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社稷·苍生:泰山文化的形成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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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社稷·苍生:泰山文化的形成与精髓

2023-12-22 14:12|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不论“四岳”“五岳”,泰山都为“宗”,为“长”。连绵不绝的巡守、封禅、祭祀活动,大都与山岳崇拜、“四岳”或“五岳”的确定以及泰山独尊相关联。文献记载的虞舜巡守四岳,实行的是“柴、望”礼仪,王者“柴”,燔柴以祭天,诸侯“望”,望祭大岳。这种“燔柴祭天”,在东巡岱宗泰山时成为定制,其他诸岳,均“如岱礼”,并成为惯例。巡守柴望制度与礼仪,是伴随着“四岳”或“五岳”的祭祀而实行的,封禅则是泰山独尊的体现。泰山在“四岳”或“五岳”中为“宗”为“长”,可以看作是选择泰山进行封禅的基础,但秦始皇对泰山的首次封禅以及延续至宋代的泰山封禅,在更大程度上,当与战国时期邹衍倡导阴阳五行说密切相关。

按五行,东方属木,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阴阳交代”、万物发生之地。按五常,东方为仁,仁是天地大德。按四时,东方为春,春天万物更生。八卦属震,二十八宿为苍龙,既是帝王飞腾之地,又是“万物始终之地,阴阳交泰之所”。泰山是“四岳”“五岳”之长,泰山神灵地位是其他山岳之神无法比拟的,因此“王者功成封禅,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宋真宗后,皇帝到泰山封禅已经废止。其中原因,既与宋代国势衰微有关,也是由于宋儒对封禅的非议抨击。明清两代虽不在泰山封禅,却仍然不断在京师及泰山举行祭祀活动,依旧标示着对泰山的尊崇和其地位的认同。

随着封禅、祭祀等“国家正祀”活动的延续,泰山的民间信仰也十分突出。赵世瑜指出,“自上古帝王的泰山封禅以来,东岳崇拜就更多地体现了国家信仰,而碧霞信仰则具有更多的民间性”(《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此说很有启发意义。笔者认为,围绕着泰山封禅、祭祀等“国家正祀”活动,民间信仰展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个方面,泰山的民间信仰伴随着封禅、祭祀等“国家正祀”活动而产生,起源甚早,并日益昌盛。泰山的民间信仰起源,与东汉时期具象化的泰山神——泰山府君(泰山君)明确有关。在这一时期,泰山被称为“天孙”,泰山之神除了护佑社稷帝王之外,还有主苍生之生死的功能,与芸芸众生密切关联,民间信仰也由此而生。同时,泰山女性之神(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也应时而生。顾炎武《日知录·湘君》认为,碧霞元君“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泰山女之说,“晋时已有之”。据《钦定大清一统志·泰安府》记载,“碧霞元君庙,在泰山绝顶,宋真宗东封,构昭应祠,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金改称为昭应观。明洪武中重修。成化间改祠为宫。弘治中名灵应。嘉靖中名碧霞”。碧霞元君“声灵赫濯,护国庇民”,其信仰虽主要在民间,但官方也多有祈求祭祀活动。

第二个方面,泰山的民间信仰由泰山周边地区扩展至全国,信仰圈逐步扩大。检索历史文献,在泰山地区之外最早建立东岳庙的,是陕西的咸宁县,时在汉代,“东岳庙,在城东南四十里,汉时建”(雍正《陕西通志》卷28,《祠祀》)。安徽太湖县的东岳庙则建于南朝刘宋时期。其后各省府县陆续建有东岳庙,甚至也有在一个县建有多座东岳庙的情况。从而形成“天下郡国,皆有东岳庙”(张居正:《勅修东岳庙碑文》。见《日下旧闻考》卷88,《郊垧》),“泰山之祠遍宇内”“泰山之祠遍天下”的格局(清圣祖御制《东岳庙碑文》,见乾隆《畿辅通志》卷8;乾隆《御制东岳庙重修落成碑记》,见《日下旧闻考》卷88)。

山川崇拜、巡守封禅祭祀、民间信仰,有其内在的联系,由此反映出的泰山文化体现着自然、社稷与苍生之间的多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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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民安”“和合共生”是泰山文化的精髓

泰山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帝王巡守,还是封禅、祭祀,都把泰山与社稷苍生联系在一起,希冀和祈求的都是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等。即使是民间信仰的泰山府君和碧霞元君,也是出于其“护国庇民”。“泰”字之本义,即有大、强、强大、安定之意。只有国家强大安定,才有人民的安康乐业。同时,“和合共生”既有其特定的文化融合、国家治理等内涵,也与“国泰民安”相关联。

