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在康熙《宿松县志》卷36《兵氛》正文当中有更具体的描述：

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松民来自饶者十居八九，衣冠言动，犹有饶风，屈指先代，土著不过数姓。

这条记载意义非凡。不但再次提及明初官方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事实，更指出这次徙民的确切时间为洪武二年（1369）。结合前引朱维高志序与小序所言，可以代表清代康熙初年宿松方志修撰者对明代以后宿松人口来源与构成的基本认知。

明初官方为何要大规模徙江西饶属诸民以实宿松？卷36《兵氛》又有朱维高小序云：

松其九地之交衢乎，介豫楚，间两淮，遥通中州，近指水陆，皆取道焉。自春秋以来，其能免于锋镝者盖亦寡也。然户比绛县，非必争之城，历汉唐诸，略地悬军，祗残飘忽。惟元末红巾起蕲春，鸱巢实偪处此，荼毒之烈，讫无人烟。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冬十一月，红巾军由黄梅五祖山（白莲峰）起兵“屠宿松”，士民死伤无数。至正十八年正月，陈友谅攻破安庆，守将淮南行省右丞余阙身死，红巾军尽取安庆所属各县地。之后，宿松又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两大集团势力发展交汇之地，双方反复争夺，战况惨烈，人民死伤殆尽。于是，明初政府从隔江而望的江西饶州各县徙民以实宿松，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21年，宿松续修县志付梓刊印，其中卷7《民族志》再次说道：

明洪武二年，徙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民来实宿松，先代土著不过数姓，嗣后来者日多，生齿渐众。

自康熙修志至民国续志，中隔凡近250年，明代洪武二年官方徙饶州府属民以实宿松的成说，似乎早已深入宿松士民之心。不仅如此，民国续志卷7《民族志》部分又附有《氏族表》二份，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罗列了宿松全县127个单姓，23个复姓，共295个氏族的始迁信息，如果排除复姓氏族，则总计有256个氏族。

根据曹树基教授的统计，在这256个氏族当中，“若迁入时间或原籍不详的氏族略而不计，尚有213个氏族可资统计”，其中元末明初迁入的氏族占87.9%。从氏族人口数量看，若不计明初以后迁入的氏族人口，1921年宿松县人口迁自江西的占86.7%，安徽移民后裔占6.2%，其他省占7.1%。因而，无论从移民氏族数量还是移民人口数量来看，元末明初的宿松移民都是一种“重建式移民”。

如果将复姓氏族一并统计（共295个），同时也去除无迁出地或迁入时间的氏族，则共计有247个氏族，其中迁自江西的氏族共174个。如果进一步分析，又可以发现这174个来自江西的氏族，大多迁自鄱阳湖周边诸县，其中又以鄱阳县为最多（33个）。但令人最为惊讶的是，一个之前并不见诸方志记载的小地名“瓦屑坝”，竟然在氏族表中频繁出现，前后共有50次之多。

从已有的研究看，“瓦屑坝”移民传说的流行，并不止于宿松一地。在同为安庆府属的桐城县，1970年代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曾有关于该县张英所著《恒产琐言》的研究，就提及其所见到的55种桐城族谱中，以元末明初从鄱阳迁来者为始迁祖的有21种，其中提到瓦屑坝这一地名的有12种。同时期的美国学者Beattie Hilary（希拉里·贝蒂）在关于明清桐城土地与宗族的研究当中，也曾提及其所阅读到的63种桐城县族谱中，有20%以上的氏族始祖来自鄱阳“瓦屑坝”这个村庄，并且有差不多比例的氏族来自鄱阳县其他地方。在宿松以西的湖北黄州府，近年来徐斌的研究也发现，“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同样广泛存在。

从康熙志“洪武二年奉诏迁松”，到民国志“瓦屑坝”异军突起，其间的曲折原委，需要我们置身于具体而微的地方历史文化情境，才能进一步理解明清至民国宿松氏族始迁祖记忆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

二、明代嘉靖

“洪武二年奉诏迁松”说的出现

从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在明代中叶已散见于宿松民间的族谱之中。1933年，宿松“道二公”支张氏修谱，谱内收录有嘉靖八年（1529）该族七世祖“公”撰写的一篇谱序，序中就提到始迁祖“道二公”于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故事，其迁出地正是江西饶州府鄱阳县：

迁松始祖道二公也，而公之所从出者，则为元玉公，元玉公生于元，登进士第，至正间官太保，后致仕居鄱阳，卒葬团山务汝村。洪武二年，诏凡地方有土无人者，募人认粮扦插，一时群然奉命，此我祖之所由至于松也。然玉公以前旧牒考究难详，惟玉公后乃可屈指数之也。而从流溯源，承先启后，雅堪记载者，则自道二公始。

按照谱序的说法，道二公的父亲“元玉公”是一个进士，元末官至太保，致仕以后定居鄱阳。从元末至明代嘉靖八年，中隔近二百年，这样，宿松道二公的后裔无法接续“元玉公”以上的鄱阳世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道二公”迁入宿松以后，三世单传至“先八公”，“而先八公后，则蓄之极者，其发也勃，积之厚者，其报也隆，数传之下，人与财并盛，禄与名俱得，冠盖相望，车马烂盈，印累累而绶若若，号曰书香焉”。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家族修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谱序继续说到：

