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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现代意识表征的风土对应的研究具有学科领域的开放性和时间维度的包容性①[1-3]。正因为其研究的真正驱动长期发轫于建筑学的外部，故而在积淀成果的同时，在建筑学内部的相关理论上存有深度不匹配的问题 ②[3]。这样的问题隐藏于面对全球化世界里建成环境改造失范和当下建筑学内部诸多的忧虑与关切之中。正如迈肯·乌姆巴赫（Maiken Umbach）和贝恩德·胡鲍福（Bernd Hüppauf）在《风土现代主义：家园、全球化和建成环境》（Vernacular Modernism: Heimat, Globaliza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后文简称“《风土现代》”）一书中指出的历史上的反向事实：“当时的学者甚至潜在地想要逆转欧洲南部和北部之间的这股自文艺复兴就开始萌芽到20世纪形成的繁盛的交流状态。” ③ [4-6]

就现代美学角度观之，风土建筑是一种“谦逊之骄傲”（orgoglio della modestia）[7]④[8]。如康德所言，没有明确目的却又符合目的——像似无意图的合目的性。从社会演进角度观之，文学、民族志和建筑的历史都证明对所谓“土著建筑”和“地方匠艺传统”存在着大量不同解释和转化，风土时而有助于时而却抵抗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风土如同观念之透镜，展示着现代性自身的两分性与辩证性。因此，即使是对现代主义残存基础发出致命一击的批判者——“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首倡人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也依然是主体性、能动性、反思性这一现代启蒙遗产的接受者[9-10]。风土是现代意识的产物，它是一种思想的符号和文化的创设，因此，风土在今天应被真正地理解为一种现代精神状态的表征（图1）[4]156。

1. 鲁道夫斯基绘于1929年的圣托里尼岛伊亚（Oia）小镇上的风土建筑。

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基于风土的丰富而详细的、语境化的反思性话语在建筑学之外的各个领域中真实而生动的“在场”，但折射出的也恰恰是19世纪至20世纪，现代建筑实践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留下的遗产尚待挖掘的现实。在此研究指归下，现代不少风土研究者拟从寻求启示的角度，挑战现代建筑仅限于修辞式的浪漫主义、古典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风格竞争的主导假设，进一步证明风土的历史样态并非同质性特征，而是如同各地方的风土建筑本身丰富而多样[7]24[11]。

《风土现代》一书参照家园、全球化和建成环境三种概念及其范畴，从个体的心理结构到社会的文化建制思考现代风土建筑的理论问题[4]1-23。这些分布在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也包括建筑学在内的相关思想及著述，表面程度不同、旨趣迥异，但仍然含有某种共通性的样貌——风土说到底是一种到了现代才可能出现的精神状态。现代风土建筑理论期待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智性背景下持续展开，其相应的存续实践将借助跨学科的思想工具建立价值认知。

1 基于语境比较的家园和风土观分析

《风土现代》一书中前三篇文章关注的是“风土”与“家园”在多个领域和媒介中的表现，来自于文学、知识史、思想史的重要观点，对于在建筑学中风土命题的重新认知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触动。马奇斯·培根（Mardges Bacon）的文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现代主义与风土》（Modernism and the Vernacular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指出，在策展领域里出现了现代主义话语的基本范式转变——风土范式。“国际式”展览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MoMA”）举办的一系列展览便是证明。MoMA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抽象的、普适化现代主义的先锋之地，此后却成为现代主义和风土新联盟的场所。迈克尔·塞勒（Michael Saler）的文章《讽刺性想象之居家：理性风土和宏大文本》（At Home in the Ironic Imagination: The Rational Vernacular and Spectacular Texts）从文学角度探讨了风土与现代主义的问题。通过分析1900年左右出现的科幻流行文学，照片、地图、附录，甚至脚注被用来传达小说背景的“现实效果”，这些文学现象展示了关键的现代主义特征——对科学的迷恋和对理性的怀疑。在这种文学的现代反思和游戏性中，地方感转移到了想象化的领域——家园成为虚拟。伯恩德·胡帕夫（Bernd Hüppauf）的文章《风土空间：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德国家园》（Spaces of the Vernacular: Ernst Bloch's Philosophy of Hope and the German Hometown）考察了德国思想史中家园的概念与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联系。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围绕大都市结构产生了某种统一性公共领域，德国领土发生的持续分裂则阻碍了这种空间的进一步明晰化。布洛赫的风土乌托邦主义（vernacular utopianism）应运而生——从无家可归之地到遥远家园之地，展示了一种现代制约和彼此定义。

