事物的。”“即使到今天，人们要以新的光亮照耀人类的理解力，既要克服偏见，而又不至于引起争辩、敌意、反对或骚动，也必然要循着这同一的道理，即求助于寓言、隐喻或暗示的类似的方法。”中国的庄子也深谙此理，所以，《庄子·天下》说，因为天下不可与庄语，故必须使用“悠谬之说”、“荒唐之言”。

现代人类已经进入文化昌明的时代，但是寓言对人类个体仍然有启蒙作用。由儿童到成人的思维发展，跟原始人到现代人的思维发展走着几乎相同的道路，即先发展具有原始思维特点的形象思维，而后发展理性占优势的抽象思维。幼儿阶段形象思维发达，小学、初中阶段是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阶段的语文课本中寓言故事非常多。中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说，一则寓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从童年到老年。我的朋友、中国湖南省原文联主席作家谢璞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个青年人一心想当作家，而实际上他的才能不在文学创作方面；于是谢璞在给他的回信中讲了的寓言。那个青年领悟寓言的意义，后来在别的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终身感谢寓言给他的启示。

寓言的启蒙作用与雄辩力量，使得寓言对教育影响很深。古希腊早就在教育中运用寓言。伊索寓言是学校教材，低年级用它启迪智能，高年级用它培养雄辩能力。欧洲从古罗马到现代一直继承这个传统。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亲自为儿童编成《启蒙课本》（1872年），并说这是他自己最好的著作，“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印度的《五卷书》是著名的儿童读物，相传它是毗湿奴舍里曼为教育三个蠢笨的王子而编写的。中国独立运用寓言教育儿童比较迟。受到西方影响之后，1900年才出现《中西异闻益智录》，1901年寓言才进入启蒙课本。现代，寓言在小学与初中的语文课本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考作文题，寓言式题型占了三分之一。

三、 寓言是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

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成果，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记录、传播、传承。人类各种精神文明的成果往往使用寓言作为载体与宣传工具。

宗教家喜欢运用寓言。如佛经500多个寓言故事，都是宣传佛教哲理的。讲贪欲使人堕入苦海，只有智能、觉悟可以挽救人类；、讲色即是空；批评外道对真理的片面认识；讽刺世间的有为法。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及其它宗教也是一样。

哲学家喜欢运用寓言。中国的先秦诸子非常重视寓言。如：《庄子》的、、等表现了等大小、齐生死、无物我的齐物思想。列子、墨子、孟子、韩非子等也是这样。西方哲学家也非常重视寓言。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寓言。德国的哲学家尼采着《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宣扬其超人哲学，叔本华用表现其悲观哲学和社会主张。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哲学家萨特等也是如此。

寓言往往是反映并干预政治的工具。如：《战国策》的、都消弭了一场战争灾祸。韩国古籍《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关系到新罗国与高句丽国的命运；同书中记载的薛聪寓言，也具有“一言兴邦”的作用。刘基《郁离子》中的，反映了元朝末年全国即将爆发的起义形势。俄国克雷洛夫的寓言，直接反映了抗击拿破仑入侵的1812年的卫国战争，受到库图佐夫将军的高度赏识。捷克寓言家恰佩克的《鲵鱼之乱》，预见并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将危害世界。

文学与寓言有不解之缘。寓言不是纯文学，而是一种边缘性文体。寓言的故事部分是叙事的文学，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故事，而是具有非人物情节或荒诞情节的以说理为目的的故事。寓言故事讲究寓意，以增加作品的深度，所以文学家们除了写寓言外，还喜欢在写别的作品时采用寓言手法。欧洲四大古典名著：荷马史诗、《神曲》、《汉姆莱特》、《浮士德》，其中有两部是寓言式的。《浮士德》的作者歌德说：“古人最高的原则是意蕴。”“就像寓言那样，其中所含的教训就是意蕴。”欧洲现代派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寓言特色，现代派巨擘卡夫卡的《变形记》等都是寓言。中国古代的许多著名作家都写寓言，如：曹植、陶潜、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的诗，《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都有寓言色彩。韩国古代作家跟中国相似，如：薛聪、李奎报、李齐贤、成伣、金时习、林悌、朴趾源、丁若镛等都写寓言。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大都如此。王蒙、贾平凹、莫应丰、韩少功、史铁生等都是如此。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以瞎子的命运象征人生，就像寓言一样具有哲理深度。甚至通俗的武侠小说也讲究寓意。如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的就是模仿《庄子》寓言而构思的。我们还看到，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很多是寓言。如：梅特林克的《青鸟》，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泰戈尔、纪伯伦的诗歌。获得2000年诺贝尔奖的原中国作家高行健，也是以寓言剧《小站》而成名的。所以严文井《略谈寓言》说：现代的优秀作品大多具有寓言色彩。

