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在不断探索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方式相继形成了基于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上的生产方式，这对化解“三农”问题，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规模化和产业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了解决“三农”难题以新机遇的同时又对变革农业生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农业生产力在工业化发展、信息化引领、市场化改革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合力作用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生产元素不断涌现，出现了新的经营主体和生产组织模式。在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孕育出了农业生产方式求新图变的新契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内在的本质关联。

【关键词】农业生产方式；乡村振兴；农村经济改革；治理现代化

四十年前我国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克服了农业生产领域中吃“大锅饭”的弊端，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解放及发展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力。然而从本质上看，它仍是一种囿于小农经济格局的生产方式。至今，其分散经营的生产模式、依托传统经验的耕作习惯、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手工劳动等特点已然不适应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及生产力水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由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及人口因素构成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历史进步、社会变革、文明发展的决定力量，要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则是根本出路。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使命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农村的全面发展是国富民强的基础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地区的各项事业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生态建设、民主建设及经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及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农村地区的社会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然而，许多社会问题仍在我国农村地区突出存在，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强力肘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1.农村人口结构恶化

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口因素目前在农村形势极其严峻。自1979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当时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实现了二者之间较高水平的契合，形成了强有力的生产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也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提高，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但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剩余，导致农村地区的众多青壮年劳动力单方面流向城市，他们在为城市建设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上的满足。优秀的农村人纷纷用自己的双脚表达走出农村的意志，通过到城市创业和送子孙到城市求学等方式实现家庭迁徙，对到城市去生活趋之若鹜。然而，随着农村优秀劳动者纷纷进城，留守在农村的基本是老人、妇女及儿童，农村出现全面“空心化”。根据2019年人民网发布的消息，目前中国农村地区老人、妇女及儿童的留守人口总数接近两亿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7。这表明我国的农村人口结构已经严重恶化，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地区的生产主力和治理主体出现双重缺失，从根本上加剧了农村的衰落。

2.农村生态环境被破坏

近年来，在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态遭到了明显的破坏，已经逐步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之农民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思想观念落后，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基层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环境监管也存在认识不到位、投入不充分、机制不健全和落实不认真等问题，使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破坏趋势令人担忧。政府在农村地区大力扶持养殖业，各养殖户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在硬件配套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肆意扩大养殖规模，对养殖场的污水及动物产生的粪便没有科学规范的处理，使养殖场附近的空气污染和水土恶化情况严重。种植业作为农村地区的传统产业，农民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比较排斥安全环保、价格较高的生物产品，热衷于价格便宜、见效迅速的化学产品，对化肥、农药等不合理使用已成为农民在耕种时的常态，使地下水资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土壤结块情况异常严重，破坏了土地的肥力、结构和生命力[1]。

3.农村科学文化缺失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一直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但随着近年来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一方面使农村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农业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缺乏主体建设者，基层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不足，再加上部分地区的乡土文化保护意识不强，使得农业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2]。此外，由于近年来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对农村地区原有的本土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不少外来文化也流入农村地区，农民受自身水平的限制，对于外来文化无法进行有效的辨别，使得不良文化趁虚而入。比如，农村地区人们往往通过物质攀比来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使得农村地区攀比之风盛行；农村的思想领域受农村教育日渐式微的影响，没有主流价值观的支撑，农村社会整体陷入了文化荒漠状态；赌博之风、封建迷信思想等在一些地区又死灰复燃，以笔者所在的农村地区为例，赌博之风盛行，春节前后尤为猖獗，封建迷信思想完全充斥在红白事的操办过程中，小农意识仍是农村地区的主流意识。

4.借鉴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经验的理性选择

全面理解并掌握乡村振兴战略精髓的基础是科学认识当下的国际背景[3]。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中国一样都经历了乡村衰落的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中叶就进入了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高歌猛进的城镇化使农村人口的优质能量不断外流，乡村地区发展的活力及动力日渐衰竭。二战后的日本一直在大力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同样也出现了农村地区人口大量减少、村庄整体性呈衰落态势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针对本国的乡村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日本实施了如“一村一品”的农业发展模式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韩国开展的新村运动成为了各国解决乡村问题的成功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基础建设和发展具有地区特点的现代农业，以符合自身实际的农业生产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对乡村衰落的不重视，使得乡村问题愈演愈烈，严重阻碍国家整体的发展。因此，根据国际背景下各国针对乡村衰落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不同结果，中国必须正视乡村衰落问题，寻找振兴乡村的规律，采取积极的态度及措施。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正是我国“三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间、不同地区的农村间以及农村内部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地区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在各方面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之相对的则是农村地区的严重落后。迄今为止，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教育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仍不健全，其发展质量及发展速度远不及城市地区。农村的区域差异也很突出，东西部农村地区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因此，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能在有效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七十年来，我国一直把“三农”问题的解决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对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强调和部署。但是，目前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依然是困扰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突出矛盾、农民整体素质较低、农业资源配置过于依赖市场化、农产品竞争力不够、农业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依然广泛存在于广大农村地区。受如此之多的深刻问题的纠缠，倒逼我们痛定思痛，农村蕴藏了我国巨大的改革能量和发展空间，借助乡村振兴战略之势，农村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党制定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科学谋划、精准施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在乡村的格局构建、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产业升级及乡村的生态建设等方面都给出了正确的指引，为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项文明建设指明了具体的发展方向。