建筑理论的关注点较多承袭现代建筑史内部的经典范畴，风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写在这部现代建筑史的“边缘”。与此相对，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之中，关联的讨论则显得十分活跃。这些主要的文化思潮是将西方文化史统一起来以持续传统，它们在古代到现代思想资源之间建立关联，并将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推想乃至现代和后现代都贯通起来；在现代，重新应用它们时则使用了新的修辞和术语，犹如蒙着薄薄的面纱，“风土”（vernacular）便是其中之一。它与西方文化思潮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家园”（Heimat）紧密关联。将“家园”与“风土”的语境稍作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概念的应用过程都渗透了历史性，不同的是，“风土”的作用逐渐区别于“家园”概念，其文化振幅痕迹和对社会总体进程埋藏的影响超出以国别为范围的讨论。同时，风土还是给当代带来启示的“超历史”现象，是一部持续被以新的诠释角度定义的、活脱脱的“当代史”，影响着全球化世界下建成环境的构筑[12-13]。

《风土现代》以西莉亚·阿普尔盖特（Celia Applegate）的研究为例，这本问世于1990年的著作《乡下人的国家：德国的家园思想》[14]（A Nation of Provincials: The German Idea of Heimat）借用了“家园”一词成功解释了现代出现的风土复兴现象，风土的经验化领域逐渐被视为国家建制的组成部分，在大众民族主义达到顶峰时，风土复兴热潮也达到顶峰。在阿普尔盖特的研究中出现的“家园”概念与“风土”概念留待比较，其语义及使用语境有所区别。

从语言学上看，德语的“Heimat”是一个与英语的“vernacular”概念有某些类似、历史地位较为相当的词汇，但是前者融入了情感内涵，因此其理论作用核心有所差异。衍生词汇“Heimisch”（在家的）指的是相对于“fremd”（全然陌生的）居住环境而言的，某种熟悉的空间感，该定义植根于一种精神的、情感化的场所，同时带有几分排他的意味。1699年，“Heimweh”（乡愁）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约翰内斯·霍弗（Johannes Hofer）的《怀乡病医学论文》（Medical Dissertation on Nostalgia, or Heimweh）中，用以描述一种被认为影响身心的疾病。在19世纪，“Heimweh”这一概念被个性化和心理学化了，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意味着主观性的心理倾向，孤独灵魂的状态，一种期望家园之地的经验和感受 ④。在当时的德国文学、艺术和建筑中出现了关于家园的现代意象，指向反对抽象和同质化空间的现代概念下的情感反应和心理状态 ⑤。

19世纪关于“家园”的论述成为一笔“遗产”，从20世纪开始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今天依然能够感知其存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发生经济大萧条，随之兴起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德国右翼势力兴起，国家社会主义情绪高涨，德国家乡风物保护协会（Bund Heimatschutz）的支持者保罗·舒尔策-瑙姆堡（Paul Schultz - Naumburg）的建筑职业生涯是这股走向的一个例证，该机构在意识形态上，执着于理想化地塑造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促使这时期的“Heimat”概念在极端意识形态的 “血液和土壤”（Blut und Boden）话语中起到巨大作用。因此，在政治上而言，德语的“Heimat”一词不仅具有怀旧意味，还含有一种可疑的，带有保守意味的情感纽带。就今天而言，“Heimat”的历史当然不可简单地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的史前史，但任何对“Heimat”的极端化定义都助长了政治排斥，被滥用于对他人的合法暴力。至今，左翼的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发表批判资本主义言论的时候，并不愿意把“Heimat”纳入其政治词汇 ⑥ [15-18]。