正因为寓言跟文学有不解之缘，所以对文学语言影响非常大。中国的许多典故成语都是寓言故事。如：揠苗助长、专心致志、鹏程万里、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朝三暮四、望洋兴叹、井底之蛙、呆若木鸡、杞人忧天、滥竽充数、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画蛇添足、惊弓之鸟、螳臂当车、塞翁失马、叶公好龙、螳螂捕蝉、对牛弹琴、杯弓蛇影、黔驴技穷等等。据说欧洲的典故与成语的主要来源也是《圣经》与寓言。如：The crab and its mother（母蟹与小蟹），比喻说话容易做来难；The grapes are sour（葡萄是酸的），比喻不服输而找借口。

寓言不仅与人文科学关系密切，而且与自然科学有关。寓言所昭示的哲学道理，当然既可以适合人文科学，也可以适合于自然科学。即使寓言的故事，也往往与科学有吻合之处。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曾经把伊索寓言跟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对比。他说，炼金术并没有点石成金，却发现了无机酸，促进了化学的发展；正像农夫的儿子们没有发掘出宝物，却深耕了大地，获得了葡萄的丰收。我的朋友欧阳维诚写过一本《寓言与数学》，分析了100篇寓言的数学内涵。如：《魏书》中的故事说，吐谷浑国王阿豺有20个儿子，他死前召集子弟，先叫弟弟折断了1支箭，再叫弟弟折19支箭，弟弟不能折断。他于是说：“单则易折，众则难摧。”为什么不是折20支箭，而是折19支箭呢？这是因为19支箭恰好围成1个紧密的大圆柱体。为什么19支箭折不断呢？这是因为折断19支箭所需要的力量，根据力学计算，是折断1支箭所需要的力量的625倍。另一方面，某些著名的科学故事，也蕴含着寓言式的哲理。如：相传古印度的国王塞拉木非常迷恋象棋，他要奖赏国际象棋发明者谢塔，问谢塔有什么要求。谢塔说：“我只要求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小麦，第二格放2粒，后面每格都放上前一格的2倍，一直放满64格，把这些麦粒奖赏我就够了。”国王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国王根本达不到要求。因为需要18，446，744，073，709，551，615粒麦子，才能装满棋盘的64格。如果建一座高4米、宽10米的麦仓装这些麦子，那么麦仓的长度就是地球赤道长度的750倍。这个故事不仅形象地说明几何级数增长的科学道理，而且也像寓言一样讽刺了（国王）的轻率，阐述了某种生活哲理。

四、 寓言是展示各民族文化特征的橱窗

世界上历史悠久古老而又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有三大体系。一是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化，一是发源于印度的南亚中东文化，一是发源于中国大陆的东亚文化。世界寓言也有三大体系，以古希腊、古希伯来为源头的欧洲寓言体系；以印度为起点的南亚中东寓言体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寓言体系。不同文化体系的寓言，体现出各自的文化精神。

世界不同的传统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经从意欲的角度进行阐述，提出了“文化三路向”学说。他认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我们可以举出以鸟类弱肉强食故事为寓体的寓言，印证粱先生的观点。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的寓言，鹞子对夜莺冷酷无情，用威胁回答夜莺的哀求，表现的是无情的竞争，体现的是海盗式的商业文化精神，意欲向前的文化精神；古印度的佛经中的寓言，国王为了救助鸽子，竟然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施舍给饿鹰，表现的是提倡布施、追求解脱，体现的是耽于幻想与宗教的森林文明精神，意欲反身向后的文化精神；中国诗人曹植的，鹞子在麻雀的哀求下产生恻隐之心，放了麻雀，麻雀回家与妻子团聚，还夸耀自己能说会道，表现的是中庸之道和家庭意识，体现的是农业文明精神，意欲持中的文化精神。

韩国金泳教授在《由韩中寓言的比较而引发的一个思索》中说：“我们可以说，与欲望有关联的寓言是了解亚洲人价值观念与社会伦理的一把钥匙。对于人类欲望的观点，东西方有极大的差异。”“韩国寓言与中国寓言都较好地展示出对人类欲望的东方式认识。”他举了韩国寓言、与中国寓言、，说明东方寓言警告人们不要贪欲。韩国李奎报、成伣等的寓言也表现出同样的价值观念。

一则成功的寓言往往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列子》寓言的寓意是天外有天、学无止境，它特别强调尊师，甚至说“终身不敢言归”；《列子》寓言，写九方皋善于寻找千里马，但是却忽视马的性别与颜色，把黑色的公马说成是黄色的母马，强调“遗形取神”；《淮南子》寓言，写失马带来福，获得马带来祸，表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祸福转化观念，听从自然而不作主观努力。这一切都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精神。《圣经》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的寓言，主人赞扬通过高利贷与经商而取得利润的仆人，责备死死保管银子的仆人。这则寓言反映了古希伯来民族把商业观念与宗教学说结合在一起的独特的民族精神。