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此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农民、农村及农业的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的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将在根本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由于目前我国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仍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农村地区地广人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态错综复杂，治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再加上“三农”沉疴，使得乡村振兴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农民现代化是“三农”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没有现代化的农民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农村和农业；农业现代化是“三农”现代化的根本因素，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农民就不会蜕变自己的身份，农村就依然是原来的模样；农村现代化是“三农”现代化的目标因素，有了农民现代化的人的因素和农业现代化的物的因素，农村就会生发出全新的人—物互动方式，就会催生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肯定地说，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成效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如期完成。在此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农村地区的突出问题，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改革创新、激发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不仅能顺利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更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保障。

二、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现状

（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历史变革

农村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是造成目前我国农业、农村及农民落后的根本原因[4]。一直以来，我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具体来说，基于农村生产力实际而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的尝试有以下三次探索：

1.农民土地所有制（1949-1953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我国总结了旧中国时期的土地改革经验，在新方针政策的引领下按计划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直至彻底废除和变革封建土地制度，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1952年底我国绝大一部分农村就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也因此形成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使用权，1953年除了台湾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内陆已基本完成了改革。土改对于农民最大的收益就是拥有了农具、土地这些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改善小农生存状况的同时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大大提高，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建立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

2.集体土地所有制（1954-1978年）

（1）农业合作化（1954-1958年）

土改完成后不久，农村内部便迅速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农民借助其原有的资金、技术等大力发展农业，其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另一部分农民受自身条件限制及小农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当面临天灾人祸时，农业生产就会损失严重，他们就可能会再次失去土地、沦为佃雇农。为了改变这一不良现状，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政府的主导下，农民通过农业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运动的教育整合，农村基本生产资料逐步过渡为集体所有制，生成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截止到1956年底，我国农业合作社约有96.3%的农户加入[6]，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2）人民公社（1958-1978年）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开展以及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地区逐渐开始强制实行“统一生产，政社一体”的治理方式，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为了土地产权的主体。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探索，农村普遍推行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集体所有制与农村固有的生产力之间的不和谐日渐严重，由此衍生的平均主义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严重阻碍。此种模式下，由于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对农业生产及经济社会的严格管控，最终使得集体农业的发展陷入困境。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投入，建成了比较强大的农业生产运行体系，使我国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得到了极大完善，为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至今）

在集体农业经济发展的后期，由于受到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人民公社对商品经济在社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予以限制，对运用物质激励的方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视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将村内集体土地分开承包进行生产，尝试农业生产经营新方式，这一方式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序幕，通过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保留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又使得农民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之路。

（二）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的缺陷

1.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过于简单

现代社会的生产经营都是采用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式，即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追求经济效益增加，寻找生产要素和经济效益之间的最佳结合点，以达到产量增加而长期总成本下降的目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农业领域进行规模化经营，其生产力、竞争力明显有优势。目前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将土地分散给不同农户，对于比较简单的生产工具和传统的农业生产力而言这种形式有其合理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进而推动了整个农业的发展。我国农村土地的划分是根据土地的质量及数量等因素再结合该地区的人口或劳动力状况进行平均分配的。我国人口及土地资源分布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南北分布和东西分布的两个维度均存在严重不均，按照此种模式进行土地的分配必然造成人地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每户平均承包的土地从20世纪80年代的八亩逐渐下降到90年代的六亩，而福建、广东等人口密集地人均耕地面积则不到1亩[7]，人地关系非常紧张。一方面，条块分割、划地为壑所导致的细碎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农民的耕种管理极为不便[8]，很难将农业科技的发展成果和现代农业机具应用在实际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乡村形态“空心化”日渐突出，大量被分配出去的土地有名无实、丢弃成荒，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因素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惰性势必阻滞农业生产能力的释放。