与此相对，在现代英语中广泛使用的“vernacular”一词，原本指的是一种本土的或者地方性的特定风格。“modern”（现代）这个术语已经被相当广泛的普及和使用，并得到公认，在所有种类的欧洲语言中都已经有类似的词汇。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vernacular”这个词，目前关于它的定义还未统一也不算完全明确。实际上，“vernacular”被用来指涉极其广泛的实践及意义表征，从少数民族的母语、方言，到日常流行的文化制品[19]。这个词在大多数的欧洲语言中不像“modern”这个词，“vernacular”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特别是在那些不是源自于拉丁语的语言中，也没有一个真正相当的词汇能够包含如此广泛的含义，当然也包括德语的“Heimat”一词。

为了能够对“Heimat”和“vernacular”在现代的作用进行泛地域性的比较，需要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意义简化为某些核心特征。值得注意的是“vernacular”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verna”这一词根指的是主人家中的奴隶——出生于主人家中土生土长，度过其孩提时代，以此区别于市场上花钱买来的奴隶。在1656 年托马斯·布朗特（Thomas Pope Blount）的《词集》（Glossographia Anglicana Nova: Or, a Dictionary, Interpreting Such Hard Words of Whatever Language, as are at present used in the English Tongue, with their Etymologies, Definitions, & C）中“vernacular”的词条为“proper and peculiar to the House or Country one lives in; natural”，意思是形容“某人所居的住屋或乡村所特有的、独特的性质；自然的”，这一定义也与“vernacular”这个词语的拉丁词根一致。在现代英语词典里“vernacular”的词条是“the terminology used by people belonging to a specified group or engaging in a specialized activity”，意思是“某一类特定群体，或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人群使用的术语” ⑦ [20]。拉丁语词根上显示了某种天然的阶层划分，语言学则将这个词作了转换，更一般地指向那种自然的、与家庭领域相关的事物，与国家性事务（res publica）相对，从这个时候开始，“vernacular”这个词开始具有一种张力，指向封闭家庭领域与外部公共领域之间对立的紧张关系。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地方特性，随即逐渐定义出一种表示属于某一具有清晰边界的、特定地区的事物所展示的特点，譬如民族特征、地方语言，甚至地方病。而“vernacularize”这个动词，表示的则是主动适应或者使某个人适应一个特定地区的特殊性，并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在1839 年时，“vernacular architecture”这个建筑学词汇曾首次在英国被使用，被建筑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评论家用以描述城镇和乡郊中的小型建筑物，体现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与构筑物，以及“古典传统以外”的区别于正统建筑（formal architecture）的那类建筑，阿兰·柯尔孔（Alan Colquhoun）称“vernacular ”为“在前现代停留于作为高级艺术之对立物”[21]。20世纪末，《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的出版基本确立了风土建筑“文化—环境”的双重属性（dual-nature），并以此组织现代研究的多学科框架[2]21-25。晚近，伯克利学派学者奈扎·阿尔萨耶（Nezar AlSayyad）提出“vernacular在很大层面上可以被认为：来自于民众、隶属于民众、服务于民众（of the masses, by the masses, and for the masses）。然而，民众（masses）并不意味着均质的、边界清晰的群体；恰恰相反，民众常常被精英阶层和统治群体认为是粗俗的、未教化的、贫困的人群”[22]，再次聚焦于“vernacular”拉丁语词根上显示的某种天然的阶层划分应用于现代性批判。

德语词汇“Heimat”与“vernacular”所表示的地方感虽然接近，其差异也引出了理论意义的不同和作用机制的差异，“Heimat”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调侃的轻松概念。过往在各种考察历史、知识和政治的语境中，英语的“vernacular”相对于德语的“Heimat”而言，强调表达一种与自然和人类环境对话的模式，并提供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方向感，其史地维度的研究趋势在逐步加强。它通过产生具体的形状和文化意义来弥补过于抽象化的现代范畴，以语义中的去主观化定义规避于民族主义者的滥用。同样可以得出的启示是，过往的研究可能草率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Heimat”的政治含义与所服务的意识形态目的，可能与该概念的现实经验并不一致。地方性、以社群为基础的情绪和感受被种族主义的画笔遮蔽了，真实的事实则是无论是家园还是风土情结（vernacular sentiments），虽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现代”特征，但却为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失范现象提供了现代的情感手段。在现代的精神症候中，对回归家园的渴望具有不可否认的正当性，这种现象比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任何一个年代，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普遍。因此，只要现代性被完全等同于从特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和拥抱普遍真理，对于家园的持久情感作为现代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受到了压抑。