然欲详来历，无俾失传，欲清世系，无使紊乱，欲别尊卑，无令颠倒，则非谱不可。予深虑夫后人之不晓然于从前之来历，世系尊卑，致有失传紊乱颠倒之虞，而又深幸夫予之去先八公未远，犹得以详悉其从来历，前之世系尊卑而无毫厘之差也。且年又最高，得亲见夫下数代之子若孙，桂馥兰芬，方兴未艾，而可以备登之于谱也。但精力少衰，不能独任其事，而江右之邦彦吴先生、廷旸游先生，则皆优于文墨者也，相与规画采录，逐一详明，成宗谱一牒，以垂后世。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初年道二公这一支的宿松张姓第一次修谱，请来的两个谱师吴邦彦、游廷旸，都是来自江西，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嘉靖初年宿松地方家族修谱之风尚未大兴，与宿松一江之隔的江西地区，则因宋元时代即已广修宗谱，因而有着一批精于修谱的谱师队伍。

由明入清，道二公支的宿松张姓又曾于康熙以后七次续修宗谱，其中乾隆七年（1742）中的一篇谱序说道：

忆道二公原系饶籍，父元玉公，元至正进士，官太保，因时变致仕归鄱阳。洪武二年，公徙居松滋治东三十里，地名“杨徐坂”，传三世先八公，乃立编甲。传七世公，值编审，又另立户“时中”，迄今两户顶充徭役，良有以也。兄公于嘉靖己丑岁始修家谱，迎江右游、吴编葺，式法欧公，传十二世士梁公重纂编葺，式法欧苏，去今五十余年。

从中可以看到，张氏自道二公迁入宿松以后，至第三世“先八公”才被正式编入里甲，拥有了独立的户籍，到第七世公，又从中析出一户，名曰“时中”。

《张氏宗谱》内又收录有《公为饶县主分户诗》一首，诗文有曰：

祖籍饶阳那记年，惟闻迁播贯仙田。修齐有训今犹昔，耕读无荒后继前。止拟亲闱长共绕，谁知氓户即分编。怡怡实下惊鸿泪，若说相尤事不然。

这首诗的题名显然是张氏后人加上去的，其中的饶县主，即饶瑞卿，江西吉水人，举人，嘉靖三十至三十九年任宿松知县。诗文强调嘉靖分户，系因赋役编审而起，并非兄弟不和，其中详情，可不置论。不过，诗文首句“祖籍饶阳那记年，惟闻迁播贯仙田”，似乎也显示出洪武二年道二公奉诏迁宿松的说法，只是“公”综合父老传闻之后的一家之说，不一定得到了公的认同。

乾隆五十九年（1794），张氏续修宗谱，所录《凡例》中一条有云：

纂修之道，只求一脉相承，原委清晰，以便查览。予姓谱七世祖公始修，原遵欧式。十二世祖士梁公重修，则以欧法行苦逼窄，事实不能详书，改作欧兼苏图。今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

从嘉靖八年首修聘请江西谱师，式法欧谱，到康熙二十九年二修的“欧兼苏图”，再到乾隆五十九年四修的改式苏谱，背后反映的正是宿松民间家族修谱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其中“今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一句文字，则从一个侧面表明，清代宿松民间族谱的阅读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各族谱牒的体例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仅从此角度看，各族宗谱当中所收录的始迁祖故事，也就可能由此逐渐传播开来。

道二公支张氏嘉靖修谱与分户的事例也说明，至迟到明代嘉靖初年，始迁祖“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故事即已由民间的口头传颂进入到宿松地方家族的族谱书写，并有可能随着民间修谱活动的兴起而逐渐流行，并最终进入到康熙《宿松县志》的文字书写，从而以一种官方权威的文字形式，深刻影响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故事的叙事模式。

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一旦进入到地方志的书写，也就不会被轻易改变。道光八年（1828），宿松新志付梓刊刻，该书卷15《武备志·兵事》首先援引《明史》太祖本纪云：

太祖洪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师还。

文后又用小字节引康熙志所载：

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先代土著，不过数姓。

这实在是一种很巧妙的文字处理。道光八年，《明史》正式刊刻已近百年，道光志的编纂者显然仔细翻阅过其中的太祖本纪，但并未看到有洪武二年诏徙饶州诸属县民以实宿松的记录，同时又不好直接删除康熙志的这条记载，于是援引太祖本纪当中“洪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师还”的文字置于其前，并将康熙志的原文用小字节录于后。揣其用意，当指东南底定，廖永忠所率征南将士凯旋而归，之后政府才有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诏令，算是为康熙志的记载找了一个理由。

三、明代隆庆“瓦屑坝”

移民传说的兴起

明代嘉靖八年，“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始迁祖故事，已经在出现在宿松“道二公”支张氏族谱当中。之后不久的隆庆年间，影响后世同样深远的“瓦屑坝”移民传说，也开始在宿松民间族谱当中出现。巧合的是，这个家族同样姓张，始迁祖叫作“仲四公”。