2.农业生产技术改造举步维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农业领域的作用同样重要。一定程度上讲，没有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也不会有农业现代化。目前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我国农业生产却在两难中求生存。一方面表现为渴望先进的技术支持，包括种子、农药、化肥、灌溉、生产、管理、收获等环节；另一方面表现为新技术应用障碍重重，包括土地条块分割、各种农技产品良莠不齐、传统经验式耕作习惯、农户之间缺乏协作、自然经济意识作祟等，造成的结果是蓬勃发展的农业技术和落后的农业生产之间两张皮现象严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犹如他山之石，他们充分利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及农业生产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发展，大大提高了土地的效能和农业生产的效率。今年暑假笔者对关中农村的农业生产和乡村治理进行了调研，其中大荔县平罗农业公园的大棚冬枣品种遴选问题、临渭区渭北万亩葡萄园的现代农业机具应用和规模化经营管理问题、杨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旱区农业示范基地的产业合作化和农产品品牌营销等问题就很耐人思索。让人强烈感受到农户对拥有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喜悦和对新技术应用不当带来的挫败后的沮丧。

3.农业生产主体素质不高

传统农业生产的主体只能适应传统农业的生产。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持续有效释放农业生产力的潜能之后，我国的“三农”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呼唤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诞生，包括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大规模经营、较高的集约化程度、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然而，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农民普遍缺少科学文化知识，生产经营观念陈旧，安于现状，渴望通过改变现状实现致富又对新生事物本能性排斥；自发形成的一些农业经营组织尚处于萌芽状态，表现为很不确定的间歇式存在。笔者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深切感到受城市化进程的强力牵动，“三农”现代化在各个方面都蓄势待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生产主体素质不高形成的尖锐矛盾势必会妨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的建构。

三、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与成效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经济时期。”[9]这表明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方式所追求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和谐。社会发展的实质及制度变革的根本即是生产方式的变革[10]。因此，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一）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决定乡村振兴的成效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农业社会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社会形态，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方式。我国农业、农村、农民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村生产方式落后。长期存在的小农生产的主要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每家以小规模土地作为生产经营对象，通过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发展来达到自给自足，既不热衷于生产工具更新，也不积极尝试集约化生产。祖祖辈辈按部就班式的农业生产，在完成农业生产延续与传承的同时，也维系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

在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背景下，锐意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就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引擎。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指导乡村地区发展的基本遵循，涵盖了农村地区发展的各个方面，既需要对农业机械、农业科技、产业规划、人才培养、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又需要对特色小镇、全域旅游等重大项目进行科学的论证。这一切的基础则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如果继续按照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与滞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从根本上就无法推动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更谈不上对乡村进行振兴。

（二）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寻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这一历史难题的出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助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如果生产关系是合理的、先进的，则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反之，则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经过实践证明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能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并能带动其自身的发展，有效的生产要素配置能不断鞭策社会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方式。“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方面中的重中之重与难中之难。当下，我国农村地区蕴含了巨大的产业升级的能量，生产力的新元素在快速发展，新型种子、耕作技术、农业技艺、劳动工具等已得到充分发展，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条件基本成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与快速增进的农业生产力不协调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可见，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所决定的“产业兴旺”已然成为决定乡村振兴其他方面的关键。

（三）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决定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实现

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将会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的全面振兴。“产业兴旺”不是不切实际的多种经营，也不是盲目地臆造业态，更不是机械地扩大规模，它的核心是回归农业本分与夯实农业安全，重心是通过优化农业组织形式实现农业生产力的革命，初心是推进“三农”以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是立足于“产业兴旺”之上的。如果说文化是振兴国家的灵魂，那么，生产方式则是振兴国家的基石。没有强有力的生产能力、没有先进的农业科技、没有科学合理的生产方式就谈不上生态的宜居、乡风的文明、治理的有效以及生活的富裕。目前我们应该高度自觉和充分认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在当今中国历史方位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为乡村振兴找准基点，为实现民族复兴修补短板。

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的科学把握，体现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三农”工作的重视。只有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给生活在农村的几亿农民带来更大的福祉，最终达到乡村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和谐状态，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一）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为乡村现代化治理提供基本保障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全面实现“三农”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就是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过程，是实现城乡发展潜能按需流转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承载着推进城乡在要素、空间、机会、资本等多维度深层次融合的历史使命，肩负着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推动“三农”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责任[1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就意味着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势必带动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治理水平的飞跃。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农业现代化有望真正实现城乡治理的融合，有助于补齐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短板。