对于家园和风土的语境比较，或可以引发社会学方面对建成环境及其文化含义进行现代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趋势——将地方主义或家园情感确定为国家建设过程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这类研究能提供的洞见更在于将风土形象的自发性从时间的绵延推及空间的广延，作为前现代社会遗存物的风土，远非现代民族国家融合的障碍，它帮助普通男女具体地想象民族（共同体）这一抽象范畴。而任何意义上的风土，本身都不是完全稳定的，风土取决于一个地方人口、物质、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因此风土的重新“构筑”对应的表达模式也是动态的，它与个体受到社会对种族或民族性格的不同想象有关——故而是一种当代史的写照。当下建筑师有意识或无意识所创造出的现代风土，不仅持续为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轨迹提供重要的纠正，也将当代人经验、情感和传统的敏感性真实地置于现代性的历史维度之中。

2 全球化与风土命题的历史作用和批判意义

在《风土现代》的第四篇文章中，乌姆巴赫讨论了在1900年前后的现代物质文化起源。提出对地方在现代性中所起作用的思考是由政治关切驱动的。当时的情况和今天相似，被视为威胁和机遇并存的全球化在同代人的脑海中占据着首要地位。

现代主义的理论大厦自20世纪60年代起被系统性地拆除了，其固有的目的论，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成为批评者的主要对象——后现代因而致力于瓦解将现代性视为普遍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叙事。然而，这场辩论的基础却先于现代理论，它们围绕着现代性本身的基本概念得到发展。启蒙运动的理论家把历史定义为持续的、不可逆的时间运动，从18世纪后期开始，批评者质疑这种同质化时间的刻板概念，并试图重新将场所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这一过程中，浪漫主义者尤其赋予了风土（vernacular）引发争论与思辨的内涵 ⑧ [18，23-24]。其作用即将具体的特殊性与抽象的统一性相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迅速发展的文化思潮，强调现代经验的异质性与多样性。这样一种二分法思维仍然存在，延续至今，譬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分析宏大的现代性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时，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从未现代过”[25]。类似的转义也可以在关于全球化的批判中找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历史终结”的论点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现代性的概念假定存在一个超越“文化差异”的自我。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种自我达到了它的最终实现，因此进一步的变化是不可期待的，也确实是不可想象的[26]。左翼评论家攻击全球化引导的普适主义是西方政治和经济霸权的主要工具——一种旨在支持新帝国主义政治，戴着伪饰的意识形态。后殖民理论则拒绝将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体系认同为整体，并尝试恢复空间与时间上的“差异”。

传统的异质性和矛盾性可以被看作是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现代艺术操作原则——这本是浪漫主义者眼中闪现过的前现代风土侧影，而就下一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而言，风土建筑是一种用以反对学院派的重要武器。如分离派的路德维希·赫维西（Ludwig Hevesi）的名言：“农夫的风格就是分离派的，因为他们对学院理论一无所知。”[11]18风土因不受学院或古典规则之桎梏，通身洋溢纯理性的光彩，成为现代主义建筑模仿之对象——建筑师手执过滤器一般择选出风土建筑符合功能主义的形式组构方式，文化意义与传统内涵则被放在一边，以此实现建造的理性、普适和统一。于是，风土与全球化的这一对深邃命题，在建筑理论的历史追溯中基本沉淀为现代运动与风土线索在形式与功能上的最初关系（图2）[27]。

以 《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的作者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的讨论为典型，该书曾经肯定过英国乡村的风土建筑对工艺美术运动以及随后的现代运动的贡献，但佩夫斯纳认为风土建筑的影响总体而言是有限的，其论述点到为止 ⑨ [5]39，58-67[6]18，33-37。佩夫斯纳的结论忽视了将风土建筑的纯粹形式引向严谨的现代主义抽象美学这一过程中，建筑师们具有的持续向风土建筑学习的内在动力另有原因，其驱动的外部作用机制与社会文化进程紧密关联。