隆庆六年（1572），“仲四公”十世孙张可仕创修族谱并作序一篇，序文第一次描述了始迁祖“仲四公”的故事：

张氏宋元时江西瓦屑坝人，家鄱阳县。元至正间东南盗起，仲四公领总辖淮舒职，提兵防御诸路，至宿松，贼遂潜遁。公素与权贵不合，未久罢职。后顺帝役民开金口河，去县五里许，户名“郑璋”鬻产供役，公给之费，不受其产，郑德之，复以产归公，公以买山并田一塅，遂于是家焉。生子贵三公，匿名不领前职。

序文的作者张可仕，字时卿，号春窝，为嘉靖三十五年拔贡，后来历任浙江仁和县与山东沂水县知县。按照序文的描述，仲四公是江西鄱阳县瓦屑坝人，祖上在宋元时代一直定居于此。元末至正乱世之中，仲四公“总辖淮舒”，提兵御盗、保障宿松，但因与权贵不合，不久就被罢了职。以后仲四公买下“郑璋”户名下的山田，从此在宿松地方安家落户。仲四公死后，其子“贵三公”隐姓埋名，不受其父之职。

又据《元史》记载，元末的“东南盗起”，始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刘福通之起事，同年十一月，徐寿辉部红巾军“屠宿松”。而元顺帝开金口河一事，时间则在至正二年正月。如此，序文中说“仲四公”先提兵至宿松，后购产定居，在时间顺序上是自相矛盾的。

此外，序文中仲四公“总辖淮舒”，也是一个莫名所以的说法。元末至正年间，安庆路守战职位最高之官员为安庆路总管韩建与淮南行省左丞余阙，其中韩建于至正七年（1347）先至，余阙于至正十二年后至。后来余阙曾撰有《大节堂记》一文，褒扬韩建力守安庆城之功绩，文末附有安庆路文武大小官员共计四十余人，张仲四未列其中。不仅如此，遍检明代天顺至清代康熙的各种《安庆府志》与《宿松县志》，也都找不到张仲四其人。

当然，不管官方史志有无记载，祖先的光辉事迹总还是要继续传颂下去的。乾隆五年，张氏续修宗谱，主修邑廪生张进在谱序中又说到：

张氏工正命官，因生有姓，元末总军，御寇为将，盈分瓦屑，一支相承，十有七代。远引世系，彭城诚恐难稽，而近考松滋，叙述乃确有据。本初迁为第一祖，故征信始仲四公，当其领卒渡江，乔寓西源山内，洎乎扫氛筑室，安处北郭城中。

序文再次强调始迁祖仲四公来自瓦屑坝，是一位元末总军御寇的将军。更进一步的是，这篇序文还讲到仲四公是在元末，而且是率领士卒渡过长江到达安庆地区。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年的《张氏宗谱》在家族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与谱写了明代张氏祖先的传记，其中关于始迁祖仲四公的记载也更加丰富起来：

仲四公者，迁松之鼻祖也，仕元，领总辖淮舒职，素以智勇冠于军。至正间，徐颍蕲黄盗起，公与战，所向披靡。尤善抚摩士卒，得死力，屡困贼于白鹿庄。小人撒敦用事，元之大臣脱脱贬斥引罪，即其宗室罗顺臣后亦隐居桐焉。公毅然自持不少屈懈，性直不媚权贵，当事啣之，乃遣如松，提兵至，贼鸟兽散，而民间财物秋毫无犯，德公者如慈父母焉。时顺帝役民开金口河，民变产供役，有解元郑璋户子孙，书懦不能支，公怜而与之费，郑感之弗忘，以田固让，公力辞不获，乃重以金授之。先是临遣时，公知邪曲害忠，方正难容，挈老小渡江，暂寄山林，未几，果以事中公。幸上怜其勋，得不死，而兵权已解，士卒无不泣数行下者，贼遂肆行屠戮，松无孑遗。

这篇传文的作者张鹏翼，是康熙《张氏宗谱》主修张世亨的曾孙。张鹏翼在传文之末特别附记云：“翼幼时窃闻先君述曾祖世亨公所传如此，今纪其略，以垂诸后”，可见，《仲四公传》的主要素材是张鹏翼的曾祖张世亨口头传述下来的。正是张鹏翼的生花妙笔，最终将一个元末提兵御盗、智勇双全、善待士卒、百战不殆、不媚权贵、含冤解职、渡江避祸的张氏始迁祖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不过，仲四公作为张氏的迁松始祖，解职渡江，回归桑梓之后，势必还要重新迁到宿松，传文续道：

明初年，调鄱西民入镇松邑，乃决邱垅子孙之谋。而每月旦则必具衣冠，北向长号，且谆嘱其子以勿忘元为念。又以远离邱墓，节届清明，辄摧心刺骨，若受锋刃，其忠孝为何如也。

乾隆五年，康熙《宿松县志》早已刊刻，“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也广为流传。相对而言，“明初年，调鄱阳西民入镇松邑”一说，虽然文字有异，但表达的都是官方徙民，奉诏迁松的意思。这样，仲四公于明代初年二次渡江，最终成为张氏迁松的始迁祖，也就得到了完满的解释。

