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媒体上出现了一股“二代”热，常见的有“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还有“贫二代”（“穷二代”），等等，公众和专家学者，都对此议论颇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受众对某些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最后走向事实上的歧视。　　这种“歧视”之极端，便是改革开放之前盛行的“阶级斗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个人阶级成份”的划分被看成是静态的，终身不变乃至应该“遗传”给下一代的社会符号和社会身份。在文革期间，从阶级理论又派生出“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在此基础上，又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将所有的中国人列为敌我两大阵营。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要被纳入上述“理论框架”之内，不得乱说乱动，否则便要被划为敌我矛盾。这样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正统”，其残酷性恐怕是如今的年青人无法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斗争理论彻底破产。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2年，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书中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随之，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阶层在当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又进一步划分出：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层，包括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等。　　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理论与“纲举目张”时期的阶级理论完全不同。对于个人或社会群体而言，阶层划分是动态的，一方面，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当然也可能由于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而陷入困境。这就是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流动”，前者被称为“向上流动”，后者被称为“向下流动”。须得注意的是，这是个与“人口流动”完全不同的概念。　　上述差异十分重要，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质的变化。“阶级斗争”理论“消极静止”的特点，最终结果是要使人人都无可奈何地对自己“先天”的阶级成分的认命，进而形成凝固不动的社会等级，以此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阶层和社会流动理论“积极运动”的特点，则是要使处于不利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能动地为摆脱困境而奋斗，努力争取向上流动；当然，也敦促处于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必须继续努力，不然就有可能不进则退，向下流动；进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在社会流动渠道畅通的社会中通过新陈代谢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社会学理论认为：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的。如果一个社会从下层向上流动的管道都被堵塞，人们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显然，这种社会现象也与当今中国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正因为如此，政府直接插手培育“富二代”，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越权行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用公共资源把富裕阶层以“家族化”和“世袭”的方式固定下来，造成一堵对目前处于中低阶层人士的深壑高墙，以阻挡正常的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就眼前的“功利”而言，与其说是在培养企业家后代的经营管理能力，不说说是在完成“官—商”之间“人脉”的代际转移。　　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企业家的后代接班。但这是属于私域范围的事，是企业家及其后代的个人选择，公权力实在不宜插手其间。如果与当下的国际惯例接轨，中国企业家的后代通过自己的努力学好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再扎扎实实地从基层做起，那么他们也是很有希望的。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目前已到了或已接近退休的年龄，除了让自己的儿女接班以外，另一种选择是聘用职业经理人。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1901年美国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被誉为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像比尔·盖茨那样，将自己聚集的巨额财富回馈给社会，做公益慈善。中国已经有企业家在这条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并戏称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善二代”——把子女送到发达国家去学习公益慈善的经营之道。　　至于“官二代”与“垄二代”，除了房间常常议论的“太子党”现象之外，大多是指在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又出现了类似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子女“顶替”父辈而获得“好工作”的情形。一般来说，作这样的安排并不像当年那样理直气壮、直截了当，譬如采取“等价交换”的方式，甲单位为乙单位安排一个子女，乙单位也为甲单位安排一个子女。有个“好爸爸”或“好妈妈”又成为80后、90后值得羡慕的事情。　　在当今中国，这些做法虽不公平但可以理解。毕竟按人保部门的说法，中国每年都有1000多万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于是就业岗位就成了稀缺资源。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以及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研究看，这样的“交换”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前所述，过度关心也会造成歧视，父母对子女工作问题的精心安排，常常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开后门”会成为他们被单位及同事轻视的理由，获得稀缺资源全不费功夫又会养成他们的惰性。看看当年靠“顶替”进了父母工作单位的知青一代，如今有出息的似乎不多。　　从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在发达国家的年青人中，就形成了18岁成人后就不再依靠家庭和家长的风气，那怕是亿万富翁的子女亦是如此。他们宁可在餐厅端盘子，到酒店当服务员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作为家长的企业家们也乐观其成，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奋斗经历，深刻理解“天将降大任与斯人者……”的道理　　至于目前还处于不利环境的青年人，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去争取向上流动的。在上个世纪末，有一张外国记者在中国照的照片据说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撼。照片照的是一个初到城市的“打工仔”，他仰望着城里的高楼大厦对记者说：“我一定要当老板”。这则新闻也许在国人看来很平常，仅仅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不着边际的“野心”而已。但是，以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一定要当老板”的誓言背后，却蕴含着意义丰富的“潜台词”：中国的年青人，即使他们目前处境不利，但已经不像祖辈父辈那样“认命”，他们要自我、要个性、要奋斗。　　这倒是给政府提了个醒，让贫困还在代际传递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政府应该做的事是维护好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是，目前的现状有点令人失望：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甚至被迫接受“零工资就业”；80后、90后城市青年则失业严重，而即使有了份“好工作”的也在高房价重压下“中产”无望；80后、90后农民工更是难以融入城市，对自己没有预期的前程感到迷茫。平心而论，这些怪相都是政策短视乃至失误造成的，一定要改变。因为失去了年青人就等于失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