佩夫斯纳对于工艺美术运动中风土现代关系的一般性阐释属于对1900年前后现代物质文化的起源研究。就此看，乌姆巴赫在《风土现代》一书中的观点有所突破，被视为威胁和机遇并存的全球化在1900年那代人的脑海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呈现为对全球市场竞争下的实体经济的巨大忧虑。然而，当时人们的反应并不纯粹是防御性的。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市场需要能够体现文化独特性的商品，并非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从全球化中拯救出来的品质，而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的独特性格将是一种特殊的资产。英国商品的历史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证明了从18世纪中叶手工艺瓷器厂创立者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开始，独特的、易于识别的产品更有国际市场。乌姆巴赫写道，19世纪下半叶的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只是这些巨大改革运动浪潮中的一波，当时大量的改革运动实际都在重新审视风土的价值，将其作为载体，试验如何将地方感注入现代性[4]119-120。

回顾这段历史，最初的“风土—全球”的英式博弈思维在欧洲大陆拥有了模仿者。对于许多德国的革命者来说，需要向英国学习成功之道。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德国制造商探索如何将“德国制造”的标签作为一种积极的营销工具。以工业设计问题为中心，经济驱动下带来的担忧，早早引发了对现代主义视觉代码中地方意义更根本性的价值重估，而在建筑历史中可以找到合适的线索来证明这一点。譬如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学习工艺美术运动之后指出：“领导角色取决于内在于民族成就的理想价值，换言之，就是文化价值。事实是英国在18世纪晚期，成功而迅速地塑造了中产阶级趣味……它的别具一格的民族成就帮助它加入世界市场。晚近发生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对于世界市场而言其影响是结构性的。英国就是通过它自身产品的独特性才成功的……这种现象代表了世界市场的根本格局和特征，文化价值主导着商业成功。”穆特修斯如此评价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他（拉斯金）成功地开启了英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关注。”“也就是说，对于德国而言，拉斯金提出的整体艺术的意义包含了：手工艺制品、性格、紧紧扎根于大地的特点（bodenwüchsig），对于艺术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日常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类环境，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整体。他的原则是对于艺术的诚实和深刻性的追求，从错误的腐化和流于表面的优雅中抽身，他信仰艺术是日常生活和人类心灵不可或缺的部分。”[28]穆特修斯在德国还承担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角色，对于德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他的观点代表了欧陆国家对于英伦岛屿在全球贸易中的成功所持有的看法。一系列有文化自觉性的民族都转向风土建筑，重视地方文化的价值，力求找寻民族原真性的根系和土壤（图3）[29]。

2. 约翰·拉斯金绘制于1863年的巴登村镇上的风土建筑。

3. 穆特修斯《英国住宅》一处风土住宅突出于外墙的火炉和烟囱。

以穆特修斯作为领导人物的德意志制造联盟（German Werkbund）为例，该组织表面上是一个促进工业设计的协会，主要人物实际上是建筑师组成的，而不是设计师，建筑在当时已经作为一种诠释空间并使其在文化上易于辨认的实践。1900年左右的几十年，建筑实践不仅仅是“现代主义”发展的跳板，由穆特修斯、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和理查德·里默施米德（Richard Riemerschmid）等人发起的住房和城市发展计划，将当地砖及风土形式与必要的现代功能设计结合起来，为将风土感知融入全球化城市创造了重要的先例。

进一步地，从历史呈现的理论样态来看，现代建筑史的一般分期方式开端定于19世纪末，其实也是从同一时期开始，风土建筑就成为深深忧虑着现代建筑失去地域性的建筑师普遍的灵感来源，一个提供联想，用以抵御全球化的潜伏者和藏匿的工具。风土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的历史联系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这种今后各自为政，随着时间交叠重返的现象，正是建筑历史研究在逐步探索和呈现的中心主题——在何时何处，风土如何显示了本土与地方身份能够身处于全球化的世界之中，而不是绝然抵抗全球化。