始迁祖有创始之功，二世祖有承启之德，乾隆五年《张氏宗谱》对仲四公之子贵三公也单独立传：

二世祖贵三公者，素有抱负，品诣卓荦。以父仕于元，被谗挂冠，坚忠亮节，公遵命终身弗忘元。明初命复元臣旧爵，公不出。有劝其仕者，辄拒之，慨然曰：“士争千古，不争一息，皆我君父，未可以功名赎也。”自是放怀山水，览物感叹，不复问天下事。一日，仲公知不起，呼而叹曰：“余得从廷心公游于九原足矣，尔善事母，无哀过甚”，言毕遂终。公抢地几不欲生，然于祭吊苫块中，仍秩秩然无遗憾也。先因贼寇屠戮，人民稀少，承平后，调四乡及远方民氏赴集邑中，公奉母赵夫人移民北关外，虽近城市，不染嚣尘，朝夕承欢，以娱母氏。教三子以孝友，三子皆率循维谨。故荣祖公开五代合爨以笃亲亲之义，皆公志也。

相对于仲四公一生的起伏跌宕，贵三公的人生实在是平淡无奇。但贵三公秉承父亲遗训，拒不出仕明朝，上承母亲膝前之欢，下启子孙孝友之绪，忠孝两节，殆与仲四公无异。当然，由后事推论前事，这样的一位二世祖的人生故事，其实也是很容易就能建构起来的。

乾隆十八年，张进得中举人，拣选知县；乾隆二十六年，张鹏翼得选恩贡，候选教谕。张氏子孙在科举上渐有佳绩，张氏的祖先事迹也逐渐引起官方志书编撰采访者的注意。首先看道光《宿松县志》中的一条记录：

总辖张仲四墓，在西源山。至正间，徐颍蕲黄盗起，提兵防御诸路，秋毫无犯，至松贼溃后，遂居松。殁葬此。

这条记载因墓及人，并非人物的专志，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综合了隆庆六年张可仕的序文与乾隆七年张鹏翼的《仲四公传》的记载，只是文字还过于简略。

1921年，宿松新修县志，张仲四、张贵三父子二人事迹均有收录，其中卷37上《列传·忠节》记载张仲四云：

张仲四，江西鄱阳人，仕元，领总辖淮舒职。至正间，徐颍蕲黄盗起，仲屡出奇计破之，诸路悉平。余寇遁之松，众如林。权贵撒敦嫉其功，遣如松。提兵至，贼皆望风走，秋毫无犯，松民安堵。敦又以事中之，上怜其勋，得不死。解兵柄去，兵民皆泣下，拥之不能上马，仲遂居松，隐西源山谷。每月吉，必具衣冠北向再拜，号嘱其子贵之勿忘元。及闻顺帝出居庸，辄椎心刺骨，若受锋刃，遂愤忧不起，呼曰：“吾得从廷心余公游矣。”言讫卒，葬西源山。

这段文字基本上是照抄自乾隆五年张鹏翼的《仲四公传》。稍微有异的是，宗谱传文当中“又以远离邱墓，节届清明，辄摧心刺骨，若受锋刃”一句文字，讲的是仲四公在“孝道”方面的表现，与县志表彰其“忠节”的主旨有所不合，所以县志将其改为“及闻顺帝出居庸”，这样也就更加突出了张仲四的忠义形象。

民国《宿松县志》卷37下《列传·孝友》又有张贵三的记载：

张贵三，元总辖仲四子，以父坚忠亮节，遭谗挂冠，恪遵治命，终其身不忘元，明初贵三匿名不肯出，放怀山水，以孝友为家传。子荣祖及孙曾元五世合爨百余口，会食以尊卑长幼为坐次，乡人称“一锅张”。孙曾游庠，元孙桓、椿、僖、、灏，明经，仕皆有声。

毫无疑问，这段文字也是综合了张氏宗谱中《贵三公传》与相关的谱序记载。唯可注意的是，县志在张贵三传文之后又附记云：“按张贵三与父仲四，俱见邬志补遗合传，今从同治志稿，以忠节、孝友分列之”，由此可以推断，张仲四、张贵三父子二人的事迹最迟在道光《宿松县志补遗》一书当中已有收录，只是当时二人合为一传，等到同治续修县志时，二人事迹已经分开记述，张仲四入忠节传，张贵三入孝友传。

四、朱书的崛起与

“瓦屑坝”移民传说的流行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已经在宿松民间族谱当中出现。康熙十二年，《宿松县志》修竣，“明洪武二年诏徙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民来实宿松”正式进入官方志书的文字记载。与此同时，影响后世更为深远的“瓦屑坝”移民传说，也在宿松民间逐渐流行起来。这其中，清代宿松得中进士之第一人——朱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书创修家谱并作序一篇，其文有曰：