一则成功的寓言，往往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智能。朝鲜王朝柳梦寅《于于野谈》中的寓言就是一个例子。它表面上只是批判在婚姻中高攀门户的可笑，但它在深层次上却表现了朝鲜王朝时代要求保持独立的精神与清醒的智能。朝鲜王朝太宗李芳远在当政之后，一方面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政治体制，并“事大以理”与明王朝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却极力保持本国的独立，他吸收高丽王朝晚期与元朝皇室联姻的教训，特别反对跟明朝建立儿女联姻的关系，以避免各种弊端。

五、寓言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轻骑

文化具有传播与交流的特点。人类追求新知识的浓厚兴趣与强烈愿望，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心理动力。在古代，经商的商人、传教的教士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起了积极作用。

寓言在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是最先到达异国土地的轻骑。这是因为：第一，寓言故事一般比较短小而思想隽永，包含深刻的智能，容易通过商人、传教士等传播到不同的国度。第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寓言，而且在体制上差异不大，故容易为不同民族的群众所喜爱。第三，寓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特别是宗教典籍喜欢运用寓言，而宗教传播是古代非常突出的文化传播现象。所以，寓言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往往率先于其它的文体，充当文化交流的轻骑。且看世界三大文明系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事实。

1、中国东亚文化与印度南亚文化之间的交流，寓言发挥了轻骑作用。中国、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初年的前后，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其中最早传入的是佛经中的寓言。鱼豢《魏略》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浮屠”即“佛陀”（佛），《浮屠经》讲的应该是佛本生故事，这些故事是宣传佛教哲理的寓言。后来翻译的佛经都包含许多寓言。公元493年，《百喻经》被翻译为汉语，包括98个寓言故事，这是专门的寓言译本。而印度的其它文学作品，包括戏剧、史诗等，直到20世纪才翻译为汉语，比寓言晚了2000年。韩国接受印度文化的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韩国最早被书面记载的寓言，明显受到佛经寓言的影响。印度文化善于输出，而不善于吸取，所以在古代受中国东亚文化影响不大。

2、中国东亚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寓言也发挥了轻骑作用。西方最早传到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寓言。公元6世纪，梁元帝萧绎作《金楼子》，其中的故事，明显受到《圣经·撒母耳记》中的寓言的影响。大概是奔走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早已经把《圣经》故事带到了中国内地，所以才能为梁元帝《金楼子》所模仿。1608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着《畸人十篇》，介绍伊索寓言以宣传基督教教义；1625年，中国西安出版了伊索寓言的选本《况义》，它是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口授的。而欧洲其它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等，直到19世纪末才译介到中国。中国最早传播到西方的作品也是寓言。如：14世纪为西班牙作家曼纽埃尔的寓言集《卢卡诺尔伯爵》中有一则寓言，叫做，实际上是模仿中国6世纪《高僧传》的寓言， 到了19世纪，丹麦著名童话家安徒生又把这个故事改写成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国西汉《淮南子》寓言，也在欧洲流行，并曾经被德国寓言奠基人盖勒特所模仿。这两个故事大概通过丝绸之路的商旅、西迁的匈奴人与突厥人，很早就传到了欧洲。中国其它作品，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到18世纪法国传教士哈尔德编译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才在欧洲有了选译本。

3、印度南亚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中，起轻骑作用的大概也是寓言。印度的佛经寓言故事，跟古希腊寓言往往相似。如：之类的故事。这说明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寓言就作了印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轻骑。这住现象产生的原因，一个可能是印度寓言与欧洲寓言可能具有同源关系，因为印度与欧洲之间具有相同的人种、相同的语言渊源；一个可能是后代的传播交流，如公元4世纪马其顿王亚歴山东征，就促进了相互间的交流。印度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的传播路线则非常明显。它在6世纪中叶传到波斯和叙利亚，8世纪阿拉伯人穆格法把它翻译改写为《卡里来与笛木乃》，接着又传到欧洲。它们传播到欧洲的时间远远早于印度的其它文学作品。

4、三大体系内部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寓言也是领先的作品。欧洲寓言体系最能体现出这个方面。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包括了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寓言，即希腊本土、西亚、埃塞俄比亚（非洲东北部）等地的寓言，故相传其作者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所以，我们可以说伊索寓言是地中海各国间文化交流的最早的精神文化成果。古罗马时代，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相互结合，产生了菲德鲁斯的寓言诗与阿普列尤斯的寓言小说《金驴记》，奠定了欧洲寓言体系的基础。在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希腊、罗马的其它文学作品不受重视，而唯独伊索寓言的传统被继承，并得到发展，产生了欧洲中世纪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列那狐故事》。《列那狐故事》全面融合了伊索寓言和欧洲各国的寓言故事，同时也吸收了印度《五卷书》的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法。欧洲中世纪其它作品是不能跟这部寓言史诗媲美的。

(该文收入韩国出版的《东亚细亚寓言文学比较论》，韩国寓言文学会编)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简报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