在建筑中反映出风土与全球化的某种历史上的依存关系——风土一直潜伏于现代主义内部，其概念不可停留于一种固定的“文化身份”以仅仅用于区别何为“全球化”。在批判全球化的研究者眼中，希望加强对风土的政治化操作，而实际上风土的定义是松动和不断被阐释的。在借鉴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研究时，仅仅将风土单纯地看待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的“他者”同样是不足的。重启对风土具体实在内涵的关心，能拆解全球化话语的二元对立，提供一条真正理解现代性复杂内涵的重要路径。

3 融入建成环境变迁的风土建筑研究及其影响

在本书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现代性的建成环境本身的风土线索成为被分析和讨论的对象，弗朗西斯科·帕桑迪（Francesco Passanti）的文章认为，在经典现代主义开创性人物的作品中，风土一直存在。例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被认为是抽象主义和“国际风格”的典型代表，通过对文字和图像证据的仔细考查，风土在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建筑概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坦福·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的文章以传统荷兰联排别墅为例，将风土建筑解读为某种社会记忆和意义的载体。许多现代主义建筑唤起了这些回忆，在现代建筑中，如果使用得当，风土将增加一个时间维度而不是否认变化，实际上将指向一种具有自觉性的现代主义。这证明了地方感和对过往的记忆紧密交织在一起，而记忆本身并不妨碍文明的进一步发育[4]169-170[30]。与阿莫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1969年在《宅形与文化》（House Form and Culture）中提出的观点呼应——每种影响宅形的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深层结构的传递结果 ⑩ [31-32]。

建成环境的变迁，在以物质实体形塑现代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也决定了对于现代性的具体感知方式。构成现代境况的譬如理性、世俗化、祛魅等重要元素，通过现代建筑运动构建的模型诸如 “功能主义”“国际式”，化为传达现代主义教义的理想范式。其结果是现代性危机同样深藏于建筑学进程里，主要表征即“后现代”这一术语的出现。建成环境对社会建制的批判作用巨大，以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上看，建成环境是现代主义空间政治构筑的关键方式。换言之，建成环境是现代性建构（和解体）的重要领域。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话语最先从历史的“暗橱”中“命名”了风土，随着“风土”入诗，进一步入史，逐渐被表达为地方叙事，很自然地，不同学科领域对风土定义存有差异。正如《风土现代》提出的，对于建成环境而言，风土通常是嵌入在对材料、实用性和社会背景的态度中，对于建成环境的变迁而言，风土建筑的时间性不是单独以文学叙事的形式讲述的，必须通过大量物质实体性的历史分析来仔细挖掘和思考应用手段。

以柯布西耶留下的关于风土的思想财富为例，一般而言，柯布西耶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运动的中坚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柯布西耶曾经抨击地域主义，提议将巴黎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为一排排功能齐全的摩天大楼腾出空间，并宣称房子应如打字机一样实用。与此同时，他对各种民居的广泛研究和转化，却为现代风土的概念提供了早期模型。他的方式是将有关地域主义、民间传说和更复杂的客观性（Sachlichkeit，sobriety）概念相互“叠加”，得出具有现代适应性的建造模型，而其传达的客观性正是由工艺美术运动的传教者穆特修斯在研究民居之后发展出来的延伸概念（图4）[29]。在这些基础之上，柯布西耶建立的新概念包含深邃的现代精神，他提倡建筑应当自然地从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并且自觉作为新社会文化的代表，这个过程就像产生于早期社会的风土建筑自身一样。通过提升风土建筑传达的社会功能意义，柯布西耶使得风土在现代主义建筑概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有不少建筑师等群体跟随柯布西耶的脚步，内化其发起的风土转换，意味着在当时就已经兴起针对日常环境重新发现“风土”，在此转换之中，地方感不再是明确的，而是隐含之物[33]。