吾朱以鄱民奉诏徙松邑，历今三百年，所世远，故事湮，又以迭经丧乱，兵燹之余，家乘散亡，在高祖以上者，或失其字号，或缺祖姆姓氏，生不知其所行之事，殁不识其所厝之兆，为人子孙其可忽忘若是乎……于是询之老成，收之口碑，搜之家藏，征之石碣，与诸弟姪合各股门，逐一记注，务求确实，为谱一簿。

这篇序文生动地描写了民间各个家族第一次修谱的普遍情况，那就是家族内部各亲其亲，对于祖先的记忆，一般只能上溯到本支的高祖一代，高祖以上，殆已模糊，更不要说族内其他分支的祖先情况。所以一般的家族首修族谱，只能“询之老成，收之口碑，搜之家藏，征之石碣”，先将家族文献收集一番，然后再由族内各支各报本支祖先世系，略加考证，最后汇集成刊。

朱书在序中讲到祖先是江西鄱阳之民，系奉诏迁徙而来。这一点在家谱的世系部分有更清楚的表述：

“相山祖”，碑云作“相三”，一云“贵一”，洪武二年己酉自江西鄱阳县之瓦屑坝奉诏迁松，赘曹氏，子二：兴一、兴二。兴一顶曹氏浙江绍兴军，今未入谱。

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将“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合二为一的始迁祖记载。又据家谱的记载，朱氏迁松的二世祖“兴二公”，“顶宿松曹氏役，翁原冒曹姓，后生员光汤言于官，始复本姓”。综合来看，在惨烈的元末战争之后，明初迁入宿松之移民，多有顶充原有土著差役，冒姓入籍之事实。

当然，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入宿松的移民传说进入朱书一家之谱，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广为民间各族接受。其中的关键，还要从朱书的人生经历与后来的文化地位讲起。

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朱书生于潜山县之敢山冲，虽处乱世，但幼承家学，年少渐有文名。康熙十三年（1674），朱书自潜山归居家乡宿松杜溪，授徒于严恭山下，前后凡五年。康熙十八年，朱书赴县、府试，皆居第一。康熙二十三年，朱书赴江南乡试，与戴名世邂逅订交。康熙二十五年，朱书赴安庆参加拔贡考试，又结识了人生的另一个挚友方苞。该年冬，朱书以选贡进入京师太学，一时“海内知名士皆集于京师，以风华相标置”。在京期间，朱书结交了万斯同、梅文鼎、阎若璩、何焯等一批饱学之士，并遍游山陕燕赵齐鲁诸地。

康熙三十四年，发妻沈氏亡故，朱书归里悼亡。此后朱书筑室杜溪，往来于宿松、安庆、南京之间，一时不欲复出。朱书居乡期间，潜心读书著述之外，亦着意于朱氏家史的梳理与乡邦文献的收集，其中与本文写作主旨最相关涉者，当数《记家谱》《先考仲藻府君事略》《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与万季野书》诸文。

康熙三十五年清明前一日，朱书写下《记家谱》一文，文中系统梳理始迁祖“相三公”以后历代祖先世系，其中开头一句再次说道：

吾家自鄱阳奉诏迁宿松，洪武二年事也。

大约与《记家谱》前后不久，朱书还写下《先考仲藻府君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一文，详述其父母的生平遭遇，兹摘引其部分文字如下：

书始祖相三公，奉诏自鄱阳瓦屑坝来宿松杨西坂。赘于曹氏，历五世而有讳文鐤者，书高祖也。考讳光陛，一讳德，字仲藻。值明季乱，流贼屠掠大江以北，岁大祲疫，诸事农者略以筋力延朝夕。府君既读书，不能作苦，滨于死数矣。然府君卒不废书。江南既定，邑人数奉闽粤命，府君乃跳身授徒太湖、潜山山中。以丙戌岁出，间归，不恒居，凡出二十八年始归，归则世业荡然矣……邑志载府君入《文学列传》，孺人入《慈孝列传》，盖其略也。

又据《事略》所载，朱书的父亲朱光陛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卒于清代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朱光陛逝后十三年，其妻尹氏去世，时间在康熙二十七年。从上引《事略》最后一句文字来看，朱书撰写该文之时，其父母的事迹已被分别写入康熙《宿松县志》的《文学列传》与《慈孝列传》，大概是因为县志文字陈旧简略，朱书才写下这篇《事略》，详述其父母生平经历。

以上摘引《事略》一文，已尽见朱光陛在明末清初乱世中之遭遇，但更重要的是，《事略》起首“书始祖相三公，奉诏自鄱阳瓦屑坝来宿松杨西坂”一句文字，可以进一步证明前文所引《朱氏家谱》家谱世系部分，对于始迁祖相山公“洪武二年己酉自江西鄱阳县之瓦屑坝奉诏迁松”的记载，确实是出自朱书始修之笔，而并非朱氏后人续修家谱时掺入的文字。

由家族而地方，朱书又写下了《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以下简称《告同郡书》）一文，该文开篇有曰：

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霍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塘，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惟元以后至今为甚盛。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其人，大者登列史册，小者系名志乘，犹多自为纂录，各成一家。