（二）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整体进步可以提高我国的抗风险能力

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各种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今年年初在全球肆虐的冠状病毒，加剧了国际间的风险程度，缩短了风险走进我们生活的进程，既考验各个国家的治理智慧，也考量不同国家的自力更生能力。依托国内大循环所带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赋予了农业生产变革的全新使命。近些年，虽然我国农业的绝对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与欧美等国的贸易格局相比，我国农业的尴尬局面已初步显现。在制造业出口保持相对稳定、服务业正在迎头追赶的情况下，农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下降。因此迫切要求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尽快实现与农业治理现代化的融合发展，实现由传统农业治理体系、生产模式向现代农业治理体系、生产模式的转变。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构建由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土地资本密集型农业相结合的生产—贸易体系，这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农业生存力和国际竞争力。另外，在实施生产方式变革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的同时，要根据地方特色，挖掘当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努力提高农村的生产水平及发展质量，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提高国家农业安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3]。

（三）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对推进农村劳动者的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三农”问题里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因素。通过优化生产方式，实现人的最大解放和优先发展，对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至为重要。生产方式变革一方面给农民带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提升了其生产能力及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并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努力培育和造就一大批适应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大力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充分激活乡村现有人才活力，调动他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民现代化是实现产业振兴及农业现代化治理的基本前提。因此，实现生产方式变革、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一定要在尊重客观规律及乡村特性的基础上凸显出农民的主体地位，运用制度、机制创新等方式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将农业科学技术及职业技能等作为农民的培训重点，力求培育出一批创新意识强、技术水平高及文化素养好的新型专业农民，努力实现农民企业家在乡村发展壮大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间的有机衔接，不断创新可持续发展产业，形成有特色的新型农业，更大程度上激发创业主体的活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创新化的必由之路

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建立势必释放巨大的生产能量，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创新化创造出优越条件。具体来说要根据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推动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加工及企业化经营在区域内主导产业中的实行，逐步形成现代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将农民带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及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努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而目前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重点是科技创新。具体来说，在投资环境上我们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农业技术创新的大环境，对农业技术创新领域的薄弱环节进行大力发展，改善风险投资的环境；在技术研究上要大力推广农业领域的高技术水平的研究，实施有关农业高科技的产业化项目，早日取得更多农业领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要注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的体制机制，使更多农户享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成果。

（五）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国家治理的根基

现代化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设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只有通过不断变革才能保证农地产权真正明晰化，才能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打好根基。在农村市场机制中着重要解决的就是协调好农村农民的利益关系，农业生产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建以农民个人产权为基础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更好释放农村活力。在改革农用土地中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大方向不变，实现农民真正拥有农地产权，将土地使用权交还给农民，使农民更具灵活性、自主性。对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长期落后和乡村治理整体滞后的情况，不进行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就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妥善解决好农村各种经济关系，切实维护好农民利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才能更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唯有如此，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才能筑牢，依托中国智慧借力世界经验的中国治理模式才有望建立。

五、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农业政策转型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找到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最佳结合方式。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