4. 柯布西耶拍摄的伊斯坦布尔的风土环境。

关于风土建筑在建成环境中起何作用的争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受到“批判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概念的影响，这一理论在专业的建筑界之外同时引发了掌声和批评⑪ [34-36]。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曾将批判地域主义描述为一种回退式立场——后现代主义所渴望的否定之否定，将导致经典现代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矛盾复兴[4]22[37]。对赋予自主性艺术作品其抵抗力量的信心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标志，伊格纳西·索拉（Ignasi Sola）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建筑的目的必须具有政治上的颠覆性，这种颠覆性的力量只能从纯粹艺术作品的自主性中获得，只有以密斯的形式语言中的新康德理想主义，才有潜力继续化为一股颠覆力量，对抗全球化引发的政治堕落 ⑫ [38]。与此观点相对，在此书结尾，引入了批判地域主义这一术语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肯尼思·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就这场延续至今的争论“再提与过去对话的概念”（a dialogue with the past）[4]22，这一概念与海德格尔在1927年完成的现象学研究《存在与时间》所提倡的“倾听过去，同时思考当下”角度类似[39]。与艺术上激进的自治理论相反，弗兰姆普敦对过去持一种批评性态度，提倡质疑权威，但仍然坚持建筑与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相联系，而非主张建筑具有完全的自治性。

按此观之，在现代建筑中，如果使用得当，将风土视为现代语言的组成部分，将增加建筑绵延的时间维度而不是否认变化，最终走向一种高度自觉的现代性。此中，风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无形的想象之地，在面对有形的建成环境时唤起一种本土感或家园感；也可以包涵一种美学形式的语言，将想象之地转化为具体的现实。在这些无形的思与有形的物构成的综合指征之中，在想象的领域和现实的社群之间以物质实体的多种设计操作方式进行调和，或许是风土在今后对建成环境本身最可能产生的贡献。

尽管后现代理论主张思维的多样性、断裂性、非同一性和非理性，但现代性的“他者”——“风土”从一开始就是其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同样真实的在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现代建筑理论之外，而且通常也不如目的论对时间、进步和解放的必胜信念那么明显地成为一种叙事。因此，在现代性的框架里去多角度跨学科地思考风土，对于诸如出现在德文词汇中的西方家园概念中让人疑虑的部分有了把握，为应对全球化时代里的建成环境问题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本身也构成当代风土建筑研究的新范式。

风土作为现代组成部分的论点也与思想史的整体趋势相联系——现代性比其批评者所暗示的更多元、更对话、更开放、更宽容。鉴于此脉，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提出了现代性谱系的观点，即现代性真正始于16世纪的语艺人文主义（rhetorical humanism，或译为“修辞人文主义”），而不是始于17世纪笛卡尔式的科学理性主义（scientific rationalism）[40]。同样，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的《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建议对黑格尔著作进行非本体论式的阅读，以证明现代哲学实际上对后现代主义者发掘的所谓“盲点”早就极为敏感。[41]

编撰者乌姆巴赫和胡鲍福在《风土现代》前言中曾经指出，在创造“风土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这个词时，并非预设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在定义上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型可以完整捕捉到现代性的内部对立。相反，应当通过关注实践来接近它，故而本书以其历史演变中的一系列特征化时刻为例进行仔细分析。为了与这种方法保持一致，本书并没有试图将不同的学科视角综合成一个单一的元概念（meta-concept）。相反，这本书中的研究可以作为范例，以不同的方法阐明某个单一的现象——风土现代主义——同时保留作者在各自知识和学科中的独特方法和敏感性。

对于嵌入现代性进程里的风土究竟该起到何种角色，伴有种种不确定性。但整体而言，关于现代性的权威叙事和僵化准则，已逐渐让位于对具体经验之物的再度发现。这样的浪潮中，阅读《风土现代》一书对于我们的启发可能是，风土建筑在理论上不应“缺席”，其当代应用是重拾风土变迁历史中的诸多思想遗产和设计经验，再次向风土建筑学习，以形塑建成环境中风土建筑遗产的多元化存续实践，逐步寻回在全球化时代中失落的地方性与场所感。

（图片来源：图1来源于：Research Library，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Los Angeles；图2来源于：Ruskin Library，Lancaster；图3来源于：Das englische Haus：Entwicklung，Bedingungen，Anlage，Aufbau，Einrichtung und Innenraum；图4来源于：LC Foto: Le Corbusier Secret Photographer。）