结合前文康熙《宿松县志》“松民来自饶者十居八九”“屈指先代，土著不过数姓”的记载，朱书显然是由宿松一县而推及安庆一府，认为元末以后的安庆府属各县人口，也都大多迁自江西。朱书又将安庆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并认为安庆人文之盛，恰与元末明初以后各地移民迁入安庆差相同步。然而，由明至清三百年来，安庆一府人文虽盛，但因多系“自为纂录，各成一家”，却无专书予以阐扬。

朱书征纂皖江文献，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告同郡书》接下来说道：“今有明一代之史将已告成，当事者虽极意搜罗，而先贤子孙多贫弱不能自致，则厥遗者多”，“至于志乘所载，尤难尽允”。朱书以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与康熙二十二年《安庆府志》为例，前者所录的安庆人物，“明以来不过数十百人”，后者十八卷，但其中“人物仅两卷，明以来凡五六百人，人各数语，不但不足概其一生，而卓然可传后世者或复不备，而一盛于元以后至今，可谓难矣，乃卓然可传者又渐不传，岂不惜哉”。正因如此，朱书回乡不久，即写下了这篇《告同郡书》，希望“六邑同志之士，共为揽缀，或行状、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文，乞赐邮寄。元以前皖人入史志者不复具，惟搜明至今止，凡显仕隐晦独行，概为立传，有著作可传者，别为一书，名曰《皖江文献》”。

康熙三十五年前后，《明史》的编纂已接近尾声，但乡中先贤的子孙却“因贫弱而不能自致”，以致先贤事迹湮没无闻。朱书对此是有深切感触的。他在致明史主编万斯同的《与万季野书》中，开篇即讲到表彰乡贤事迹的重要：“窃闻之君子不阿所好，若私其乡里，而欲文饰其不足，传之人引以为重惑已。然乡里有名贤，而后世无闻焉，则君子耻之。”

朱书还提到，整个明代，宿松县“以进士入仕者”，仅有杨春芳、金忠士、张凤翥、田有年4人，“此四君子者，张兵备无后，余俱不能自达。倘有一事一言可取者，尚祈俯垂收录，以慰幽隐焉”。朱书在文末又说，自己“于四家虽同里居，然素无亲好，所以哓哓者，惟仰体盛德，冀阐潜徽”，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居乡其间，搜录“四家事实”，做一个阐扬乡贤潜徽的君子。

康熙三十九年（1700），朱书在南京将所作古文结集刊刻，戴名世为之作序，序文中说：“予与字绿年相若，予之学古文也先于字绿，而字绿之为古文予实劝之。乃予与字绿东西奔走不能合并者凡七年。至是遇于金陵，而字绿之志益高，读书益勤，而文章日益工”，对朱书的古文予以高度肯定。

又据方苞回忆，康熙二十五年朱书贡入太学之后，“时语古文，推宋潜虚，语时文，推刘无垢”，朱书一时尚寂寂无名。康熙三十五年，方苞访朱书于杜溪，朱书“出其数年客游之文”，“则所蓄愈厚，而其光辉然而不可遏矣。”康熙四十年，朱书至南京，以新刻《杜溪文稿》相赠，方苞“始见之甚喜，继复大骇，久而惭且惧也”。康熙四十一年，朱书在方苞的劝说之下复出，“及壬午再至京师，声誉一日赫然公卿间，二君若为小屈焉。遂连举甲乙科，入翰林，馆中先达皆严惮之”。经过多年的游历与沉潜，朱书学力精进，终于大放光芒。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朱书在中进士之后，参与编纂《佩文韵府》，“辰入酉出，积劳成疾”，竟于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病卒于北京，终年54岁。

以上不嫌枝蔓，论述朱书一生经历，特别是其编修家族谱牒，撰写家人传记，征纂皖江文献之详情。纵观朱书一生，困苦时多，显扬时少，但力学不辍，不但成为清代宿松第一个进士，更以道德文章赢得了后世广泛的赞誉。

康熙三十九年，《杜溪文稿》刊刻成书。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牵连获罪者多，当时朱书虽已亡故，但因为戴氏《忧患集》作序，其子孙惧祸而深掩其书。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四库开馆，朱书之孙朱效祖“性过兢慎，乾隆时偶有禁书之令，藏书数万卷，举归煨烬，杜溪遗稿半没于此，学者惜之”。但纵然如此，朱书的诗文在康熙以后依然被不断传抄与刊刻。乾隆元年（1736），朱书长子朱晓重刻《杜溪文稿》四卷，卷3收录《与万季野书》《告同郡书》二文。嘉庆二十三年（1818），庐江人章炜（字元诚，号琯香）又将蕲州老儒陈诗（字观民，号愚谷）所收集的朱书遗文四十篇付梓刊刻，题为《朱字绿先生古文钞》，《与万季野书》《告同郡书》及《记家谱》《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文尽收其中。道光十一年（1830），桐城学者方东树主讲宿松松滋书院，应朱书族孙朱麟之请，“订其脱谬，更易其卷第”，为《杜溪诗文集》十卷。道光三十年，宿松进士石广均又在方东树的基础上搜罗散佚，得朱书古文诗赋若干首，编校付梓，定名为《朱杜溪先生集》，这便是后世广泛流通的石氏清贻馆版本。

