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伟苠

长渠，又名白起渠、荩忱渠，位于湖北襄阳古城南部，西起南漳县谢家台村，东至宜城市赤湖入汉江，全长49.3公里。相传其前身为战国时期名将白起所开渠道，最迟南宋时期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灌溉体系，至今仍灌溉着南漳县和宜城市30.3万亩良田。经过历代修缮，长渠现已发展成为以三道河大型水库为主水源，15座结瓜水库及2671口陂塘为补充水源，各级干支渠道为脉络的“大、中、小”相配套、“蓄、引、提”相结合、“长藤结瓜”式农业灌溉系统。工程拥有规模以上干渠1条、主要支渠38条、闸门499座、渡槽39座、涵洞518座、倒虹吸3座、滚水坝1座。2018年，长渠成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穿过蜿蜒的山道，穿越茫茫的雨雾，我们来到湖北省南漳县武安镇，长渠的渠首就在这里的沃野和村落之间。

长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战国时秦将白起带兵伐楚，久攻不下，于是在鄢城（今湖北宜城）西山的蛮河上游拦河筑坝，以水代兵，水淹楚国鄢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描述了这场残酷的战争：“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战事结束后，鄢城划入秦国，秦以鄢为县。秦昭王以白起筑堰之旁的武安镇之名，封白起为武安君，所筑之堰命名为武安堰。白起因征战所开之水攻战渠，此后被沿线百姓改造成引水灌田之渠，并称之为“白起渠”。历朝历代不断修治改造，并把渠道与附近一系列陂塘串联起来，灌溉面积越来越大，形成早期的“长藤结瓜”式蓄水引水灌溉工程，所灌之处，皆成“膏良肥美”之地。

明清时期，战乱频仍，长渠渐被湮废，完全丧失了工程作用。民国时期，爱国抗日将领张自忠曾倡议修复长渠，南漳、宜城两县人民也曾多次吁请。当时的湖北省政府曾经在1942年作出修复长渠的决定，但终因多种因素未能实现修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时，湖北省政府将兴修长渠工程于1950年报请水利部批准并得到政策和财力支持。1953年5月1日，历尽沧桑的百里长渠终于竣工通水，重新造福沿线数十万人民。

比之京杭大运河，长渠不够宽，也不算长，但其施工技术巧妙，在水利技术史上有许多重大创造，尤其是“长藤结瓜”式的蓄水引水灌溉方式，堪称中国水利技术史上的重大创新。

长渠整个工程起初以拦河坝、引水口、干渠三大工程为主体。拦河坝就是我们现在仍可看到的渠首工程，《水经注》曾概括为“立碣、壅水、筑巨堰”，即拦河筑坝，抬高水位，逼水入渠，储存水量，充实水源。

引水口建于拦河坝右岸。白起修渠时并无引水建筑物，但在后来的工程运行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设置闸门的重要性。唐宋以后，长渠引水口建起了调节引水的闸门。

长渠工程之巧妙，一为“立碣、壅水、筑巨堰”“障渠而东”，筑坝引水。而其筑坝施工技术，《水经注》记载为：“以竹笼石，葺土而为堨。”其最大优点是将分散的卵石聚为一体，既抗御洪水冲击，又能泄水，还能适应河床的变化。二为多源引水，梯级开发。《水经注》记载“复凿蛮水与之合”，采用了跨流域调水的方法，多源引水以补充水源，而且与其姊妹渠木渠是有记载的同一水系梯级开发的先例。它们都引用蛮河水系的水，取得了显著的灌溉效果。三为“起水门”。水门相当于斗门、节制闸，建在渠道上以控制流向，调节流量。《大元大一统志》记载长渠“起水门四十有六”。四为斩竹伐木，垒以土石，以防横溃。它开创了我国古代水利的一项重要技术。

长渠流经之处，沿线串起大量水库和堰塘。所谓“陂渠串联”，就是将堰塘与渠道串联起来。如果说长渠是一条藤，沿渠与之串通的水库、堰塘，则是一个个瓜。现在这些“瓜”包括15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这些“瓜”的作用非凡。它们循环蓄水，在非灌溉季节，拦河坝使河水入渠，渠水入库、塘；农田需水时，随时输水灌溉，提高了水库堰塘的利用率。整体工程也实现了以多补少、以大补小、以余补缺，互通有无，平衡水量，充分发挥了长渠工程的最大潜力。这种“长藤结瓜”式的供水方式十分科学合理，放到现在仍十分先进。

站在“长（白起）渠遗址”这块湖北省人民政府2008年3月立的黑底金字省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前，我的思绪穿过历史，探寻着长渠留给我们的遗存和启示。

从血雨腥风的水战之渠，到造福一方的水利工程，这条长渠不仅见证了社会的兴衰，也给后人许多警示和思考，其文物和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总结。

就文物价值而言，长渠由战渠变灌渠，形成至今已有2300多年。但以历代文献，尤其是《襄阳府志》《宜城县志》的相关记载，对照1938年经航空测量制成的地图，古今渠线基本一致，后来的勘探和卫星遥感图片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条绵延百里、至今还在福泽一方的古长渠，本身就是活着的文物和不朽的景观。

2300多年的古长渠，曾吸引历代政治家、文学家和有识之士，或亲力亲为修渠，或为长渠献计献策，或以诗文传世，留下了许多宝贵文献。

“武安南伐勒秦兵，疏凿功将夏禹并。谁谓长渠千载后，水流犹入故宜城。”唐代胡曾这首讲述长渠历经沧桑，默默养育一方百姓的《咏史诗·故宜城》，在南漳、宜城童叟皆知。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盛赞：“古渠废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复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岁岁无凶菑。”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还曾为长渠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历代志书中，《宋史·河渠志》《大元大一统志》《湖北通志》《襄阳府志》以及南漳、宜城县志对长渠都有详细介绍，为我们研究这条古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渠首的碑廊内，陈列着数十块记载历代修渠的石碑、残碑和拓片。最具代表性的是元大德年间南漳、宜城两县民众重修武安灵溪堰，襄阳府立的《重修武安灵溪堰记》残碑和国宝级的蛮河涨水碑。蛮河涨水碑由武安镇莲花堰村村民王华国捐赠，记载了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长渠渠首蛮河莲花堰和武安镇一带洪水消涨情况，在长渠申遗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昨日已逝，今日已来。长渠之首的白起雕像前，缀满了绿树繁花。我站在渠首，注视着汩汩流淌的长渠，想起历代史籍和文学作品中对长渠的记载，感慨之余，也有种穿越的感觉。

这长渠就是一个时空交接的枢纽，让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灿烂光芒折射当世，不仅使这片古老的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膏腴之地，也必将续写鄂西北大地新的传奇。