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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州城有着22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西汉初筑城至隋朝的初创时期，作为县城规模的城垣，时间跨度约为800年。

史乘记载，最初的宜春县城为夯土版筑的土城，以山丘为依托、以秀江为津要布局城池，但其具体位置、广袤几何及城门坐落均未见记载。

当代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曾对古代袁州城池进行过实地考察，其著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记述：“汉至唐初的宜春城，位于后世城的东半部分，可说相当于后来的东城部分。……城内南半部分是包括风景区的小丘陵，有名宦记功碑，官厅和民居、寺观等集中的居住区在城北半部江岸的低地，城内有被称为棋盘街的棋盘格状划分的整整齐齐的街道。”寥寥数语，只勾勒出城池的大致轮廓。

这一时期，有关城市营建工程的记载极少，仅有西汉时宜春侯刘成筑“五台”的记载。

西晋太康元年（280），宜春县更名宜阳县。此后三百多年间的城池变迁及营建，史乘未见记载。

隋朝大业三年（607），宜春县署迁出州治，“移于州之东七里”，约今湛郎桥一带。由此直至南宋初，城池作为单独的州城，存在了450余年。

第二阶段自唐初至元末，为城池拓展成型时期，历史跨度约750年。

袁州城垣修建最早的记载，发生在唐朝初期。武德四年（612）九月，安抚使李大亮修建袁州城，在州城的东、南、西三面开凿城壕，宽七丈，北面以秀江为壕；筑城高二丈，周回四百八十四步。城墙外甓内土，城上建露屋，皆覆以瓦。至于城门的位置及数量，则未见记载。

天宝五载（746），房琯贬任宜春郡太守。为改变郡城“城基卑湿”的不利环境，房琯预备迁移郡治过江，择址“建筑城垒”，打造一座全新的郡城。江南西道观察使“虑其勤民”，不允。房琯只得以旧有城池为依托，“展故城西南二百余步，去卑湿而就爽垲”，将城市的重心向郡城西部、南部干爽的台地转移。此举拉开了拓展城区的序幕，奠定了后来袁州城营建的基本格局。房琯任内颇多惠政，创新郡治，修建文庙，创立学宫，开宜春官办教育之先声；修建济川桥，首建沟通秀江南北交通的桥梁。

元和四年（809），李将顺任袁州刺史。为消除州城火患，组织民众在清沥江（今温汤河）拦河筑陂，引水入城，称为李渠。李渠不仅防备火灾，还兼有灌溉、汲引、排水、行舟等多种功能，并影响到后世袁州城的营建布局。

南唐保大二年（944），刘仁赡任袁州刺史。下车伊始，“添筑罗城，开辟壕堑”，修东南面子城，皆用砖石。他还主持了州治官署修缮工程，其中的鼓角楼（谯楼）的修建，是为迄今袁州谯楼建造的最早记载。刘仁赡文治武功皆为南唐翘楚，在他的治理下，州城“丰财足用，士庶易其居第，二载之内，阛阓栉比”，呈现出市井繁荣、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一时期，地处吴（南唐）、楚边境的袁州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袁州城数经战火洗礼，“巨盗黄巢、萧铣寇江南，独不能入袁；马希范据长沙，……皆不敢东窥其城之利。”袁州城池的坚固完善，由此可见一般。

北宋初，袁州城历经修缮营造，规模格局已大为改观。据北宋《袁州图经》记载， 袁州城“周围七里二十步，高三丈八尺。子城周围一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七尺。北枕秀江，三面壕深四丈。”俨然已有森严气象。但城垣门楼位置、数量，仍未见记载。

皇祐四年（1052年）末，祖无择贬任袁州知州。任内新建袁州州学，建韩文公庙，召置生徒。

两宋交替之际，金兵南侵，朝廷诏令“凡城池皆令坚险”。建炎二年（1128），汪希旦任袁州知州，新修州城城基周二千三百一十五步，原城高一丈五尺，增高至二丈；女墙三千五百步，高五尺，均为砖砌。又建敌楼、战栅五十间，总六百五十间；建西门内城，“民赖以安”。这里提到的西门，是至今有关袁州城门最早的文字记载。1994年，宜春市进行旧城改造拆除秀江南岸袁州古城墙时，意外发现一块刊刻“秀江门”三个大字的石匾，署款“宜邑绅民”，刻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这一发现首次揭示了宋代袁州城北门曾经被称为“秀江门”的史实，同时为南宋初建炎年间袁州大规模修建城池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大概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宜春知县胡安老将县署“徙于城内之善政坊”。此后，袁州城一直维持州（府）县同城的格局。

淳熙五年（1178），袁州知州张杓、宜春知县柯春卿将文庙由东门外移建于江北卢肇故居旧址处，创大成殿，设讲堂，名“闻弦堂”，招生徒讲学，是为宜春县学之创始。以后宜春县学常驻于此，历代未变。