朱书的文集在清代各个时期辗转传抄与刊刻，《与万季野书》《告同郡书》及《记家谱》《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文也随之广为流布。与此同时，朱书于康熙二十三年始修的《朱氏家谱》，在之后也曾多次续修：

我始祖相山公于前明洪武二年己酉自鄱阳奉诏迁松，至大清康熙己巳，凡三百二十一年。先太史字绿公创修家谱，乾隆二年丁巳晓人公重加修辑。越五十五年，岁在壬子，之凤公纠同敦敏、深源诸公，绳祖武而增修之，我族谱牒之义例、程式，遂为阖县修谱之楷模焉。嗣是而后，尊五、遵渚诸公四修于道光三年癸未，联芳、华林诸公五修于咸丰三年癸丑。

上引文字是光绪二十九年《朱氏家谱》六修时对于之前五次修纂的追述，其中的康熙己巳二十八年，指的是朱书始修家谱正式刊刻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乾隆壬子五十七年以后，《朱氏家谱》的义例程式，已经成为宿松全县修谱的楷模，被各族竞相仿效。

道光二十五年（1845），宿松燕氏重修宗谱，其中《凡例》一条有云：

谱学盛推庐陵眉山，体裁规制相为异同，是谱折衷两家，参之太史，以世系为经，以世表为纬。

这条凡例明白地说到，《燕氏宗谱》的编纂，是综合了欧谱与苏谱的体裁规制，并参考了朱书的家谱体例，由此可证乾隆以后《朱氏家谱》“遂为阖县修谱之楷模”一说绝非虚语。如果再结合本文第二部分乾隆五十九年《张氏宗谱》“凡例”当中“今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的表述，则可以再次证明清代宿松民间族谱阅读的开放性，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论，作为阖县修谱楷模的《朱氏家谱》，其所记载的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松的始迁祖故事，必然也广为人知与传播，并有可能极大地影响民间各族的始迁祖叙事。

本文“引言”部分曾经提到，民国十年《宿松县志》卷7《民族志》所附两份《氏族表》，共计罗列了宿松全县295个氏族始迁祖的信息，其中标明迁自“瓦屑坝”的氏族共有50个之多，一一分析，势必不能。以下仅就其《氏族表一》所附18支张姓，结合笔者实地寻访所得之1995年宿松《张氏联宗谱》内收录各支张姓始迁祖信息，见表1。

资料来源：民国十年《宿松县志》卷7《民族志·氏族表一》，《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4辑，第142页。其中“来自何处”“迁徙原因”“族谱始修”系据《张氏联宗首修谱序》内各支始迁祖信息增补。

据《张氏联宗谱》内所录民国元年《宿松张氏联宗议约》所载，该年共有务宪、子默、尊五、挥一、千六、天三、隆一、仲四、仕杰、信斋、元正、道二、怡惠等13支张姓“首创联宗，肇合俢之举，并明文立约，后因他故，未遂斯愿。”后来，宿松张氏又在黎协河畔建张氏总祠一幢。1942年，张氏修葺总祠，当时“亦有联宗动议，终因寇侵国危，未竟其事”。因而1995年宿松张氏联宗，实为该县张氏第一次联宗。参与联宗的各支张氏，除了民国元年的13支外，又有德清、尊五等7支加入，表1所列民国《宿松县志》收录的18支张姓，惟有祝三、家茂2支不在其中，其他16支张姓均有族谱始修序或源流序可资分析。

据表1所载，18支张姓当中，明代始修族谱的惟有“仲四”与“道二”2支，均已见前文之论述，其余16支张姓族谱之始修，无一例外均在清代乾隆以后，其中更有7支始修在为时更晚的道光时期。由此可见，宿松地区民间各族的修谱高潮发生在清代康熙以后，殆为一基本之事实。从迁入时间上来看，元末明初迁来的共有14支，其中又有5支明确记载为“洪武二年迁来”，其中更有4支明确记载“奉诏迁松”。从迁出地点看，迁自江西的共有16支，其中又有11支迁自饶州鄱阳县，更有5支明确记载迁自“瓦屑坝”。从迁徙原因看，又有8支声称“奉诏”而来。无怪乎1995年《张氏联宗首修谱序》当中说道：“上述各股，多来自元季明初，定居已六百余载。迁松居者，多因奉诏来自豫章。”