在《诗经·鲁颂》中,既有众所周知的“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也有“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的诗句。在《诗经·小雅·天保》中,也有“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坼不崩”之句。后人在解释“如冈如陵”时称:“如冈如陵,即国家安于磐石泰山而四维之意”。也就是说,早在《诗经》形成的年代,已经把国运长久、国家强盛、国泰民安,比喻为“安于磐石泰山而四维”。

屡见于历代史籍的“居累卵之危,而图泰山之安”“天下之安,犹若泰山而四维”“天下巩固,屹若泰山之四维”等等,均是言简意赅地点明了泰山与“国泰民安”的象征意义、内在联系和文化内涵,这一点已经渗透进传统文化的肌理。

如何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王符所说的“居累卵之危,而图泰山之安”,有居安思危之意。其他人所说的泰山之安大多与“四维”相联系。“四维”在汉语中,主要有四层意思:一是四面相联系,二是东、西、南、北四方,三是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角,四是礼、义、廉、耻。前三者都与方位有关,而且与八卦相表里。后者则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管子所说的“四维者,礼义廉耻也”“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主要是一种伦理上的文化表达。而在文化传承中,“国泰民安”与道德行为规范上的“四维”越来越密切。宋人林之奇《尚书全解》卷6《益稷·虞书》及卷31《洛诰·周书》称:“尧舜以天下为忧,而不以位为乐,盖为人君者,苟以位为乐,则将穷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娱,故不能保厥位,至于颠覆丧亡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致其畏慎之意,则其位之安,如泰山而四维。”“凡朝廷之制度纪纲,莫不得其条理,而四海九州岛之民,莫不安居乐业,天下之势,盖若泰山而四维之安。”这里强调了君主的行为和制度纪纲对维护国泰民安的作用。

宋人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7《变更持守》称:“台谏持天下之平,士夫守天下之论,国家尊严凛然太阿之出匣,天下巩固,屹若泰山之四维。”这里强调的是臣僚与士大夫的作用。清人张英《书经衷论》卷3《周书》称:“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定天下规模如泰山之巩固,磐石之四维。子孙有所凭藉,以为不拔之业。臣民有所信守,以为久安之计。”这里强调的是君主与臣民对道德行为规范的共同遵守,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康熙御定《日讲四书解义》卷二一《孟子》称:“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从来未有人心不端,风俗不正,而可以致治者,其系岂一人一事已哉。”这里强调的是世风与群体行为对国泰民安的影响。

泰山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国泰民安的文化特征已经呈现出多元色彩,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泰民安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与国泰民安一起,成为泰山文化的一体二翼。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的基本精神,强调“贵和尚中”,即《礼记·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泰山文化中的“和合共生”,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天人合一,二是和谐包容。

以“功成受命”“易姓告代”为标识的泰山封禅已经是天人合一的体现,泰山文化表现出的天人合一还在于泰山神的“灵显昭著,佑庇万民”。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肤寸成云,霖雨天下”。即所谓“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乎天下者,唯泰山云尔”。泰山的祈雨活动,在天人合一方面是“天心感召”,在官员方面是“遵旨虔祈”,由于与百姓的愿望契合,所以出现“人心为之安定”等景象。

泰山文化中的和谐包容,本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至于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也。无间,则合矣。以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皆合而后能遂”(程子:《伊川易传》卷2,《周易上经》)。这种“和合”,既包括了“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合”,也包括了齐、鲁文化之合以及泰山儒释道文化之合。泰山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渊源之区,儒学一向兴盛,同时,泰山是道教的孕育之地,泰山的佛教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普照寺、竹林寺、灵岩寺等佛教寺庙同样得到发展,香火繁盛。

泰山文化中和谐包容的起源,也与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名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有关。“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本意在于虚怀若谷,广纳天下之才,容事容人。这种包容精神,后来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延伸。康熙御定《日讲书经解义》卷五《说命上》就称:“古人云,泰山不择土壤,故能成其髙,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人主不遗葑菲刍荛之言,故能成其圣。……则听纳日广,资益弘多,而作圣之基在是矣。”光绪年间,也有文章认为,“泰山不争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此言治国之道”(《申报》光绪五年六月十八日)。这些说法已经将泰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上升到了治理国家的高度。

02

结 语

山川崇拜、巡守封禅祭祀、民间信仰是泰山文化形成的三大要素,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有机统一,既体现着自然、社稷与苍生之间的多重关系,也是孕育泰山文化的本源。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也有各组成民族或某个区域的文化。泰山文化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总结,但从根本上说,泰山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山岳文化和区域文化,而且是具有泰山特质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在这个基点上,作为泰山文化精髓和主体的“国泰民安”“和合共生”,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

“国泰民安”“和合共生”,这种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贯穿于中国人的历史创造之中,赋予中国人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为实现祖国富强、百姓安康和民族复兴而不断创造历史伟业。特别是“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以及“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不断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促使国人锲而不舍地攀登,以达到至高至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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