注释：

① 风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现代存续和保护再利用在今天是国内外学界的热点话题。从 1999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风土建成遗产宪章》（Charter on the 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以来，关于风土建筑的价值认知不断以保护纲领形式取得制度性的进步，并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这也意味着风土建筑的研究进入了建筑学的前沿。对于世界风土建筑及相关理论历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框架，主要归功于1997年由英国学者保罗 ·奥利弗（Paul Oliver）完成编撰并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1997年，简称 “EVAW”），为风土建筑的现代学科化成果。

②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二战后，在西方持续研究风土建筑的勃兴状态下，尽管有很大的进展，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兴起的对风土建筑的兴趣相比，建筑史学内部对于风土建筑的关注整体而言是不那么充分的，主流现代建筑史的记录里多少忽视了风土建筑对现代进程的影响，其原因多种多样。大部分由德国、瑞士、英国以及美国的学者撰写的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研究中，很少对建筑师作品中的风土线索进行研究，他们也较少顾及或真正思考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③ 以《现代设计的先驱者》较为典型，在此书中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指出：“风土建筑帮助扫清19世纪历史主义复兴风格引起的美学混乱，并且因此为现代功能主义奠定了基础……”“现代主义中风土的角色是转瞬即逝的，风土随着更高程度的现代主义的发展，停止了其重大的作用。”

④ 作者注——进一步地，相关词汇Einheimisch可以被翻译为本地的，土生土长的等等；Einheimisch werden包含了heim这个意第绪语（Yiddish language）词后，从一个法律术语“归化”成为一个情绪化的术语，与支撑Heimweh这个概念的乡愁情感一致。

⑤ 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作品为例，《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开篇执着于尘世、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以及旅途的回忆；随之过渡到激情满怀地摧毁或建造一切的热情，直到一切跌回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的环境之中。《阿塔·特洛尔》再现了山区小镇的地方色彩与周围环境，诗人翻山越岭来到了此地，看到孩子们在跳舞、以叠句唱起儿歌。

⑥ 与风土建筑频频相连的民族文化这一用语中，究竟何为民族？过去文化意义上的Volk（民族）与指向公民组成的Nation（民族），在今天全球化带来的越来越强的文化离心力作用下是否依然可以被简单的回答为：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民族精神在时间上的“绵延”与空间上的“广延”在今天的语境下是否还有其自发性？不管如何，一个民族的精神为自我与他者明确了界限，包容他者意味着不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并同时不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但保持民族重心的策略却依然在于，采取一种真正的共同体方式，其边界可以加强或者松动。

⑦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ies（牛津英语词典），参考：http://oxforddictionaries.com。

⑧ 浪漫主义在英国的分支即自然主义，该诗派的桂冠人物华兹华斯发表了与风土建筑研究直接联系的《英格兰北部湖区指南》（1810年），这本书成为19世纪及其之后风土建筑保护运动的开创性文本，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第一部按照地形学角度划分的、对于英国风土建筑的记录和评价，第一次记录了工业化与风土建筑存续之间的矛盾。其精神上的门徒拉斯金出版《建筑的诗意》（1837年），进一步强调风土建筑的“诗意”如一系列方言语汇，是民族个性和国家身份的来源。

⑨ 即便他下一阶段的写作更多地集中于如画（the Picturesque）与英国性（Englishness）的关系，不再继续追查这一线索，佩夫斯纳的观察对于风土现代批判仍然具有启发性。

⑩ 风土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文化建成物（artefact），其在社会过程中的象征意义、在社会变迁中意义的转化、在社会关系权力运作中的力量被加以重视和研究。

⑪ “批判地域主义”一词由建筑理论家亚历山大·楚尼斯和利亚纳·勒费夫尔在《热带建筑：全球化时代中的批判地域主义》一书中构建，但更明显地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的研究相关，标志性论著如《走向批判地域主义：抵抗性建筑六点》（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1983年）、《批判地域主义:现代建筑与文化认同》（Critical Regionalism: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1984年），该范式激发了对当代建筑地域主义的批判性研究。

⑫ 伊格纳西 · 索拉（Ignasi Sola）负责密斯 · 凡 · 德· 罗（Mies van de Rohe）的巴塞罗那馆（Barcelona Pavilion）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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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玥，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副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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