元代，袁州城垣范围沿袭前代旧制，鲜有修建记载。元末，红巾军将领欧普祥占据袁州，凭借州城深壕壁垒的坚固，据守袁州十年。

第三阶段为明、清代规整巩固时期，历史跨度约540余年。

明代，袁州城垣的建设较以往历代更加重视，修建的频度高、力度大，城垣在形制上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洪武四年（1371），袁州知府刘伯起主持对府城进行修缮。增修城堞，浚濠立栅，创建四门城楼，城门外增修月城，覆以串房，间以箭楼。又规定以后府城四面的城楼、城墙如遇倾圮损坏，须由城门所通往的属县负责修缮，即东门属分宜县，西门属萍乡县，北门属万载县，南门则属宜春县，城楼及城墙如有圮损，则由相应属县修缮。

嘉靖三十二年（1553），袁州知府袁袭裳依朝廷规定的形制，大举修建城垣。撤除城上全部串屋，改以窑砖铺地，在城墙上修建马道一千余丈。工程告竣，袁州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砖块铺砌的城墙、雉堞、甬道坚固整齐，“气雄形壮，称江右一钜镇也”。

嘉靖二十八年（1549），袁州知府刘廷诰、宜春知县徐栻对韩文公祠进行修缮，“增建原道阁以课诸生”，题匾“昌黎书院”。昌黎书院从此成为袁州城内除袁州府学、宜春县学之外第三所官办教育机构。

明末清初，袁州城遭到了自筑城以来最为惨烈的战争蹂躏，城垣残破，“庐舍荡析无遗”。直到康熙初期，兵戈稍戢，较大规模的城垣修建工程才得以施行。

清代袁州城垣的修建，见于记载规模较大的不下十余次。起初，各次城垣的修建工程并未沿袭明代以来府属四县各自负责一面的旧例，概由袁州府和宜春县承担。

康熙三年（1664）四月十七日夜，府城遭遇特大洪灾，北门城楼等三处城墙共三十余丈坍塌，没入秀江近岸的深潭中。由于城垣坍塌损坏情况十分严重，自两江总督至守土有责的府县官员先后捐俸助修。全部工程计重建北门城楼及瓮城一座、南门城楼一座，修复四门周围城垛，补筑旧城各崩裂处。全部工程历时一年有余。修建完善后的袁州城垣周围总计九里一十八步，共有四座城门，东门称“安仁门”，通分宜县；西门称“萍实门”，通萍乡县；南门称“神通门”，通仰山古庙；北门称“拱辰门”，通万载县。四门均建有内外城楼，共有八座城楼，较之先前均焕然改观。

康熙三十四年（1695）九月，府城四座城楼遭大风和冰雹袭击，毁坏严重。频繁的城垣修缮工程令宜春县不堪重负，知县江为龙以财力不济为由，呈请上官恢复了“四县分认迭修”城垣的办法，“注定四县字样，命砖工烧成为据”。

乾隆二十四年（1759），袁州知府陈廷枚奉命修缮城池，重点修整西、北二城，新修四门城楼。竣工后重揭各城楼题额，即东为宜阳门（原名安仁门）、西为萍实门，南为大仰门（原名神通门），北为袁山门（原名拱辰门）。

乾隆四十九年（1784），秀江桥垮塌，北门临江不能通行。遂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北门以东另辟小北门，称“锦春门”。

道光十七年（1837），袁州知府熊象阶“督同四邑修理”城垣。与此前不同的是，宜春县独修北城，修建工程“自小北门起至大北门傍西城隅止，及北城二楼、护城河岸等处”，通计长一千六百二十九丈，高二丈，厚一丈四尺，垛口九百九十六个。

第四阶段为民国初至20世纪末，即袁州城墙逐步被拆除时期，历时80余年。

中华民国建立后，袁州府作为一级行政机构被撤销，城垣基本保存完好，城区复归宜春县统管，人们习惯上仍称之为袁州城。

民国21～24年（1932～1935），国民党军及宜春县政府为防御红军的袭击，在城垣上建造安赣、定西、宣仁、春化数座砖石垒砌的大碉楼。此时，袁州城垣高墙深壕，基本完固，东门、西门、南门仍保存有月城（即瓮城）。

民国28年（1939），省城南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作为后方，宜春县境内及城区驻有从省城等地撤退的机关、学校、军队及大量难民。日军飞机多次飞临袁州城，实施轰炸袭扰，造成军民死伤。于是，宜春县政府奉命在四面城墙各处拆开豁口，以便防空疏散，并防止将来日军陷城后踞城固守。嗣后，各段城墙渐次被拆除，墙砖多用于建房、铺路。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原北城沿江自北门城楼至小北门（锦春门）的一段城墙基本保持原貌。城墙全长300余米、高6.1米，北门城楼及小北门亦基本保存完好。1984年5月，城墙及两座城门被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点。

1994年3月，宜春市人民政府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宜春市城市总体规划》，实施高士路拓宽改造工程。5月，拆迁工程启动。至年末，市区仅存的袁州古城墙及北门城楼、小北门全部被拆除，袁州古城垣最后的遗存消失殆尽。

宜春市曾经是江西省仅存保有古代城垣的2个城市之一，另一个城市是赣州。至今，历史上曾经并称为“铜袁铁赣”的两座城市，赣州古城依然巍然屹立，袁州古城却已踪迹难寻。言及于此，宜春人无不扼腕叹惜。

（作者 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