兹将表1所载“仲四公”以外4支从瓦屑坝迁来的张氏始修谱序内容节引条列如下：

（联吉股）吾祖自珍公始居豫章鄱湖洲瓦屑坝，明洪武二年与堂兄仕礼公，共迁宿松，公始居城东太定坊，仕礼公居洪家咀。

（得枢股）我祖得枢公，元至正二年由江西饶州府瓦屑坝金鸡岭叶家村迁松滋，卜陈汉钓鱼台而居焉，卒葬此地，我族绵涓，皆公泽也。

（信斋股）明洪武二年，江左兵氛靖，蒙祖偕弟师祖越鄱阳湖，渡九江而北，胥宇松城东街。厥后师祖殁，其裔归于豫章，相传故里曰瓦屑坝，年远殆不可考。

（隆一股）我祖隆一公，明西江处士也，永乐二年偕弟隆二、隆三由瓦屑坝渡江诣邑北关外卜居藕塘角，瓜瓞之绵，肇于此矣。

以上联吉、得枢、信斋、隆一4支张姓，创修宗谱时间分别在乾隆二年、乾隆五十八年、嘉庆三年、道光二十八年。其中得枢股迁自元至正二年，联吉、信斋二股均迁自洪武二年,隆一股则迁自永乐二年。此外，四支张姓虽然均宣称迁自“瓦屑坝”，但表述不尽相同，其中联吉股的“瓦屑坝”附于“豫章鄱湖洲”之后，得枢股则将“瓦屑坝”置于“江西饶州府”与“金鸡岭叶家村”之间。因而无论从迁入时间，还是从迁出地点来看，均不能与前文所述“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松”的移民传说完全契合。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不契合恰恰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一个家族族谱的创修者，都必须要积极面对和谨慎处理时间上更为早出的各种口头传说与文献记载，才能够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始迁祖故事。我们不能妄加臆断，更不能固执强求那些声称祖先于洪武二年奉诏迁松、或祖先迁自瓦屑坝的族谱编纂者，到底是采择了家族和民间的哪种口头传说，或是综合了哪些具体的方志和族谱的文献记载，才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始迁祖故事。

五、讨 论

明代嘉靖八年“道二公”支张氏与隆庆六年“仲四公”支张氏的修谱事实，可以说明至迟至嘉靖、隆庆之际，“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已经在宿松民间开始出现与流行。两支张氏均迁自饶州，或许正是这些在明代前期和中叶即已陆续修纂族谱的文化大族的始迁祖记忆的形成与传播，共同促成了康熙《宿松县志》“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诸属县民来实宿松”一说的出现。

无论如何，民间记忆一旦进入官方志书，便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文字权威。康熙二十三年，参与校阅县志的朱书创修家谱，将“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合二为一。以后，朱书拔贡入京，中进士，点翰林，其间又刻文集，收入《记家谱》《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与祖先记忆紧密相关的文字。乾隆末年，《朱氏家谱》之义例、程式，又成为宿松全县各族修谱之楷模，其所记载的“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松”的始迁祖故事，亦广为人知与传播。如此，朱书虽然不是宿松“瓦屑坝”移民传说的首创之人，但其在康熙以后“瓦屑坝”移民传说广泛传播当中的关键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又可以重新品味谭其骧先生对民间谱牒资料之于内地移民史研究的资料意义的评价。上世纪30年代，谭先生写下近代移民史研究的开山名篇《湖南人由来考》一文，文后并附《或问代答二则》，其中第一则特别论及谱牒资料对于内地移民史研究之意义：

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

谭先生认为，民间谱牒最不可靠的内容是其攀援附会，将始迁祖以上的世系延伸到更远的帝王将相与历史名人。但内地移民史研究考察的是各族始迁祖“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与始迁祖以上的祖先世系并不相关。更重要的是，谱牒中的始迁祖从何时来，从何地来，并不会对其家族的声望荣誉有任何的影响，因而不必刻意地强调或掩饰。正因为这样，民间谱牒当中虽有许多不可信的内容，但其对于内地移民史研究的史料意义却十分重大。

上引谭其骧教授对民间谱牒史料意义的评价，是他利用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光绪《靖州乡土志》、光绪《湘阴县图志》等五种方志中的氏族志表内容，详细考察历史时期湖南人由来所得出的认识。这五种方志中的氏族志表，与本文所引用的民国《宿松县志》卷7《民族志》中所附的氏族二表，其史料性质殆无二致。对《宿松县志》氏族二表详加整理与统计，作为内地移民史一章的历代宿松人之由来，何时来，何地来，亦于焉可得矣。

然而，从康熙《宿松县志》“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中的鄱阳、乐平二县并峙，到道光《宿松县志》援引《明史》太祖本纪、节引康熙县志成说，再到民国《宿松县志》氏族表中鄱阳一县独大、“瓦屑坝”的异军突起，宿松地方各族的始迁祖记忆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清代康熙以后宿松县地方家族始迁祖记忆结构变迁的背后，其实是各族始迁祖记忆从口头传颂到文字书写，从民间族谱到官方志书，复由官方志书至民间族谱，最后经由名人文集的刊刻流行，以及康熙以后民间族谱的大量修纂和相互袭引，而逐渐展开的一个文献传播过程。

最后，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民间各族在第一次编纂族谱之时，大多会碰到朱书在创修家谱时所描述的家族内部各亲其亲，高祖以上记忆模糊、文献无征的问题。每一个家族始迁祖故事的形成与演变，实际上都是族谱编纂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面对一个由古老传说、家族文献、民间谱牒、地方志书、文人著述，甚至是国家正史所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最终采取的有选择性地记忆的结果。这样，始迁祖何时来、何地来，甚至怎样来、为何而来，就不仅仅只是移民史层面的问题，其背后还可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因而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区域历史情境与家族历史脉络，予以更好地揭示。

【游欢孙：《明清至民国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记忆》，《学术月刊》2017年第11期。为了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