一是要推动农村土地确权运动。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已经从过去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转变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鼓励有条件的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出去后农民仍有土地的承包权，这不仅不改变土地承包的关系，还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土地集体所有的优势。随着这一工作的深入推进，“三农”命运将从根本上改变，延续两千年的农业运行模式就会被新的农业运行模式所替代，在保护了农户及获得土地经营权的经营主体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走向规模经营的发展模式，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要对农业的支持补贴、技术补贴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在农业支持补贴方面，要增强粮食补贴的精准性，在对我国农业生产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需要进行支持补贴的领域进行相关补贴，加强对于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及耕种地等方面的补贴力度，根据每年农业情况的不同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适时、动态的调整，将补贴款用于最合适的发展领域。在农业的技术支撑政策方面，要加大对于农业科技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尤其要注重对于良种培育、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并对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并引导农民及企业向高科技农业生产领域进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制定再好的政策也比不上对于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应对农业补贴款发放等环节进行监督，在农户需求的引领下将有限的钱财投放在适合的领域，谨防惠农款在落实环节的形式主义。三是要建立农业政策管理体制。由于农业生产固有的特殊性，要认真做好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统一，一方面发挥市场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指导、引导、督导作用，把遵循市场规律和政府科学计划有机地联动起来。具体来说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的比较好的管理经验，调整和改革我国目前的农业管理体制。农业管理部门在履行其职能的基础上推动自身职能的转变，针对目前农业政策管理中的市场监管能力不够、安全防范意识不强、惠农政策效应呈递减趋势等问题，推动自身职能向优质服务方向转变。除了对于养殖业、渔业及种植业的传统管理外，还应加强对于与此领域密切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组织等方面的管理，把控好对于农业领域的管理幅度和管理力度，突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主要区别就是用什么劳动资料进行生产[14]。生产的技术条件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因此推动农业的发展便离不开科技创新，为此我们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培养农业领域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推动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主要取决于人才[15]。对于农业领域的优秀人才，国家要通过股权激励、政策倾斜等方式将他们吸引过来，侧重培养高端农业技术领域的人才，例如育种技术、农业信息技术、高级农业生产者、农产品销售、疾病防治技术方面的精英人才。加快建设农业技术院、农业研发中心、科学实验室，吸引优秀人才参与到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上来。对于想创办农业科技型企业的人才给予鼓励并引导，为他们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二是培育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龙头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整个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通过整合资源，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带动整个农业的发展，将传统分散的农业整合成现代规模式经营，根据实际需要组建不同功能的联盟组织，使农民参与到农业循环和市场化的经营中来。对于科技含量高、创新动力足、技术水平高及发展前景好的龙头企业我们要重点培养，通过行政、财政等手段引导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技创新中来，使他们成为推动农业领域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并辐射带动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三是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农业的支撑作用。充分利用大数据、5G、遥感等先进技术，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搭建农业科技云平台，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农业技术革新，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快现有农业生产和销售环节先进方法的推广应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可以对农业孵化、生产、管理、加工、销售整个产业链条进行优化管理的好方案。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工业化，打造形式多样的农产品物流全程管理流通体系，从而解决传统农业发展中信息闭塞、天灾难防、市场可控性差等问题。加强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使传统农业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加速农业的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进程。

（三）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我国未来农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就是要推动农村地区的产业化经营，这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其实就是采用管理现代工业的办法，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基础上用科技的力量围绕农村地区的主导及支柱产业，通过对于各生产要素的优化，对农村实行产业布局等方式实现农村资源的最优配置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产业化经营有助于大范围地发展并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通过专业农业组织和龙头企业的产业化手段将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紧密组织起来，不断提高传统农业的竞争能力。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已有以家庭农场、联户农场等家庭型经营方式及以农业为主的村办企业等集体型经营。我们应在继续发挥农业规模经营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的工业化进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土地集约经营的一种方式，即是在现有的承包责任制基础上通过政策指引、政府扶持、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最佳结合，克服农业发展的小而散弊端，在根本上提高农业的生存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陕西渭南的绿盛农业科技公司、杨凌农业基地的青皮她园火龙果基地在新农业技术推广、农机现代化、生产规模化以及校企联盟、农业新业态、专业合作化、作业互助组织等方面为新农业树立了多个标杆，为谋划农业新突破做了很好的示范。

（四）发挥农民的农业主体建设力量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是人民群众参与推动的，都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完成和实现的。在农业社会的发展中，农民便成了农业建设的主体力量。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民的主体力量，我们要建设一支农村地区的专业人才队伍。首先，要加强有关院校及学科的专业建设，有针对性地大力培养一支农业科技人才、农业技术人才、农业实干人才队伍。针对过于优秀的人才农村留不住，过于差劲的人才留着没有用这一实际情况，做好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制定农业人才培养梯次，对于不同的技能需求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针对性的将各种不同的人才联系起来，建立农村地区的人才网络体系，把适合搞农业、适合干农业的人才聚集起来，形成农业专业人才队伍优势。其次，劳动者个人技能的提高对于提高劳动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加强对于农民的订单式培训、完善职业农民的教育机制。具体来说，我们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为核心，分层次、分类型开展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农民创业引导、农民科技师范等多种类型的培训。在培训的具体过程中，不仅要农民参加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等传统的培训形式，还要开展与农民的自身特点相匹配的新型培训形式。例如支持农民参与专门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技术会进行农业技术的学习及探讨，与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合作，给参加培训的农民场地、技术上的支持；同时还要探索田野课堂、网上教育等培训形式，培养一批如专业农民、农业经理人、优秀的农村电商运营商等农业技术人才，从而能够更好的发挥农民的主体力量，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16]。最后，发挥农民的主体建设力量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带动作用。农村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地区全部工作的引领者，基层党组织领导着农村地区的各种组织及工作，发挥农民的主体建设力量当然离不开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桥头堡作用。因此，我们要注重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在农村地区的模范带头作用[17]。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与农民紧密相连，积极地向农村地区引入先进的技术理念，及时向农民解读国家有关农业发展的各项政策，针对农民的不同问题予以帮助及指导，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做农民的知心人、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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